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資本主義復辟問的繼續討論

〔譯者按：第四國際是個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組織，1938年由托洛茨基等人建立，一貫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官僚專制的立場，主張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今年（2003）二月在歐洲召開了第四國際的第十五次世界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文件和聲明，範圍涉及世界形勢、反全球化運動、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生態運動和同性戀解放運動等。

以下兩文，一篇是這次世界大會所通過的文件《世界新局勢》中關於中國的部份；另一篇是該次大會對資本主義復辟問題的聲明。讀者如將前一文與《十月評論》上一期（總第213期）所刊出的決議草案加以比較，即可發現正式文件中已刪除「官僚化過渡政權」的字眼。讀者也可從後一文中看到大會鼓勵各方人士對資本主義復辟過程的問題繼續進行討論。〕

對列強而言，中國繼續代表一個不確定因素，這在地緣政治的平面（已知的有台灣、西藏、中亞細亞等問題）和社會經濟的平面上都是如此。美國、歐洲聯盟、特別是日本的統治集團都意識到，在任何局面下（除了分裂以外，不過很難設想這會發生，雖然有潛在的離心力量），中國將會努力地試圖在未來幾十年內扮演強國的角色，維護它在亞洲的支配權力。還有，它似乎也從科索沃戰爭中得到教訓，硬要將其軍事潛力進一步現代化。俄國及所有東歐國家都在1990年代頭幾年經歷了生產的降落，以致到了2000年，只有在極少數位於中歐的東歐國家中，其GDP（國內生產總值）才趕上十年前的水平。相反地，中國在過去廿年中卻經歷了每年幾乎10%的增長率，包括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超過8%的增長。中國在過去20年中減低貧窮人數的統計數字，就是使世界統計機構能夠聲稱全球的貧富不均已有減少的根據——其實在過去廿年中，如果不把中國的統計數字包括在內，全球的貧富不均是一直在增大的。

在這同時，收入的差距己在中國擴大了。與之一起發生的，是對過去在衛生和教育方面所達到的社會進步的挑戰，及對就業保障的挑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邏輯正在大行其道，而且越來越多地被寫進法律。

由於這個情況，反對社會不平等的抗議活動就層出不窮，而且時常特別提及社會主義的「路線」與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現實之間的差距。

按照新自由主義辭令的觀點是，似矛盾而正確的是，對外國資本已證明是最有吸引力的，是對既具壓制性又在支持增長的國家和強大黨權的支持。在千禧年轉換的時候，外國直接投資的積累資本在中國是3000億美元，在俄國則是120億美元。但是，直到那時為止，中國的開放一直受到控制，而且是大量地「中國式的」〔大概指中外合資——譯者註〕。增長所需的資金只是局部依靠外國投資——這一點，再加上它的相當多的商業慣例，才給了中國力量來抵拒新自由主義的規則。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與一國人口的多少相比，就更有意義。在2000年，中國的每人年均外國直接投資的數字是160美元，俄國是85美元，哈薩克是571美元，波蘭大約是1千美元，而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則是2千美元。大體上說來，中國的增長依靠以干涉主義和國家保護主義為基礎的新商業主義。這種新商業主義，受南韓和日本在其強烈增長時期所採用的措施的啟示，多於受新自由主義規則的啟示。

如中國主要地免遭1997-1998年亞洲危機這個事實所證明，直至1990年代末期，中國對國際貿易的開放是在一個極端保護主義的基礎（例如它的貨幣的不可兌換性和對非居民的籌資所強加的嚴格限制）上進行的。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的資格是與改革的激進化一起發生的。改革激進化的目的是要越來越多地把重要的公司轉變為發行股份的公司，把金融系統向外國資本開放，而且把中共黨的大門向生意人打開。在這同時，舊時的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一一被摧毀了。

這個繼續不斷的過程正受到越來越大的反對社會不平等的抵抗運動和偶發事件的阻礙。

這些抵抗運動的形式，由於它們的起源追溯到天安門運動，所以可以動搖這個政權的表面上統一，導致這個黨—一國機構骨架的破裂。運用社會主義詞藻來美化的做法顯然必須加以挑戰。這不但是就各種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擴張的措施而言，連面對著任何「溫和派」或保守派時也應該如此，因為這些「溫和派」、保守派不會把引進工人們的自我組織權利和對集體財產的管理權利放在必要的反資本主義的抵抗運動的中心。

（譯自《國際觀點》2003年夏季號351/2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