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英雄（來論）

林蔚

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左右出生的一批革命者，只要不依附權勢，不隨波逐流，而敢於探索真理，追求真理，那命運總是不濟的。他們經歷過許多歷史事變，如抗日、二戰、蔣介石垮台等等。在這些事變中，他們確實沒有發揮過應該發揮的作用，雖然不能說一事無成，但他們所做的畢竟是微不足道的。正因此，不只別人常常譏諷他們沒有幹出個“名堂”來，即便他們自己，也無何奈何地深自愧疚，覺得他們未能做得更多，不能干預歷史事變的進程，總是個“不可否認的大缺陷”。對於他們這些垂垂老矣的人來說，有這種感覺是很自然的，也有普遍性。岳飛的《滿江紅》有道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把岳飛的“三十功名”換成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事業，“空悲切”的感嘆與他們這一輩老年人今日的感受就很相似了。

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但這裏有個根本的問題，即人類如何創造歷史和創造甚麼樣的歷史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得講客觀條件，講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情況，講現實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力量對比。撇開這些客觀的起決定性的因素，不難就會容易陷入英雄創造歷史的泥潭。

人們著意把蔣介石刻劃成抗日英雄。但我們知道，蔣介石是不情願地被迫走上抗日之路的。他的勝利是“慘勝”。在人民看來，他並不是甚麼英雄，而是殺人如麻的魔王。人們也曾把斯大林刻劃成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戰爭中他卻是十足的孬種。人民也沒有把他視為英雄，祇認為他是個大獨裁者。毛澤東趕走了蔣介石，這無疑是英雄壯舉，但他卻把人民趕入“史無前例”的苦難深淵。你能說他是英雄還是梟雄？這些歷史上的兩面人物，使一般的歷史學家大傷腦筋，不好評說。其實，這些既是所謂“英雄”，又是魔王，是獨裁者，是梟雄的歷史人物，都是在特定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塑造出來的。不管他們的業績如何，終歸他們都不是人民的英雄。

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公認的十月革命英雄。他們是真正的人民英雄。因為他們就是人民的一員。他們的一生都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們最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希望，並堅決維護人民的利益。在十月的風暴中，他們同人民一起戰鬥，並帶領人民去取得革命的勝利。但，應該指出，如果沒有人民奮起鬥爭，自然就不會有這兩位十月英雄。

列寧早死。在隨後的歲月中，當蘇維埃官僚們已經擁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權力時，當人民的革命熱情已經消退，革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已經喪失殆盡，革命便陷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另一位十月英雄除了大聲疾呼之外，他還能幹些甚麼呢？正如歷史已經昭示的，等待他的命運就只能是流放和驅逐出國的命運。列寧夫人在１９２７年曾說，如果列寧還活著，可能已被送進監獄去了。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官僚主義已經像潮水般淹沒了蘇俄大地，人民已經被解除了武裝、喪失了鬥志的情況下，列寧也難得有回天之術。他的命運也會同托氏差不多。

托洛茨基被驅逐出國後，更缺少力量扭轉形勢。但他並不因此停止鬥爭。他義無反顧，堅決站在被剝削被壓迫人民一邊，維護人民的利益，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他承擔了全世界反動勢力強加在人民身上的全部沉重壓力。在他一生最後的歲月中，他所做的，比他在十月革命時期所做的，更具有驚天地的英雄氣概。正因此，全世界反動勢力都把他視為最可怕的人，雖然他祇是一個困苦的老人。他被殺害了。但他的英名，他的思想言論一直在激勵鬥爭的人民前進。這就是人民英雄的力量所在。而那些“勝利的”僭權者卻祇獲得千古的臭名。

由此看來，一個正直的人民英雄，就在於他與人民息息相通，乳水交融，時時、處處、事事都以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言行的出發點，並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和維護人民的利益，而不管他是不是成功了，或失敗了。

現在有些人把蘇維埃的瓦解歸罪於列、托這兩位人民英雄，認為他們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做了“超前的”、現在還不能實現的事，以致招來今天的悲劇結局。這種責備實在不新奇，不過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一切機會主義者過去藉口客觀條件不成熟、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極力反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陳詞濫調的再版罷了。這些陳詞濫調早被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考茨基》和《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批駁得體無完膚了。祇要認真讀一讀這些精彩而有說服力的著作，就會明白今日的所謂“超前論”的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不正確的。

在過去的歷史劇變中，革命者未能起到應該起到的作用，這是因為力量太弱了。形勢比人強，客觀形勢使他們不可能起到更大更多的作用。他們所處的客觀環境給予他們的壓力，比任何時期的進步人士所受到的壓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像陳獨秀那樣有豐富鬥爭經驗和廣博學識多才多藝的人，在客觀環境的壓力下，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可見形勢對他們是何等險惡了。在險惡的環境下，他們祇能做力所能及的事，豈能奢望幹出轟轟烈烈的偉業呢！

在一片黑沉沉的長夜裏，在眾人已經疲憊不堪、沉睡不醒的時候，祇有那個孤零零的守更人還在驚惕地監視著時光的流逝，到時候便敲起梆梆的更鼓，催促濃睡的人趕快醒來，去趕路，去耕作，去做工，去鬥爭。這樣的守更人，這樣的工作，確實平凡而又渺小，但卻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生活內容和偉大的生活意義，顯示了一個人做人應有的高尚品格。

我們對自己的過去，固然不應自吹自擂，自誇自大；但也不應自視卑賤，妄自菲薄。我們固然不是時代的英雄；但也不是時代的侏儒。我們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偉業。我們祇是平平凡凡的守更人，敲響更鼓，如此而已。回顧過去，堪以自慰的是，我們這些守更人，並沒有逃離過職守，算得是堅守崗位。雖然也偶有打錯更鼓的時候，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我們都能守護在沉睡著的人民身邊，與他們共渡艱難歲月。我們沒有做對不起沉睡未醒的人們的事，也沒有趁人們熟睡時乘機去大撈一把。我們一直在說真心話，沒有欺騙人民。僅此一點，便足以使我們撫心無愧，引以自豪了。

我記得有位王姓學者，稱鄭超麟為英雄，稱陳獨秀為英雄，還說所有堅持真理、不向權勢屈服的人都是英雄。這話確實說到了人生的真蒂所在。駱星華兄寫了《在默默中生存，在默默中泯沒──一個托派醫師的後半生》一文＜註一＞，敍述他為病人默默地奉獻自己全部力量，不為名，不圖利，只知認認真真、勤勤懇懇為病人解除痛苦，因而嬴得了普遍的同聲讚譽。應該說，我們這位平平凡凡的醫生朋友，就是一個極不平凡的英雄，是新時代新社會的楷模。一個人為真理而生，為真理而死；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死，人生的價值就在於此。

創建社會主義社會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歷史性事業，是人類自覺改變私有制社會為公有制社會的最偉大的歷史性工程。這是一項群眾性的事業，而絕不是幾個革命家，或某個革命黨的事業。新社會的創建必定要經歷極其複雜曲折、艱難困苦的鬥爭過程，既包括革命人民反對階級敵人的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也包括反對人民隊伍中的由於私有制的侵害造成的或沾染上的各種醜惡東西的鬥爭，諸如反對自私自利、貪婪、懶惰、賭博、偷盜、吸毒、嫖娼、賣淫、道德敗壞、裝神弄鬼、愚昧落後等等的鬥爭。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祇有通過這種種鬥爭過程，增長文化科學知識，提高革命素質，和社會主義覺悟，培養創建新社會、管理新社會的能力和才幹，才能擔負起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沒有革命群眾的文化科學知識的增長和革命素質的提高，沒有群眾性的社會主義覺悟，新社會的創立簡直是不可以設想的。不難設想，在科學技術獲得巨大發展、專業性的社會分工和複雜的社會管理愈來愈細緻的今天，如果沒有文化素養和科學技術知識，就不可能管好現代化的大生產和複雜的社會機構，使其確保正常運轉。也不難設想，一個二流子，或者一個浪蕩漢，再或者任何一個通身都是私有制臭味的人，怎可以成為新社會的公民？又怎麼能夠管理和建設好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呢？

恩格斯晚年總結１８４８年革命以來的經驗就曾指出，由少數幾個革命領袖領導被動的群眾進行革命的時代過時了。今後的革命是：參加革命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具有革命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要懂得為甚麼要革命”。今天，我們可以補充說，不僅要知道為甚麼要革命，還要知如何進行革命和推進革命。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幾年之後，這個群眾性的革命自覺性和主動性的問題便更加明白地擺在我們面前，要求每一個革命者給予高度的重視。

十月革命後之所以退潮，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常說的革命處在低潮中。所謂“革命低潮”，就是指群眾由於種種原因（西歐幾個國家革命的失敗、俄國的落後性、多年戰爭和內戰的消耗使人民感到疲倦等等），革命的熱情冷落了，革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了，沒有了革命的信心和決心，再沒有力量投入到革命中去。在這種情況下，反動的勢力就會抬起頭來，猖狂起來，革命取得的成就可能會丟失。十月革命後，特別是內戰結束後出現的情況就是這樣。進一步深究來說，群眾對革命消極和冷淡的眾多原因中之一，則在於對革命和革命形勢沒有正確的深刻的認識。因此，群眾對革命就不會熱心，當然談不上為革命去進行鬥爭了。

我們姑且不說十月革命時期一般群眾對革命的認識問題。就以十月革命前入黨的二萬五千個布爾什維克黨員來說，他們對革命和形勢的認識也是很不一樣的，有深刻，有膚淺；有正確，有謬誤。這二萬五千個黨員（當然包括斯大林及以後追隨他的人在內）在反對沙皇專制主義和奪取十月勝利的鬥爭中，無疑都是英雄好漢。但在革命勝後的新形勢下，他們當中便開始出現了分化：一些人堅持革命，繼續前進。一些人看到前進路上處處荊棘叢生，險象四伏，便畏縮不前，害怕了，甚至後退了。他們寧可保住已經取得的成果，而不願為未可測知的革命前景去冒風險。於是保守主義抬頭了。革命意識慢慢淡薄了，革命的勇氣和幹勁也就逐漸喪失了。作為革命先鋒隊的布爾什維克在新的形勢下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思想意識和感情上的變化，一般群眾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開始時，這種思想意識和感情上的變化還只是不自覺的，以後便漸漸地發展成為有意識的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思想和行動，而把革命的根本利益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於是乎，斯大林主義對十月革命的反動便出現了。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歷史教訓。它使我們懂得，不僅要提高革命先鋒隊，而且要提高廣大革命群眾對革命和形勢的認識，提高他們的革命自覺性和主動性是何等重要了。

社會主義革命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英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的英雄，絕不僅僅是幾個革命領袖，也不祇是某個革命先鋒隊，而是廣大的擁有千千萬萬人的革命群眾集體。社會主義革命不能祇是少數領袖人物和先鋒隊具有革命的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且要使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集體也具有同樣的革命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立才會有最可靠的保證。建立一支浩浩蕩蕩的具有革命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群眾英雄集體，正是當今最迫切的任務。

１９９９．１０．１４

註釋：

＜註一＞該文刊於《十月評論》總第１９６期。

雜談兩則

惠之

（一）

自從毛澤東提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某一社會矛盾現象用如下的理論來劃分：是屬於「敵我矛盾」，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我們知道，人們曾經把1957年的所謂「右派」劃為「敵我矛盾」，以後又把彭德懷問題劃為「敵我矛盾」，把劉少奇等一大批人的問題劃為「敵我矛盾」，結果如何呢？歷史真會開玩笑。所有這些所謂「敵我矛盾」，後來都給一筆勾銷了。可見這種理論毫無價值，它的用處只在於用來排擠和打擊異己的力量而已。

由於思想的惰性使然，現在有些人想把陳獨秀問題從原來劃為「敵我矛盾」改劃為「人民內部矛盾」。這可是個了不起的改變。但這樣的改變既不符合人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某條「標準」，也與陳獨秀這個客觀實際不符，只能說是一廂情願。

也常有人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視為「政見不同」。這當中也包含有「人民內部矛盾」之意。一般地說「政見不同」還可以，但如果把斯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視為「人民內部矛盾」，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進入「過渡時期」的社會裡，如果仍然存在著官僚國家，這個「過渡時期」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官僚國家的統治集團同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它決定著「過渡時期」社會的發展方向，要就向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要就退回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這一點，已為十月革命以來的全部歷史所證實。正是在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中，斯大林代表著官僚國家統治集團的利益，而托洛茨基則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利益。我們祇有從這一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問題，才能解開十月革命以來全部蘇聯歷史和國際共運史之謎。

（二）

《聖言堂》的問題。陳獨秀認為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沒有萬世皆準的制度，沒有包醫百病的學說。這是對的。但不能說根據前人的已被社會實踐證明為真理的理論來進行論證是不對的。很明顯，比如唯物主義、辯證法、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等等。這些都已被證明為真理的、前人研究和創立的科學理論，我們難道可以不要嗎？有理由相信，陳獨秀絕不會把這些科學的理論成果當作《聖言堂》之類的東西來反對的。在自然科學上也一樣，我們難道可以不要原子論，不要牛頓定律，不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了嗎？可見問題的關鍵只在於前人的理論是不是真理罷了。

毛澤東過去提倡反對本本主義，後來竟發展到連馬列主義的本本也不要了。筆者就遇到過這樣的大專院校校長，自然是位共產黨人了，竟連一套馬恩列選集也沒有，當然更談不上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了。今日的書坊能擺上書架的馬恩列的著作真是少而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現在的時尚是實用主義。不論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都以「實用」為主。凡能夠促進「發展經濟」、「發財致富」的就被認為是好的。難怪今天有些人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便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了。人們希望回到資本主義制度去也就順理成章，當然不願再談甚麼社會主義。

有朋友說，毋需在歷史的陳年爛芝麻的問題上多花筆墨。我們應當正視現實。現實的問題更為迫切。為甚麼資本主義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為甚麼落後國家的勞動階級（經過共產黨）能夠先於歐美的勞動階級取得政權？蘇聯集團為甚麼會瓦解？其歷史意義如何？中國現在處在甚麼歷史階段？所謂「改革開放」的意義是甚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如何？……。這些無疑都是當前極需解決的問題。凡關心國家和社會命運的人都應當深入去探討。這比糾纏在那些陳年爛芝麻的問題上不是更有意義嗎？

1999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