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3年）2月初，第四國際在比利時召開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會，來自40國家組織的代表和觀察員，參加了辯論，並通過有關世界形勢、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等決議案，對第四國際章程進行了修改，並寫了新的序言，此外，還提出兩個綱領性文獻：「同性戀自由運動」以及「生態學與社會主義」。
代表大會選出新的領導（國際執行委員會），至少每年集會一次，執委會還選出執行局全體理事。這兩個機構實質上已得到更新，而且年輕化了。
如果我們希望把這次世界代表大會總結一下，我們認為最恰當的是從以下這個主題開始，即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提出如何再發動、再組合、再定位的政策問題。
會議的氣氛，正如天氣一樣，溫暖如春，行動的表現是小心謹慎的；辯論是激情熱烈的；態度是認真負責的。自從上次代表大會（1995年7月）以來，時間已經過去近8年了，這次代表大會可說是老一代戰友們的重新團聚，他們在面對挫折和不斷上升的野蠻主義而自覺地「忠誠於自己的理念」。與此同時，新的一代在國際總動員的上升期受到了考驗，他們準備繼承前輩的事業，也積極地參加進來了。對於新的遠景看法，在過去的爭論、傾向以及派別意見的相互滲透、相互比較之後而得到證實；提交討論和表決的政治文獻，是把焦點完全集中在未來的，現已在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下通過了。
在反資本主義的戰鬥中心
第四國際戰士及其各國組織，今天都正處在反資本主義戰鬥的中心。這不是新近才出現的事實，在1989-1991年這一關鍵時刻，第四國際各組織曾會同其他組織成員（這些成員人數很少）參與創辦國際性運動，當時這種運動雖曾被忽視了，但終於導致西雅圖和熱那亞總動員，舉辦了阿雷格里港（巴西）和佛羅倫薩（意大利）等地「社會論壇」，發動了各國人民反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性興起。
正是由於這種種活動，才使我們第四國際的思潮擺脫了局限性和教條主義化；才使第四國際的活動與示範性的解放運動聯繫起來，組成了抗逆時代潮流的群眾運動，為統一而奮鬥，並參加了最先進的思想觀念辯論，所有這一切也就是我們的傳統特點。
此外，還需要加上我們組織和國際內的內部開放，這就是說，在內部論辯中，任何種類的爭論都是容許的，甚至包括最極端的不同政見。正由於沒有外力的影響，舊世界還在展開運動，而用來動員人民群眾的、新的解放遠景尚未立即呈現出來，因為我們看不到更多的明顯的新事物，而存留下來的仍是那些教條式的信條。例如我們可以記得起的問題有：墨西哥的「薩巴達主義」，南斯拉夫的恐怖「民族問題」，相對於種族滅絕和無情大屠殺的國際體制的作用、依靠工資生活的階級及其組織在結構上的軟弱性、歷史末日到來等等。對於一個自稱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選擇，變得更加簡單化了：對外是否開放？對內的論爭是否放鬆約束？（是否可容忍必不可避免的一批極端異見、懷疑和支離破碎的論點？），或者通過「教條主義式」的分析和學說，把所謂「正確的」政治路線強加於人，加強活動分子的紀律性以及把「一貫正確的領導」具體化，來達到對內部爭論的毀滅性打擊呢？目前，沒有一個革命組織不帶著新自由主義反革命時期的烙印而出現的。任何組織不得不應對挫折，不得不適應生存條件。誰也無法逃避自身內部危機──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堅信自己已經作出了正確選擇。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現實、是存在的問題。
群眾運動的興起，反資本主義勢力的再生
目前，主要的困難在於估量出，當今世界上實際發生了甚麼事？本屆第15次代表大會曾注意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在世界政治形勢方面已形成一個轉折點。一個新時期打開了，要把徹底恢復勞工和社會運動的行動綱領、戰略和組織，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我們國際在把這一點作為我們行動中心之前，早已小心地考慮過，為甚麼就在這一點上是躊躇不決地誕生出來的，而這一點後來就成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或稱作「不要全球化運動」，或乾脆稱之是「一切運動中的運動。」在西雅圖總動員以前已經簽定的「對抗文本」，已為我們準備好了戰士，準備好了我們的各國組織，使我們的國際轉變成為「革命的主觀因素」。從一開始，在我們的隊伍中就有一種接近於全體一致的說法：我們必須參加到運動中去，幫助它建立起來，而且不帶教條式的或傲慢態度去尊重運動自身發展。從西雅圖總動員（1999年12月）到2003年2月15日這個富有歷史性的節日（各國人民反戰的世界性興起），其間還經過了阿雷格里港、熱那亞和佛羅倫薩等城市舉辦的「社會論壇」。國際社會運動的整個基礎重新奠定的原動力已經形成了，有了這種原動力，各種可能性和機遇都會由他們自身去發現、去說明、去組織了。
這一新的，強大的原動力或反彈力，由於以下三大矛盾而加強了。這三大矛盾是：(1)帝國主義和跨國大企業所推行的殘忍的軍事、經濟與反民主的進攻性，與在這一新社會運動中將顯現出來的，並成為這一進攻性的障礙的諸力量間的矛盾，新社會運動已經鞏固了自己，並有可能在三年內創立一個「單一的反戰世界陣線」，並將給所有資本家階級政府帶來壓力；(2)當這一新的社會運動興起時，工資勞動者運動缺乏同步的發展，這是長期來令人擔憂的事，這是一大矛盾，因為工資勞動者自從1985-95時期遭到挫折和失敗之後，由於力量對比關係處於不利條件，其鬥爭能量的恢復是十分緩慢的；(3)最後，從政治上來說，整個20世紀年代，有幾股政治勢力，如社會民主主義、後斯大林主義派、社會民粹主義等，在空前的歷史危機下，仍然支配著勞工和人民運動，因此，有組織的其他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便始終是十分脆弱了。這種脆弱性的突破，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才有可能：第一，爆發了無法克服的政治大變動，諸如後果無法控制的戰爭以及世界經濟大崩潰，第二，能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去擊敗仍在工人運動和人民運動中擁有大多數勢力的新自由主義，並且我們能在反資本主義、國際主義、生態保護主義和女權主義基礎上去重建運動。這一鬥爭必定會圍繞在兩個問題上展開，即反帝和反新自由主義。
當前工人運動的危機，不可能由於簡單地加強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而得到解決，因為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的這個歷史時期的特點，不僅是革命左翼勢力十分微小，始終處於最少數的地位，而且社會主義自覺性、反僱主要求、英勇的戰鬥性以及各工會組織都在大規模地急劇後退。此外，革命主觀力量的不足，留下一個標記便是年輕人的狂熱的急進行為。這批年輕人，通過他們自己的社會經驗，特別是由於歷史上空前的大動員，正在各個層面建立起一代代「政治接班人」的進程。
這股非同尋常的「組織」或「勢力」，在即將來到的社會運動的復興中，可以預見到必將佔據主要的甚至全部的力量，這就需要對這種「組織」提出一個恰當的建議，或確定一個恰當的主題。這主題只可能是集合一切反對派力量、一切激進的政治派別，並以新的政治編制形式出現（諸如政黨、運動、聯合陣線或結盟），不拘是多元論者或單一的反資本主義派別；不拘是戰鬥力量或僅供討論的場所；不拘是議會選舉的形成或議會外的活動；也不拘是社會運動的談判者與闡明者，或所有其他的一切政治思潮──改良主義與社會自由主義，都必須結合在一起。在這樣的形成過程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切不可採取「打進去主義」，也不可用保密的或公然承認的目標，去盡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個革命綱領裝備起來的先鋒「革命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是共同發起人、共同組織者，是一個廣泛政黨中的共同領袖，旨在分享現代鬥爭的經驗，並一起前進去創建一個能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群眾性的反資產階級政黨。
創建一個新的群眾性國際
第四國際曾制定一些建議，這些建議能反映出活動和組織的三個層次，這不論在民族國家範圍內，或國際範圍內都有一定重要意義：
茲將這三個層次節要如下：
1.
第一個層次
反全球化的國際運動，具有以下幾個特點：要講究自覺性、鬥爭方法、綱領性建議和國際結構。
這一層次能在年輕人中激發起應有的熱情，並能在老一代戰士們中引起歷史的回憶。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幾個國際的建設，是同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新任務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現在這一新國際（即政治上重新組合），從一開始，便提出了新的群眾性革命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國際的問題。
這一新國際是在當前運動和大動員中應運而生的。她不可能類似於她以前的幾個國際，當然也不可能類似於以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為基礎的國際。這一新國際將是大規模「自發性地」反映出當前歷史上空前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的獨霸時期，而其歸宿必將是國際主義和直觀的反資本主義。不論從那一觀點來看，她將是迥然不同的性質，而與其前身五個國際組織不同，這五個國際即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共產國際（或第三國際）以及創建於1938年的第四國際。
創建新國際運動內部，存在著戰略和策略上的分歧意見，這不是工資勞動者階級自我行動中產生的，歷史上本來就有著「反政治的」互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去阻止資本主義全球化，並創建一個新的社會呢？這核心力量就在於世界規模的美、歐帝國主義內部廣大的被剝削、被壓迫群眾。此外，還要在兩條戰線上發動鬥爭：其一、反對社會自由主義左翼的霸權主義；其二、要在激進的革命左翼內部發起兄弟般的政治辯論去反對宗派主義和「革命先鋒主義」。
2.
第二個層次
十多年來，第四國際曾與其他非宗派性激進左翼共同建立了廣泛的、多元化反資本主義的組合，以便去擊敗社會自由主義左翼的霸權。這一新的反資本主義政治運動，很快就能在各地區、各大陸達成有關這一新運動的一致協議，聖保羅論壇便是一個實例。最近，在多個不同國家裡舉行會議來發動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匯合。自2000年3月以來，在歐洲，「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每兩年集會一次，赴會的有具有代表性的政黨和運動，其中有丹麥的紅－綠聯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團，法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同盟，蘇格蘭的社會黨，英格蘭的社會主義聯盟，英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等等。最近，意大利的革命共產黨也參加進來了。在亞洲，由澳大利亞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發起，組成了亞太團結大會，每兩年舉行會議一次，這是一個廣泛的激進反帝政黨和社會運動的大聯合。
所有這些都是富有前途的，盡管目前發展的趨勢還是脆弱的、分散的，不可能直接通向全世界性的水平，但這並不能排除通過探索走向社會運動的大發展，並舉行世界性大會。
3.
第三個層次
考慮到我們支持全球性正義運動以及反資本主義重新組合的優先性，我們為一切不同政見辯論、各種倡議以及與各種革命左翼思潮的會議敞開了大門，以考驗我們代表大會提出的大匯合，沒有這樣的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內形成新的結構。
以上我們所設想的三個層次，即政治上明朗化、多元化的反資本主義重新組合，以及與革命左翼的對話，可以形成我們一目了然的政綱，所有這一切都有助於創建一個新的群眾性反資本主義的國際。
第四國際─要再發動、再定位
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7個月，歷史規模的延續性在社會的各層次都已發生了斷層。
我們的組織曾遭到過困難，也取得過成就，最近，解放運動又再度興起了，因此，我們必須從思想上重新建設我們的領導機構、協調機制、公開參與以及我們的教育學校、辯論會和新聞工作。要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僅僅是一般地宣傳社會主義，而且要向公眾表明第四國際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即要完成日常活動、群眾工作和社會運動。這就要求要經常的、持久性的宣傳我們的理念，要有前後一貫性的鼓動工作，要舉行政治和戰略性的討論，並加強我們的組織體系。
第四國際的復興，不可導向宗派主義的自我肯定，但要走向開放、對話、合作和重新組合，要創建世界規模的勞工和社會運動，要具有新的、國際主義的、多元化的革命戰鬥力。我們只是托洛茨基主義思潮中的一支力量，我們要同許多其他思潮（包括其他的托洛茨基主義思潮在內）團結起來。我們深信，通過同其他激進的、非宗派主義的思潮的系統性合作，我們便可以吸收新的力量、黨派和社會運動。這就是我們所談的重新定位。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5月號。作者係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兼執行局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