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同性戀的解放而斗爭
德魯克、維托里努
第四國際第15次世界大會一致通過關於同性戀的決議。這幾乎花了五年的努力才取得這樣的結果，並為國際的同性戀工件邁出了一大步。世界大會兩小時的辯論本身表明了為此花了許多時間，也表明了在今後的幾年內會有許多機會取得長足的進步。
由於90年代末以來，同性戀運動在好些國家裡迅速躍起，一年一度擧行的同性戀者自豪的行軍這種形式，使運動迅速擴展起來。現在，在首都巴黎、柏林、羅馬、里約熱內盧，組織成千上萬人的行軍巳成為常事。而幾年前那里只有幾千人參加這樣的活動。
在世界大會的討論中，發言人都提到組織同性戀運動的各方面情況，運動從一國到另一國迅速組織起來了。葡萄牙革命社會主義黨的聯合報記者塞奇奧‧維托里努強調：第四國際的同志介入同性戀運動，使其成為另類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方面的重要性。經歷了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千萬人就是通過同性戀運動這個平台而來的；去年11月佛羅倫薩第一次歐洲社會論壇也是如此。這些情況，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來自美國、英國、法國的發言人都提到同性戀者組織反對進攻伊拉克。維托里努說，整個葡萄牙的同性戀運動都反對戰爭。
維托里努說，好多年以來，人們都把注意力集在談論法律改革上。而今，至少在一些國家里，社會輿論開始重視同性戀運動了。維托里努列舉好幾個例子說明同性戀問題與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之間的關係，例如：“反對「煽動仇恨」的原教旨主義者和極右勢力以「禁止同性戀」來恐嚇反對者；反對以同性戀為由裁減員工；反對限制移民法律（這種法律使同性戀移民面對雙重困難）；反對跨國醫葯公司為了自身的超額利潤不給貧窮國家免費用葯的待遇”。
在大會的討論中還提到了在納粹集中營同性戀者的命運，早先溶合在反對南非種族歧視的同性戀運動，現在又出現在以色列的和平運動，和反對克羅地亞、塞爾維亞等國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斗爭中。荷蘭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彼得‧德魯克就決議問題談到在同性戀移民，特別是在歐洲的穆斯林移民中開展的組織工作，得到發言者（如來自英國的發言者）的贊同。德魯克說：“我們反對穆斯林的魔鬼說教，但伊斯蘭教徒有時拒絕接受西方國家關於婦女和同性戀的觀點是正當的。事實上，伊斯蘭世界有着豐富的歌頌同性戀的歷史，而西方國家的文明對此袛是空有願望。但同時，我們絕不同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反對同性戀偏見作任何形式的調和”。一位美國的觀察員着重指出反對原教旨主義的重要性。
理論和策略
關於同性戀決議的報告包括有：對壓迫同性戀者的根源作出扼要的重點分析；和對1979年國際關於婦女壓迫和解放決議的解釋。在預備會議的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在決議的一些章節的分析中，或者太過着重於資產階級家庭，或者視家庭在近幾十年來變化達到了最大的限度。但在世界大會的討論中，這些問題並不佔到顯著的地位。一位烏拉圭代表爭辯說，決議對家長制度和家庭的研究應該加深。
正如一位法國代表指出的，這次同性戀問題的討論是社會轉變過程中國際上廣泛反映的社會問題的一部份。對社會轉變過程中的社會問題，我們曾經有過工人階級關於社會主義的狹隘觀點。我們現在愈來愈認識到社會轉變過程中的社會問題是多樣的複雜的。
我們在同性戀運動中的工作不僅反映了第四國際對家長制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也反映了我們對同性戀所採取的戰略和策略。我們認識到性慾的壓抑是社會的和全世界的重要問題，猶如一個人在學徒期間必需服從和循規蹈矩一樣，性慾的壓抑在人的一生中是生理上重要的改變，甚至一個革命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被迫面對這個問題時也會受到傷害。我們也認識到，沒有那一種社會結構的改變會不同性慾壓抑的基礎有關。
依照維托里努的說法，這表明同性戀的斗爭具有破壞性的潛能，也表明了我們參加這一斗爭的合理性。他說：革命者在同性戀運動中的工作必需建立在“尊重自主，自我組織，和群眾運動優先的基礎之上，但要干預運動的過激化，要推動同性戀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的聯系，對運動的研究要開誠佈公，支持運動的改革，但反對強制把性慾的壓抑規范化和一體化；這些做法是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改變的。”也不能認為這樣做就是害怕同性戀的重要根源。
配對
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也包括其他地區的運動）要求為同性戀立法，承認同性戀的親屬關係，包括直至同性配對結成的親屬關係。國際大會的討論反映了社會主義男女平權主義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何等混亂，他們把婚姻看成是暴虐的家長統治的制度。澳大利亞和德國有些過激的同性戀者，我們的支部曾同他們一起工作過，他們簡單地反對同性戀立法的要求，和拒絕參加為此而進行的組織工作。德魯克為決議進行辯護，認為決議是站在「辯証的和變化的」立場上看問題的。決議從同性戀者眼前的需要和要求出發，探究了為同性戀婚姻進行斗爭中暴露出來的種種矛盾，和列舉了過激份子必定會加深這些矛盾的幾種手段，例如：要求同性配對婚姻在各方面都得到完全的平等；反對法律上以父母血統出身的中心地位；要求每個人的婚姻狀況自主，不同全體的或個人的社會權利掛鈎。這些就是我們用以爭取同性婚姻完全平等的手段，目的在於打擊和摧毁現行的婚姻制度。
大會的討論一再肯定，在性與家庭問題的討論中，兒童問題是個特別敏感點。有一位代表，是個父親，他對媒體針對追求同性戀自由的人們，把兒童的性惡習視為犯罪，表示了自己的氣憤。他指出大多數兒童的性惡習，大都是異性相戀的，而且是發生在家庭之內。一位來自卡塔隆尼亞的青年代表說，對青少年同性戀者的壓迫必須從全局來考察，這就是普遍存在的對青少年性權利的剝奪。這是當今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的一個特征。
維托里努談到在同性戀青少年進行組織工作的具體問題說：“強硬約束性行為，違反道德的性偏見，性羞辱和性恐嚇的說教就是性壓迫的各個方面，都是針對青年人的。”再者，大多數青年人缺乏性解放的手段，在許多國家裡，由於削減社會福利、加強了青年人對家庭的依賴性，毁壞了他們除了依靠異性婚姻的家庭之外，就不能活下去的基本的先決條件。青年同性戀者特別容易受到歪曲的同性戀情慾的幻想所影響，因為他們沒有經驗，在他們陷於同性戀情慾的痛苦過程中，也沒有人可以諮詢和幫助他們。
有好幾位發言人就個人的性問題發言感到很困難。有一位發言人認為決議談個人或私人問題比談政治問題太多。其他人不同意這種說法。丹麥的一位婦女代表說，談論個人的性問題是困難的，但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過去和未來
第四國際關於性壓迫和性解放的問題的討論並非今日才開始。早在1934年，左派反對派就反對斯大林譴責當年蘇聯的同性戀者。皮湟洛普‧杜岡是1979年國際關注婦女解放決議案的作者之一。他隨時提醒這次會議，1979年的文件保衛了同性戀者的權利，特別討論了女同性戀的斗爭。第四國際1995年世界大會還通過了關於同性戀的16條，這些都是我們今天要遵循的和建立未來廣泛的群眾性國際的根據。
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召開的關於同性戀運動的三次世界討論會，有助於加深理解和增進國際合作。這次第四國際世界大會採納了1998年討論會草擬的關於同性戀運動進程的決議；並通過電子郵件繼續在第四國際領導成員中交流，如同在討論會的領導者中進行交流一樣。從開始直到幾天前召開的世界大會都是為了在第四國際同性戀的活動份子中盡可能達到有關同性戀問題的意見一致。由於在決議提交世界大會之前，起草委員會在既有爭議的問題上巳經取得協調，所以這個目的是達到了。
一直有人說國際着手解決同性戀問題是太遲了。沒有人懷疑這種說法。一位ACTUP的活動份子說，與愛滋病作斗爭這個生與死的問題，早在80年代便提出來了，僅僅是最近這幾年我們才重視這個問題。其他發言人認為在第四國際組織中，異性相戀是正常現象。維托里努說：“我們在尋求性問題上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社會裡，異性婚姻關係的特權，性關係的改變和各種同性戀的問題都不會成為社會組織的中心問題。”
維托里奧認為在我們組織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所要求的變化巳經開始。“這就是說，把戰鬥員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說成是私人的事情，這是很成問題的。恰恰相反，正是這一場合，存在着同性恐懼和性歧視的複合症呢。”在維托里努看來，這不僅暗示在我們組織內部反對性問題的偏見，而且是要理解關於性問題的重要性，藉以作為行動的依據。
我們反對有些人以為性的問題並不重要。要知道，在我們組織中有某些人在異性戀愛，或同性戀愛時，我們對此是支持呢，還是讓他們在自我反省中受到傷害。維托里努說：“承認同性戀者有自我組織的權利並非要把有同性戀的同志排除在外”，包括從組織的基層到領導層的同志在內，而這是很少發生的。他還注意到不管有多困難，第四國際組織在建立和促使同性戀運動政治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許多國家裡，國際的支部同現有的同性戀運動都有聯系。維托里努說：“我們一定要把我們每一個戰士為爭取同性戀權利的斗爭歸納到總的議事日程去。”
法國和葡萄牙的組織是第四國際在歐洲的同性戀運動中，工作最得力和組織最好的支部。而在他們國家的預備會議上郤沒有提出國際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決議來討論。德魯克在他的總結中提到這次世界大會代表的選舉過程表明了國際遠沒有做好，雖然担當起草同性戀問題決議的七、八個人中有一半是婦女，有幾個是來自被統治的國家；而在大會上作報告的，却由歐洲支部的兩位男同志來分担。
從70年代以來，墨西哥革命工人黨便是第四國際支部中第一個注意把同性戀工作作為中心工作的支部，並担當起該國同性戀運動的重要角色。自那時以來，第四國際更偏重於歐洲的同性戀和性解放的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一位烏拉圭的代表要求國際在這個問題上要做到均衡。
（蔚然節譯自《國際觀點》第3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