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十三）
第十章 托洛茨基與猶太人問題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相信，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鞏固，必然會導致猶太人的解放。它也無可避免地會導致他們的同化。猶太人會被吸收到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中去。不再會有猶太人問題了，猶太人問題只會被併入到資產階級的較一般的問題中去。〈1〉
到底有多少被解放了的猶太人仍然認為他們自己是猶太人，就完全要看反猶太人主義的剩餘還有多少了。〈2〉只要被同化了的猶太人不被社會某些部份接受為享有同等權利的平等成員，他們就會保持他們的猶太人身份。但是這種反猶太人主義，主要是生根在貴族、教會和軍官群〈他們也來自貴族〉之中，而且有前資產階級、半封建的特性。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進展，這種反猶太主義也會消失的。
猶太人會被同化、反猶太主義之作為一個前資產階級現象注定會消失的觀點，無疑地有一個理性的中心部份。〈3〉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六十五年中，半封建的沙皇俄國是唯一有公開反猶意識和實踐的歐洲大國，這一事實證實了以上這個觀點。可是，猶太人的解放過程，在那些有了人民群眾運動所支持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荷蘭、英國、法國、美國)中，是與在像德國、奧地利那樣，革命是“從上面”來的國家中極為不同的。在後一類的國家中，猶太人的解放是從上面引進的，只在以後才被取銷。〈4〉
但是，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大部份是由於考茨基的影響，帶有強烈的機械的經濟進化論的因素。它也是建基在對猶太人人口的社會構成較簡單化了的印象上的。就這點而論，它的態度是半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多於馬克思主義成分。〈5〉
沙皇俄國和奧匈帝國(加利西亞、斯洛伐克)都有人口眾多的貧窮猶太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沙俄(特別是它的波蘭部份)、薩洛、阿姆斯特丹、倫敦和紐約，都有人口眾多的猶太無產階級。在所有這些地方，它在創立近代勞工運動方面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6〉考茨基和他的門徒們大都不瞭解這方面的猶太人問題。伯恩斯坦、倍倍爾、羅莎‧盧森堡和格拉姆西等人的態度比較有伸縮性，不過還是有限。
這種不合適的理論導致實踐時發生差錯。當法國社會真正地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為兩部份的時候，以合厄斯德為中心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們嚴格地保持中立。照他們的看法，這只是資產階級不同派系之間的衝突。〈7〉奧地利社會民主党的宣傳品還含蓄著反猶太主義的音調。〈8〉在某種程度上，奧地利社會民主主義應該對反猶太主義在奧地利工人階級中比在德國工人中更普遍、因而造成在【1938年納粹德國對奧地利的】併吞時期的悲慘結果的事實負責任。
當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要解決它的猶太人口的地位問題時，它在猶太共產黨員(the
Jewsektia)的壓力下，選擇了一個介於同化和承認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之間的解決方法。〈9〉在俄國，只有猶太人被宣佈為沒有自己領土的族群。〈10〉雖然與被給以自治區或自治共和國的許多其他族群比較起來，猶太人在數量上較多、居住的地域較集中，而且有較高水平的文化均勻性，但是，他們郤不被給以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可是他們的護照和身份卡郤說他們的族裔是猶太人。這個半吊子的解決方法的兩面性，在客觀上郤使以後的納粹更容易去組織他們的滅絕運動。
只有進入老年的恩格斯和羅沙‧盧森堡才設法從考茨基為猶太人問題所設的約束中解脫出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中，恩格斯開始熟悉在德國宮廷附屬教堂牧師斯特克和奧地利維也納市長盧埃格爾周圍日漸增大的反猶太主義群眾運動。他認識到，這個反猶太主義是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動機和利益的思想所混合的結果。這個思想不但可在貴族、教會和軍官群中、而且可在貧窮化的中等階級和遭受猶太人競爭的自由職業人士中找到。
恩格斯對只是譴責反猶太主義為“愚蠢人的社會主義”並不滿意。〈11〉他意識到，西方有一個意義重大的猶太無產階級，他們的鬥爭必須得到支持(他一點都沒有說到東歐的猶太人)。他可能受到馬克思的女兒埃利諾的影響，因為她說：“我最快樂的時光是在與倫敦東區猶太工人們一起的時候。“〈12〉恩格斯也承認，倫敦東區的猶太工人是英國無產階級中最受剝削者之一。猶太裁縫、麵包師傅和鞋匠曾三次發動罷工，要求他們的14─16小時工作日減至12小時。
羅莎‧盧森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中所發生事情的影響之後，走了更前一步。她認識到，對猶太人政治權利的限制，或者對猶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視，包括猶太資產階級在內，一般說來就是對民主權利的攻擊。〈13〉因此，這些反猶太主義傾向，不應該被看成為前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心態的表現，而應該被看為現今的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因此應該加以有力地反對。〈14〉列寧在1914年為了取消一切對猶太人權利的限制，為國家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派改寫了一份法律草案。他在對這個草案的說明中寫道：
“黑色百人團【一個極右派的武裝團隊】正在進行充滿了仇恨的鼓動反對猶太人。【國家杜馬中極右派領袖】普里什克維奇的跟從們正企圖使猶太民族成為他們自己的不端行為的替罪羊。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党團派在它的法律草案中如此突出了對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的任意迫害。”〈15〉
在第二、第三國際的所有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中，只有托洛茨基把羅莎‧盧森堡和恩格斯對猶太人問題的正面意見擴展為不怎麼簡單、不怎麼機械地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達到這種態度的背景是他在以下這些事件中的經驗：年青時所體會到的黑色百人團與反猶太主義、對1905年革命的集體迫害和1913年著名的伯利斯案件。〈16〉他在那個時候還沒有拒絕接受考茨基的猶太人不構成一個民族的論點。但是他從小就對不正義的事情特別反感，所以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要抗議。我們在他早期對猶太人問題的著作中看到比在考茨基、維克托‧亞特勒、奧托‧鮑厄尔、或者甚至列寧、盧森堡等人的著作中對於反猶太主義的受害者更大的團結感。
在這同時，他被在沙皇統治下所目睹的野蠻主義深深地激怒。他在黑色百人團的大屠殺、謊言、暴行和伯利斯案件的不公正中看到這個野蠻主義的表現。向迫害者進行反抗、向被迫害者認同：這就是對猶太人問題採取新態度的推動力。這個新態度是超出了已被恩格斯、盧森堡所實現了的。
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及隨後的內戰中，托洛茨基的態度中的內在矛盾變得更清楚了。〈17〉他個人沒有介入關於猶太人地位的爭論。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段時期，猶太人問題不是他的鼓動的一部份。他也沒有介入党內關於Jewsektia(猶太人小組)所建議的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沒有領土的民族的爭論。但是，與其他猶太裔的俄羅斯革命領導者不同，他越來越意識到他自己的猶太根源和相當數量的俄國人民對這個事情的政治反應。
托洛茨基毫無疑問地是國家和黨的第二把手。他是紅軍的毫無疑問的領導人。因為托洛茨基的猶太血統，反革命對他的仇恨，甚過對契卡【肅反委員會俄文縮寫的音譯】領導人澤尔任斯基。反革命的最反動派系，利用托洛茨基的血統，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落後部份中，挑起真實的或潛在的反猶太主義，以反對革命。就是因為這一點，托洛茨基拒絕担任國家的某些職位。〈18〉列寧在1922年10月26日的中央委員會上，建議托洛茨基担任等於列寧所指定的國家首腦繼承人的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位，但是托洛茨基以他的猶太血源為理由而謝絕了。
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寧在內的其他革命領導者們更知道積極反猶太主義的潛在恐怖。〈20〉沙俄時代在烏克蘭佩特柳拉地區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由於有超過十萬無辜受害者，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兒童、老人(是納粹大屠殺之前猶太受害者人數最多的一次)，是一個令托洛茨基痛苦而難忘的震驚。他以堅定的決心懲處這些殘暴的犯罪者，決不讓他的猶太血源或者反革命會利用這件事來反對他這個事實，阻止他對反革命的堅苦鬥爭。
與布爾什維克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托洛茨基希望蘇聯的新社會關係、公共教育和主導思想會導致反猶太主義的偏見和行為逐漸減少。斯大林派在開頭先是隱蔽地然後日漸系統化地使用反猶太主義來對付反對派，這個事例己是對托洛茨基的一個重大打擊。〈21〉接著，在蘇聯的大清洗時期，就是官方與傳統的反猶太主義的增加。(22)這個反猶太主義的最壞表現，是在希特勒─一拉伐爾條約時期，以後又在1950年到1953年的“醫生陰謀”時期。(這些醫生其中多數是猶太裔，被控告謀殺日丹諾夫、密謀殺害政府高級官員)。
在這整段時期中，斯大林破壞了蘇聯的猶太文化。也在這整段時間中，在向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藉口下，反對猶太主義的宣傳品得以廣泛地流傳。這種與布爾什維克傳統的決裂，它的長期的悲慘後果，在今天仍然明顯。〈23〉可是，蘇聯的這個日增的反猶太主義，與正開始在歐洲展開的悲劇比較起來是小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益增多的反猶太主義團體，最後分析起來，是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產物。但是，當德國的納粹党利用恐怖手段來實現德國大企業、德國統治精英的國家和國際的目標、贏取了群眾基礎和大量選民的支持以致使它成為權力的一個有效工具的時候，以上的發展，就達到了一個在性質上嶄新的階段了。希特勒在這時候就利用了政治和技術方法來實現他自己特有的意識形態，一種以生物學上的種族主義為基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24〉最遲從1939年開始，這個目標是滅絕種族的大屠殺(genocide)。
隨著1941年6月22日對蘇聯的進攻，希特勒在這時候已準備好有系統地實施這個政策。〈25〉托洛茨基非常明白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危機、納粹第三帝國的謀殺動力和歐洲猶太人的命運這三者之間的關聯。正如猶太人的解放象徵了公民權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歷史性發展，現在對猶太人公民權的限制和取消郤以相當集中的方式表達出自從1914年以來的反動的歷史發展。
《托洛茨基自傳》的最後一章的標題是“沒有簽證的星球”。他在1940年5月所寫的關於戰爭的宣言中也用這片語來描述歐洲猶太人的情況。〈26〉世界各國政府在1939年所舉行、被納粹所輕視的伊維安會議只向千千萬萬受威脅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幾百張旅行簽證。〈27〉當時所需要的，當然是大規模地撤退歐洲猶太人。
托洛茨基知道，法西斯主義、半法西斯主義政權在歐洲的出現會使各帝國主義之間加緊進行霸佔世界的競爭，而這種競爭也會意味著對歐洲猶太人的肉體毀滅。他在1938年的“向美國猶太人呼籲”的文章中寫道：
“想像一旦世界大戰爆發猶太人會有怎樣的遭遇是不難的。可是，即使沒有戰爭，正在發展中的全世界的反動也一定會導致猶太人的滅絕。”〈28〉
這個確信最後促使托洛茨基改變了他對猶太人問題的一個決定性的立場。從1937年開始，他承認猶太民族至少在那樣的地區中有權利組成它自己的國家。在這些地區中，它構成一個獨立自足的、有它自己語言的人口。他在1934年就己經寫道：
“工人政府必須為猶太人，像為所有其他民族一樣，創立能使他們的文化向前發展的最好條件。對於那些要求這樣做的猶太人而言，這就意味著建立他們自己的學校、他們自己的報刊、他們自己的劇院，以及由他們自己管理的領土。這就是無產階級成為地球的主人後的做法。對民族問題不將會有任何限制。相反地：對所有民族、所有種族的一切文化需要都將會有物質協助。如果這個或那個民族團體預定要消失(成為一個民族)的話，這只能是自然過程的結果，不能是任何在領土上，經濟上或行政上的困難的結果”。〈29〉
三年後，他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關於猶太人問題，首先，我可以說，它不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內解決，也不能夠用猶太復國主義來解決。有一段時候，我以為猶太人會同化在他們在其中間生活的人民和文化。這在德國，甚至在美國，就是如此，而且為了這個理由，是可能作這種預測的。但是現在，是不可能這樣說了。…”
“領土的問題是有關的，因為當大群人民緊密地住在一起的時候，實行經濟和文化的計劃是比較容易。
“這對文化的發展是必要的。如果猶太人渴望這點的話，社會主義就沒有權不讓他們得到它”。〈30〉
雖然托洛茨基改變了他對領土問題的立場，這並沒有使他改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完全排斥。〈31〉我們頂多只能從這個分析作出這樣的結論：他不會反對在巴勒斯坦說希伯來語的少數民族有有限度的國家一一政治自治的權利。〈32〉
托洛茨基的公式十分正確地將重點放在相關的民族，種族團體選擇的自由上。就1918年至1923年的蘇維埃俄國具體情況而言，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半島說意第緒語的人口可能會選擇成立猶太國家，而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也許在基輔、敖得薩、哈爾科夫等地說俄語的猶太人會反對這個做法。〈33〉但是後者可以自由選擇居住的地方，而且不會被迫攜帶寫上“猶太人”的護照。這可能會是對“保存民族性或同化”這兩者之間改變對立的一個正面解決方法。
托洛茨基對近代反猶太主義的分析和他之承認各獨立自足的猶太人族群有作為一個國家而在領土和政治上安全存在的權利，構成了一個前後一致的整體，代表馬克思主義者在對猶太人問題的態度上向前走了決定的一步。〈34〉我們並不聲稱，這是歷史唯物論對猶太人問題的最後看法。在這個問題上，像在任何其他的歷史爭論上一樣，可能是沒有最後看法的。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的立場仍然有一些弱點，其中一個是他低估了在反猶太主義的持續中和其實是在猶太人身份的殘存中的文化和宗教的因素。〈35〉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羅丹森和納克特曾經正確地指出這些弱點來，其他歷史學家也曾這樣說過。
托洛茨基的分析中的這個弱點使人更為驚奇，因為這個文化和宗教的因素是思想和社會一經濟現象非同步性的另一個例子。正如我們在前幾章中所看到的，這個思想和社會一經濟現象的非同步在他處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的時候曾經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總的說來，托洛茨基對猶太人問題的分析，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成就相比，包括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在內，代表一個質的進步。不使人驚奇的是自從托洛茨基逝世以後，大多數對猶太人問題的重要馬克思主義貢獻來自我們可以稱之為托洛茨基的學生的作者：里昂的《對猶太人問題的唯物主義解釋》，多伊徹的《歷史上非猶太裔的猶太人》，旺斯托克的《貧窮中的麵包》，和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特拉偉索的《馬克思主義與猶太人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這段時期，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發展。似非而是的是，這個發展似乎證實第二國際的原先分析。除了以色列以外，由於納粹大屠殺和戰後擴張長波的綜合結果，主要的猶太人集中區(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普遍地有了非無產階級化的現象。極大多數的猶太人口被同化於中等資產階級和智識份子之中。甚至在以色列，猶太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相對於阿拉伯工資勞動者而言，已經變成為勞工貴族。
幾十年來，納粹大屠殺的創傷的心理和政治的結果，和非猶太人口因此而來的犯罪感，都在歐洲和北美洲產生使反猶太主義者邊緣化的效果。以色列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在結構上之依賴美帝國主義，也對猶太人的思想和政治的發展發生影響：猶太人口普遍地向右轉。他們不再是激進左派政治的傳統的徵募地了。
但是自從1980年以來，這個發展已經停止了。隨著貧窮和不確定情況在西歐和北美的普遍增長，隨著斯大林主義在東歐的崩潰所產生的可怕社會後果，反猶太主義已重新開始滋長。在經濟的衰退中，許多猶太人團體正經驗到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再向上移動了。這個傾向到底有多大，是很難預測的。以色列的復國對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提供不了解決方法。
自從1941年以來，前後一致地爭取人權、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太主義和歧視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們，也許會首次在再度受到這個社會威脅的猶太人群中，找到同情的傾聽者。
註釋：
〈1〉 見收集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哈蒙茲沃尔思1975年版)中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
〈2〉 (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的一位己被同化、並與一位信天主教的婦女結婚的猶太人初級律師在一次訪談中說道，如果世界上還有一位猶太人受迫害或壓迫，他就仍會認為他自己是猶太人。(《Zeit─Magazin》報，1990年11月23日)。
〈3〉 十九、二十世紀有各種各樣的例子說明，住在熱情友好環境中的猶太人，經過三代的異族通婚，就會慢慢失去他們的特殊身份。
〈4〉 Walter
Grab，《猶太人解放的德國方法1789年─1938年》，慕尼黑1991年版。
〈5〉 考茨基在其一生的政治發展中，從來沒有完全切斷在達爾文主義(機械進化論)與歷史唯物論之間的臍帶。
〈6〉 見旺斯托克的《貧窮中的麵包》(巴黎1984年版)一書中“猶太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文。
〈7〉 這個態度也可在馬克思主義期刊《Neue Zeit》(《新時代》)中找到。該期刊的一篇主要文章把反猶太主義等同於親猶太主義，因而宣佈對這兩者嚴格地保持中立。這就是奧地利社會民主党領導人亞特勒的立場。若雷斯因熱情地為德雷福斯辯護才挽救了法國社會党人的聲譽。
〈8〉 Leopold
Spira，《猶太人是有罪的》，維也納1978年版。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非常壞的反猶太主義的例子。巴枯寧是一個惡毒的反猶太主義者，烏克蘭的農民運動領導人馬赫諾也是。
〈9〉 俄國共產党的猶太人小組的名稱是Jewsektia。1918年1月，一個專管猶太人事務的人民委員部(Commissariat)成為在斯大林所主持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之下的一個部門。“當Jewsektia在猶太人圈子中壓制了所有反對者之後，它於1930年被解散了”。(John Bunzl，《海外猶太人中的階級鬥爭》，維也納1975年版)。
〈10〉 蘇聯的形式上的國家主席加里寧在1934年承認，猶太民族是唯一沒有自己領土的民族。他那時正企圖為在遠東設立一個猶太人自治區而辯護。它的首府是比羅比姜。這是一個沒有猶太人居住的地區。這就成為一個避免在猶太人真正聚居的蘇聯西部給他們一個自己管理的共和國的方法。托洛茨基稱比羅比姜為一幕“官僚笑劇”。
〈11〉 “愚蠢人的社會主義”這段話原先是倍倍尔說的。恩格斯於1881年給伯恩斯坦的信中寫道，他從來沒有讀過像反猶太主義的作品那樣愚蠢、幼稚的東西(馬恩全集，第35卷，第214頁)。九年以後，他在一封給《維也納工人報》(1890年5月9日)的信中嚴厲地譴責了反猶太主義(馬恩全集，第22卷，第49頁)。再一年以後，他在一封給倍倍爾的信中表示高興地見到許多猶太人在反猶太主義的壓力下參加社會民主主義(馬恩全集，第38卷，第228頁)。
〈12〉 Chushichi tsuzuki，《埃利諾‧馬克思的生平1855─1898》，牛津1967年版。
〈13〉 大多數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忽略了馬克思的文章“論猶太人問題”中一個雙重意義。他不但說，社會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將會是社會從猶太人之作為大企業一個構成部份中解放出來，他也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猶太人的解放將會是一般解放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政治解放，或者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每個公民有平等權利，是進步的。
〈14〉 關於法國社會主義者們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採取的反對反動的鬥爭，羅沙‧盧森堡在1900年所寫的文章“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危機”中著重地說了以下的話：“若雷斯是對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國激起了所有潛伏的反動勢力。軍國主義這個工人階級的老敵人被暴露了，而且所有的武器必須被用來反對它。工
人階級第一次被號召起來進行大的政治鬥爭。若雷斯及其朋友們領導他們進行這個鬥爭，因此在法國社會主義史上開展了一個新時代。”倍倍爾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反對猶太主義，而且在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對“一切緊急法令、一切形式的政治和社會壓制”都反對(倍倍尔，《與恩格斯的通信》，海牙1965版，第101頁)。可是，他有這樣的幻想：在反猶太主義的選民的底層中有一群在社會活動上進步的人們，這一群人最終會走上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亞特勒及甚至德國共產黨一度都有這個幻想。這是一個悲劇的錯誤。
〈15〉 《列寧全集》，第20卷。
〈16〉 伯利斯是一位年青猶太人。他在1913被控告謀殺一位兒童為一個秘密儀式獲得血液。雖然他在初審與重審中都被判無罪，沙皇政府郤拼命證明在某些儀式中猶太人是用了基督徒的血的。當戰爭在翌年爆發時，警察和軍隊馬上開始對猶太人行動。托洛茨基論伯利斯事件的文章登在1913年第9 期的《新時代》上。見納維《托洛茨基與猶太人》(費城1971年版)，和西格尔的《托洛茨基的悲劇》(Harmondsworm1983年版)。後一本書包含了對前一本書的批評。
〈17〉 這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討論民族問題的那一章中變得非常明顯。他起先在他所列的被壓迫民族的名單上沒有提到猶太人，雖然猶太人的數量多於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但是他在後面郤寫道：“這個形式上的權利的法律數目已達到650”(第三卷第42頁)。所以他們明顯是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民族。托洛茨基也單單注重猶太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完全忽略了猶太人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的存在。
〈18〉 見《托洛茨基自傳》，紐約1960年版，第340頁。
〈19〉 見丹尼洛夫在《歷史工作坊期刊》(牛津1990年版)中的發言。
〈20〉 在1918年至1920年之間，作為紅軍領導人的托洛茨基比任何其他革命領導人更多地在他的傳奇性的火車上走遍全國各地，更了解到人民的、特別是中、小農的心境。
〈21〉 他在1926年3月4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表達了這一點：“反猶太主義的煽動能夠不受懲罰地在我們的黨內、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繼續活動是真的、可能的嗎？！”(引自伊薩克‧多伊徹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258頁)。
〈22〉 托洛茨基，“熱月反動與反猶太主義”。這篇文章被註以1937年2月22日的日期，也首次發表在1937年2月22日的美國雜誌《新國際》上。Jean─Jaques Marie指出，在1926年蘇聯的猶太人(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已經佔蘇聯幹部(官僚) 的25%。在1939年，40%的猶太家庭之主是幹部，而平均蘇聯家庭之主只有17‧2%是幹部。所以在斯大林的眼中，這些事實使蘇聯猶太人容易成為人民對官僚層仇恨的替罪羊（《斯大林的最後陰謀》，布魯塞爾1993年版，第212頁)。
〈23〉 關於今日俄國人的反猶太主義，見曼德爾的《Beyond Perestroika》(《超越了改革》)，倫敦1989年版，第18─20頁。
〈24〉 社會達爾文主義不應該與極端民族主義或沙文主義混淆。
〈25〉 單單就人數而言，帝國主義者在印度鎮壓的受害人數和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中國實施集體恐怖的受害人數是等於、如果不是多於納粹種族滅絕的猶太受害者的人數。不同之處是英國或日本的目標都不是謀殺所有印度人或所有中國人。希特勒的目標郤是謀殺每一個猶太男人、女人和兒童。辛地人(Sinti)和吉卜賽人也受到滅種的威脅。
〈26〉 《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在《托洛茨基文集1939年─1940年》(紐約1973年版)中。
〈27〉 猶太復國主義者Ben Gurion和Naum Gold mann 也都預料到納粹會進行大屠殺。見Daivd Ben Gurion，《以色列，一部親自參與的歷史》，特拉維夫市1972年版第50頁。
〈28〉 托洛茨基的《向美國猶太人呼籲》一文是在《托洛茨基論猶太人問題》(紐約1970年版)一書中。
〈29〉 同上。
〈30〉 《訪問猶太日報〈前進〉》一文是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1937年》上，紐約1970和1978年版，從第102頁開始。
〈31〉 見托洛茨基的《到巴勒斯坦的旅行》一文(1939年2月14日)。該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補篇1934─1940年》，第827─828頁。
〈32〉 以色列的托派主張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 Zionist State)轉變為兩個民族共居的巴勒斯坦(biznational Palesttine)。
〈33〉 也見於Nora Levin，《1917年以來的蘇聯猶太人》紐約1988年版。
〈34〉 就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對於住在較大區域、人口雜居的各民族而言，聯邦主義是最好的─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法。
〈35〉宗教與文化傳統並不是等同的。例如印度的猶太人雖然有相同的宗教，但是由於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的傳統，所以不能結合成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