歷史的教訓和理論
——在蘇聯崩潰後討論蘇聯性質的各個理論問題
謝波德著 兆立譯
對於十年前蘇聯和東歐的“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崩潰,工人運動中的所有派系和世界資本家階級的政治代表們都覺得它來得太突然。沒有人在1989年之前預料到這樣一個後果——那就是,沒有一個現仍活著的人能預料到。為什麼會這樣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檢討一下關於蘇聯的性質的不同觀點,會是有用的吧。
前蘇聯是否社會主義社會
斯大林及其後繼者們聲稱,蘇聯已在1930年代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了。
這個政權聲稱,“我們當然還沒有完全實現共產主義,但是我們已經實現社會主義,那就是,共產主義的最低階段”。〈1〉
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而言,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最低階段,將會在資本主義科技成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它將會從那個基礎開始,快速地發展生產資料,使勞動生產力的水平提高到超越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
革命卻在歐洲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但是沒有能夠擴展到先進歐洲國家去。孤立在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蘇聯,不管它有了多大的進展,一直沒有能夠達到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生產力的水平。
蘇聯的產品質量差,不能夠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它在不斷的軍事威脅下,被廹將極大部分的生產,專門用在軍事上。在它存在的整個時期,它是一個相對地物資短缺,因此是不平等的政權。物資短缺與不平等,導致一個在經濟上享有特權的官僚層的產生。
列寧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不久,寫了《國家與革命》一書。他援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了以下的句子,來回答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之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消亡的概念: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是所有機會主義者們所重復說的。但是,他們‘忘記’加一句話:首先,根據馬克思,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正在消亡的國家,那就是說,一個如此組成以致立即開始消亡、不得不消亡的國家。”
這個社會主義準則確實從來沒有在蘇聯實現過──這個國家迅速地變成一個巨大而醜陋的東西,一點都沒有顯示要消亡的樣子。
列寧進一步解釋,“工人們在取得政治權力之後,將會猛擊舊的官僚機構,從根本上粉碎之,而且徹底地將它摧毀;他們將會代之以一個同一工人們和其他僱員們組成的新機構。為了防止這些人轉變為官僚,以下的,曾由馬克思、恩格斯所明確、詳細地規定的措施,將會立即被採用:(1)不但要有選舉,而且可以隨時罷免;(2)薪金不應超過工人的工資;(3)立即推行由全體人來管理和監督,以致每個人會在某時候變成‘官僚’,因此沒有人會變成‘官僚’。”〈2〉
蘇聯卻朝著相反方向走。那末,蘇聯的崩潰對於它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問題,能告訴我們什麼呢?
第一,官僚層(bureaucracy)本身──有一些人稱之為權貴們(nomenklatura〔譯者註〕──現在相信,資本主義比它以往稱之為‘社會主義’那個東西優越得多。它的成員都要千方百計地以個人身份變成資本家。
第二,蘇聯在一槍未發之下,即從內都崩潰,其不光彩之處,就是它尚未實現社會主義的最明顯的証明,因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在性質上比資本主義優越的制度。如果蘇聯真正已經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它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會在資本主義崩潰之前即崩塌了。這裡的一個重要結論是,蘇聯的崩潰不是社會主義的崩潰。
對蘇聯性質的三種意見
這就剩下在工人運動中佔少數的幾群人的觀點了。這群人的起源,都是托洛茨基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中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他們都是在1920年代後期被開除的。由於這個背景,特別是在1939年的斯大林──希特勒協定之後,發展出三個互相對立的關於蘇聯性質的理論。這三個理論導致三個對立的政治立場。
一個觀點是,蘇聯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a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近幾十年來,世界上持這個立場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團體是現已去世的湯尼●克利夫(Tony Cliff)所領導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以及它在其他國家的同盟小團體。
另一個理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未被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所預見的新形式的階級社會。提倡這一個理論的人們稱之為“官僚集產主義”(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根據這個觀點,官僚層是一個以新方法來剝削勞動人民、工資勞動者和農民的新統治階級。
持這個觀點的人美國最多。他們從1940年代開始即由夏克曼(Max Shachtman)所領導的組織所代表。這個組織在1950年代溶解到社會黨──社會民主聯盟之中以前,曾有過各種不同的名稱,而且迅速地向右轉。
許多有這個觀點的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主義一定要支持,因為它與官僚集產主義相比是較少邪惡(lesser evil)──這就是夏克曼及其支持者們在越南戰爭中支持華盛頓的主要論據。
一個從夏克曼的組織中分裂出來的左派,在德雷珀(Hal Draper)的領導下,拒絕接受夏克曼的右傾路線。自從1960年代以來,這個派系也許是對“官僚集產主義”的理論貢獻最大的派系。今天它是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社”(Solidarity)的一個組成部份。
第三個理論是托洛茨基的理論;先前的兩個理論都是為了反對托洛茨基的這個理論而發展出來的。這個理論認為,從斯大林統治時代開始,蘇聯已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
在一方面,這個社會以扭曲的形式保持了1917年俄國革命在社會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國家對對外貿易的控制,和一個獨立於資本主義貨幣市場的貨幣制度。在另一方面,官僚層在政府、共產黨和工業管理部門之內已奪走了工人和農民的一切政治權利。
蘇聯是一個“官僚墮落的工人國家(bureaucratically
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那就是說,蘇聯一直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一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政體(regime)。
在幾個傾向之間最尖銳的爭論發生在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尖銳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德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時候,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們亳不含糊地站出來號召保衛蘇聯。“新階級”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蘇聯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保衛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類似的分歧也發生在朝鮮、東歐、中國、越南、古巴、甚至冷戰本身等等問題上。
依我們意見,在以上幾個國家中,古巴問題應該分開來看。但是國家資本主義建議者們認為,古巴也是國家資本主義。官僚集產主義的建議者們認為,古巴也是官僚集產主義。兩者都認為古巴的政權應該被推翻。
我們不認為古巴是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我認為古巴是一個工人國家,它的以卡斯特羅為中心的領導層是革命社會主義領導層,應該受到我們的支持。
所有這些分歧都在蘇聯集團崩潰之前的數十年中完全記錄在文件中,而且透徹地爭論過。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重複那些爭論,而是根據這個崩潰來重新檢驗這三個理論。如有人對那些爭論感興趣的話,可以參閱過去的文獻。
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
在前蘇聯和東歐各共和國中企圖資本主義復辟，或者依照國家資本主義論者們的說法，倒回“正常”資本主義的一個令人吃驚的特徵,是國有化工業的私有化的途徑。
幾乎所有評論家都注意到,私有化的最大困難在於資金的缺乏。在《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2000年2月號上的一篇標題為“流氓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俄國和中國的原始積累”文章中,作者霍姆斯特羅姆(Nancy
Holmstrom)和史密斯(Richard Smith)指出,“〔蘇聯的〕權貴們集體地控制生產資料,並沒有私人地擁有這些生產資料。所以,〔新資本家〕階級一定要被創立起來。”
這兩位作者在提到哈佛大學的一位在蘇聯崩潰之後指導俄國人如何進行全盤、迅速地私有化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ery Sachs)的時候,寫道:“薩克斯為這個過渡所擬定的方案並沒有提到強盜貴族或流氓資本家。對抽象的、非歷史性的模式盲目地崇拜的薩克斯以為,一旦新聞有了自由,一旦私有企業被合法化,‘資本家’就會出現,就會蓬勃地發展,就會指揮經濟。但是,那些資本家從那裡來呢?在1990年的東歐或俄國,沒有人在生產資料方面擁有大量錢財或財產。沒有資產階級──連一個可把經濟交還的革命前資產階級都沒有。波蘭有這麼一個笑話:‘他們怎麼辦?──把列寧造船廠交還給列寧家人嗎?’所以沒有人有錢去買工廠、礦場、林場、集體農場,或者雇用工人。”
這兩位作者繼續指出:資本家“…必得要被創造起來。個人必須取得財物,把財產、工廠、礦場、油井、林場私有化。但是,因為沒有人有錢向政府購買這些國家財產,所以沒有可行的辦法能使這種事情按照法律、合於法律或者合於道德地去做。這個階級不得不幾乎要在一夜之間被培植起來。所發生的就是這樣。到最後,地下黑手黨成員、權貴們特別是某些工業的高級經理部門和一部份知識份子──這些人被特別地徵募去,以犯罪的手法,將經濟私有化。”
換句話說,沒有足夠的、擁有充足資本的人們能夠全部買下前國有化工業。這對於這些國家原來就是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理論,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國家資本主義”這幾個字真正有涵義的話,它應該意味著,在蘇聯,正像在任何其他資本主義形式之中一樣,資本積蓄早就應該發生了。如果資本積累在這個國家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了,那末相當大量的資本應該已經產生出來,而且在真正的人的手中了。
因為,根據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官僚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集體剝削勞動人民,那末,至少一部份官僚層應該已經積累了足夠資本來買下國有化工業。
但是那個情況並沒有發生。當時的官僚明顯怕不是資本家,因為他們沒有像在資本主義之下那樣積累資本。現在他們在新形勢下搶著要做資本家──變成他們原先不是的那個東西了。而且他們想要在事先沒有足夠資本的情況下這樣做,所以就進行偷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論就在這個實際情況下倒塌了。
蘇聯是官僚集產主義國家這個理論認為,官僚層已經變成一個新形式的統治階級。它以新的、過去未經過的方式剝削工農。它不是資本家,而這個社會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積累的基礎上運轉的。
根據官僚集產主義理論的建設者們的意見,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們都錯了,因為後者相信:人類的選擇,不是資本主義(如果它不被推翻的話,它就會墮落為野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們覺得,蘇聯及類似社會的歷史証明,第三個結局是可能的,而這個新社會有一些非常不吸引人的特徵,例如官僚極權主義獨裁。這個理論經得起蘇聯崩潰的歷史現實考驗嗎?這個理論遭受到與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所遭受到的同樣困難,因為雖然它認為官僚層並不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剝削勞動人民,它卻認為官僚層的確剝削他們。那末,“官僚集產主義者”的財富的規模為什麼沒有大到足以被轉變為資本來將經濟私有化呢?
蘇聯崩潰的主要特色,是統治官僚層向資本主義復辟轉變。那就是說,他們正試圖廢除他們在其下成長的制度(第一批蘇聯官僚已全部死去),即他們在其下獲得特權的那個制度。
這不是最奇特的歷史發展之一嗎?如果官僚層是一個資本主義被推翻後所興起的新形式的統治階級,它之明顯地想要轉變為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的欲望,就非常奇特了。
即使我們假定,官僚集產主義理論對蘇聯而言是正確的,這個制度的崩潰,以及它的新形式統治階級之想變為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欲望,都証明這個制度是不能長期地獨立生存的,也証明它的統治階級已經得出這個結論了。
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從其走上政權直至衰落,大約經過六十年。這段時間,用歷史來測度,不長。所以,“第三條道路”,儘管它存在了短暫時期,從來不是一個能獨立生存的新形式社會。就歷史的意義而言,蘇聯的崩潰証明,除了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兩個選擇之外,基本上沒有第三個選擇。
霍與史兩位作者說,正像資本主義初起時期那樣,俄國若要恢復資本主義,不得不要經歷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他們也指出，為了資本主義能在俄國運轉，另外的階級──無產者們──必須開始存在。他們寫道,在蘇聯，“俄國工人當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是在實際的意義上他們‘擁有過’，而且許多人仍然‘擁有’他們的工作。他們有過長時期建立起來的權利去得到房屋、國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托兒服務和為數甚多的國家補助。這些社會財產權利，在向‘正常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正被破壞。前蘇聯的大多數人民，在被剝奪被‘擺脫了’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持有和擁有之後，被迫到市場上去，用一句馬克思的話，除了自己的氣力之外別無他物可賣。”
換句話說，在這個新創立的市場中，勞動力已經或者正在再度變為商品。霍與史指出，這個過渡的後果已經是澈底的災禍。在改革的第一年，工業生產就低落了26%。這比蘇聯最後幾年的幾個百分點的低落更差了。
“在1992年至1995年之間，俄國國內生產總值跌落了46%──比〔1929年-1939年〕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的收縮還要壞。自從1989年以來，俄國經濟已經降低了一半，而且繼續在降低。自從1991年以來實際收入已低落了40%；80%的俄國人沒有儲蓄。俄國政府，因經濟活動的崩潰而破產之後，已停止支付數以百萬計的雇員及家屬的薪金。失業人數急劇增加，特別是婦女。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俄國一億四千八百萬人口中，有4千4百萬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貧窮線的定義是每月生活費32美元)；四分之三的人口每月生活費少於100美元。”
兩位作者進而列舉了預期壽命的下降、自殺、酗酒的上升、兒童被遺棄事件的增加等等社會指標。明顯的是，從工人的立場來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已經成為人類的一個災禍。
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官僚集產主義理論的支持者們怎樣解釋這個現實呢？國家資本主義或官僚集產主義在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優越嗎？在那些方面？像工作保障、養老金、公費醫療、房屋津貼和免費教育等等以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為基礎的事物和其他革命成果不就是托洛茨基的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值得保衛的東西嗎？
托洛茨基的觀點
現在我們就轉到托洛茨基的觀點吧！托洛茨基在1938年如此總結蘇聯的前途: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從十月革命中興起。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開展了生產力迅速增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各機構，經歷了澈頭澈尾的墮落:它已由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變成官僚層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變成官僚層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個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對國家經濟怠工的一個武器了。一個落後而孤立的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變為一個全能的特權階層──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在實際上也是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就是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則具有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將會推翻新的財產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是工人階級摧毀官僚制度，開啟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3〉
第一個選擇不正是正在發生的道路嗎？一部份官僚層開始對西方產生好感。智識份子中比較享有特權的層份──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等──非常羨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同行，因為後者有比他們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國有企業的經理們也有同樣的心境。
說蘇聯是一個沒有特權官僚層的無階級社會的那個官方的意識形態是如此與官僚的現實相異.連特權層本身亦對它持懷疑態度了。他們不再相信社會主義，連作為一個遙遠的目標也認為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只要從葉利欽原是蘇聯共產黨政治局一成員而看出它實在是一個多麼反對共產主義的機構呀！
但是，大部份這些事情已經存在很久了，事實上幾十年了。最後是什麼事情引致官僚層採取決定性步驟來恢復資本主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檢討一下支持官僚墮落工人國家的理論的人們的一些缺點，會是有用的。
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侵略行動所引起的恐怖，受到廣大動員起來的蘇聯人民的抵抗。他們忍受巨大的犧牲(大約二千萬人死亡)，阻止、擊碎了德國的戰爭機器。戰爭結束之後，蘇聯人民的另一次巨大動員，發生在國家的重建之中。計劃經濟在推進這些大成就時的固有力量，是明顯地被蘇聯群眾了解的。
在戰後時期，蘇聯的孤立被局部地打破了。為了對抗西方所發動的冷戰，革命被擴張到蘇軍所佔領的東歐國家去，雖然這是用官僚、控制的方法所達到的。中國革命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殖民地世界中的怒潮，整體而言，至少使這些新興國家與蘇聯及其集團結成友好關係。
雖然革命沒有在帝國主義西方爆發，而這個事實最終會對日後的崩潰有決定性作用，但是，對當時的許多人而言，歷史似乎是在蘇聯的一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的領導層都得出這樣結論:托洛茨基在1938年所提出的這兩個選擇已經被繞過了。
我當時是那些領導層的一份子，我也是這樣想的。雖然這個觀點沒有被明晰地寫下來，我們的文件只是省略了資本主義會復辟這個可能性。計劃經濟的成就是動人的。儘管蘇聯還是落後，它卻已經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的抵擋得住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
人民需要民主
蘇聯有原子彈。在蘇聯集團之內，科學、基礎教育和藝術都有了巨大的進步。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和北朝鮮的軍隊的奮勇抵抗，使華盛頓陷入僵局。我們當時就認為，工人階級已經強大到、社會主義的意識已經深入到官僚層不可能推翻國有化的、計劃的經濟了。
我們當然知道，計劃經濟已被這樣的事實所扭曲:它是由官僚層來計劃的；沒有工人們的參與，它不能夠充分發揮它的潛力；而且我們沒有工人民主，工人的參與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沒有充分重視托洛茨基曾經指出的一些事情:只要官僚的計劃抄襲西方所發展的大量生產的技術，它就可能會成功，甚至會有些大的成功。他在1936年寫道:
由官僚下命令，根據西方現成模型，建立巨大工廠，是可能的──雖然，確實地說來，花三倍於正常的成本。
但是你走得越遠，經濟就越會遇到質量的問題，好之質量就會像陰影一樣從官僚層的手上滑走。蘇聯的產品就好像被打上了灰色、冷漠的商標。在國有化經濟之下，好的質量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批評和創意的自由──這些條件是與一個極權主義的、具有恐懼、謊言和諂媚的政權不相容的。蘇維埃民主不是一個抽象政策的要求，更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標準。它已經變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個生死攸關的需要。〈4〉
缺乏社會主義民主的結果是，到了1970年代，蘇聯經濟就停滯了，其後，就真正地縮小。這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第一次。官僚層中較有遠見的人們開始覺得社會與經濟計劃都需要更大的公開性和更多的透明度。
在群眾中間，特別是在東歐，而且也在蘇聯，有了爭更多民主的運動。蘇聯及東歐在教育、工業化方面的成功意味著，勞動人民和中等階層就有比在1920年代後期斯大林鞏固了官僚層權力時的蘇聯群眾的文化水平更高的文化水平。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
這個過程終於引致戈爾巴喬夫發動glasnost(開放)和perestroika(改革)的運動。應該被注意到的是，戈爾巴喬夫的建議，是朝向逐漸引進資產階級民主的各方面，而不是朝向引進工人民主。那就是說，他的建議並不朝向授權給工人和農民來民主地管理他們的企業，或者恢復蘇維埃為工農委員會來真正民主地管理政府和經濟計劃。
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的運動，不但受到官僚層中較有遠見的層份的歡迎，而且受到蘇聯群眾的歡迎。後者要從窒息人的官僚拘束中解脫出來，實現更多的民主權利，促使政府的民主運轉。這些強烈的渴求都是進步的，值得支持的。
在戈爾巴喬夫的執政下，中央對經濟行政的控制被拆卸了，但是沒有被從下面來的人民控制所代替。這個結果是中央變得無能無力。官僚層對政治爭論、政治信息和政治活動的全權主義控制的放鬆，使得官僚層本身的權力和特權成為問題。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了。面對著瓦解中的“指令”制度，官僚層要保持對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特權享受，它的唯一方法就是“走合法化的道路”，把那些特權與私有財產聯繫起來。
官僚層怎樣能夠開始走這條道路而不激發一次內戰呢？當托洛茨基在1938年為蘇聯粗略地指出這兩個可能的政治後果時，他認為任一條道路都會引致一場暴力鬥爭。這在1938年無疑地是真實的。工人們之中仍然有1917年的一代。大多數人民相信社會主義，雖然他們在斯大林主義獨裁制的壓迫下非常惱怒。
現在明顯的是，蘇聯工人階級在1989年的自覺程度與1938年不同，縱然當時有斯大林主義的恐怖。經過了四十年的徒勞無益的官僚統治，社會主義意識已經退潮了，特別是在蘇聯所面對的經濟困難的情況下。
再說，現在沒有一個政黨站在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推動蘇聯的再生，不像1938年還有數以萬計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活在人世，縱使他們大都關在牢獄中。現在已經沒有與革命有活生生聯繫的幹部。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沒有人領導了。
因此，這個在1920年代官僚層篡奪政權時就已開始的反革命活動，在官僚層復辟資本主義的方案中.達到了高潮，而且是在沒有內戰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個過程並不是沒有遭遇到工人的抵拒。地區、地方性的罷工和示威時有發生，有些還遭遇到警察的暴力。有跡象顯示擴大到全國範圍。
東歐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並沒有像俄國那樣災難重重，但是那裡的工人階級也遭遇到巨大的損失。前蘇聯和東歐的各共和國的工人們都記得他們過去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那些社會收獲。他們將會越發抵拒向資本主義的過渡，使他們的生活程度降低。
只有通過這些鬥爭，社會主義的意識才能再度興起，新的革命社會主義政黨才能建立起來。前蘇聯和東歐的工人知道他們不要倒回斯大林主義。他們正在和將會知道資本主義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譯者註〕:Nomenklatura 是俄國術語。它是用來描述該國持高級職位的人們，這個職位的任命是蘇聯共產黨統治圈子所授權的。現譯為權貴們。
註釋:
〈1〉 這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紐約，Pioneer Publishers，1937年)中所引用的句子。
〈2〉 列寧，《國家與革命》，收集在《列寧全集》，第25卷，(莫斯科，Progress Publishers，1977年)中。
〈3〉 托洛茨基，《過渡綱領》，收集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紐約，Pathfinder Press，1973年)一書中。
〈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譯自2001年9/10月號《逆流前進》雙月刊。作者謝波德曾担任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組織部書記。〕
原文題目:Lessons
of History and Theory
原刋雜誌:Against
the Current
各小標題由本刋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