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托洛茨基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下）

大企業與法西斯主義

將政權移交給法西斯主義政黨的方案一直在資產階級份子中引起不和及懷疑。它從來不是一個平滑的運作。這個區分是與資產階級內部經濟、政治和思想的分層相稱的。我們可以定出這樣一個命題：直接製造大眾消費品的那些部門比較不太願意公開支持、資助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而大的、重工業和製造軍火和生產資料的那些部門則比較願意考慮這樣一個步驟。

屬於後一集團的，在德國有：大化學工業，特別是IG-Farben，鋼鐵及礦冶公司，大多數的大銀行，特別是德意志銀行。但是電器、紡織及製衣工業等屬於前一集團。＜１９＞雖然這個命題有時被應用得太機械，但是它有單憑經驗的強烈依據。不同的政治目標局部地被不同的物質利益所決定。紳士俱樂部（Herrenklub）在提名希特勒為國家總理的事件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眾所週知的。奧斯蒂弗醜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２０＞

但是比這個事態的──區域性的外表更重要的，是關於以下這個可能性在政治判斷上的分歧：為了大企業的利益真正控制這個明顯是軍事冒險家的希特勒的可能性。有些人持懷疑態度，有些人則不。在巴本胡根堡周圍的保守派、甚至以後的無所不包的中央黨都相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判斷顯然是錯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資產階級的整個歷史，一直是以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這個歷史性分歧──從法國大革命、如果不是從更早時期開始即有的分歧為特徵的。在這個分化過程中，由於各種必須在每一個情況中加以具體分析的理由，有時候這個派，有時候那個派，佔上風。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自由派在德國是主要派系，保守派則在法國。但是，二十世紀初，有了一個變化。在法國，勝利的是，德雷福斯的擁護者；而在威廉大帝的德國，日漸佔據中心位置的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保守主義。希特勒之走上政權，一部份是這個保守主義的繼續。這個保守主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它的失敗和凡爾賽和約之後的復仇主義而勢力大增。它已在哈爾茨堡陣線中被預料到。＜２１＞可是，它並不是沒有中斷的、而是充滿了懷疑和自我懷疑的連續。它不但導致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也導致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的事件。＜２２＞

不管怎樣，將資產階級內部所有這些層份、集團聯合起來的是，他們在保衛財產、保護資本積累自由和保證資本增值上的共同階級利益。在這個平面上，法西斯主義的決算表是清楚明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徵，不但保持著，而且鞏固了。它們能夠前所未有地自由發展。

從經濟上看來，第三帝國是獨佔資本不受約束的統治。在經濟上看起來是國家“干涉”的東西，十分之九是以加強獨佔資本的自管為目的的措施，包括支持大企業在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期中使較弱商號嚴格遵守紀律的措施（強迫組成卡特爾）。＜２３＞納粹絲毫沒有奪走大企業的經濟權力。關於在第三帝國中是“政治佔首位”還是“經濟佔首位”這個無休止的討論，我們看到了神秘化的因素。＜２４＞有意或者無意地，所謂精英份子對於納粹主義的罪行應該有罪這個無可改變的歷史，現在不是被降低其重要性，就是被否認。我們在這裏所指的，不是無足輕重的同路人，不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閉上眼睛、或者在最壞的情形下明知其有罪而無可奈何去合作的“靜默大多數”。我們在這裏所指出的是，銀行家、工廠主、大商人、軍隊將領、高級公務人員、法官、律師、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等的關係重大的責任。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不但“容忍”或“附和”納粹主義，而且懷著絕對是具體、明確的階級利益和目標，設計、介紹、指導、領導和在思想上掩護這整個過程。

只有在這一個場合中希特勒試圖強加他的意思，反對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戰爭的末期當他要破壞他們的工廠的時候。他沒有成功。＜２５＞極權主義的論點，即使以最合邏輯的形式出現，也抵擋不住歷史的證據。極權主義獨裁制從來沒有成功地控制、更不必說消除資本的獨立的經濟利益了。

托洛茨基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幫助我們了解：為甚麼在第三帝國這個例證中，法西斯獨裁的各矛盾因素會有以下的綜合：懷著鞏固獨佔資本的經濟權力和保證資本的增值這兩個目的，暫時奪走獨佔資本的政治權力。這就是歷史對於政治佔首位抑是經濟佔首位這個機械的對立立場的回答。

法西斯主義與工人階級

我們剛剛說過，資產階級可以在法西斯團伙的幫助下，試圖消滅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一個法西斯政權的建立，並不單單依靠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內部所發生的事情。它也依靠工人階級內部所發生的事情，換言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反應。

與各元首候選人可以大量吸收的“人類流沙”相比，近代工人階級，在所有工業先進國家，都具有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潛力。社會上所有創造的、生產的功能，統統集中在這個階級或與它有密切聯繫的各社會層份上。在大多數的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的文化的、政治的群眾組織，都非常活躍，在許多國家中，直至１９２０年代末或１９３０年代初。這些群眾組織團聚了數以十萬計的，如果不是數以百萬計的能夠熱誠地為他們的共同階級利益而戰鬥的工人。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還有巨大的、強大的工會，這些工會不但有力量癱瘓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具有癱瘓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潛力。

與這樣一個強大反對力量較量，資產階級高層的有階級意識的代表們，為了以上所敍述的各理由，不但必須認為他們自己沒有其他道路可走，而且必須相信他們在這個巨大的力量較量中，至少有從中殺出一條生路的機會。沒有這個力量較量，破壞資產階級民主制以乎是不可能的。在這些計算中的任何錯誤，對社會力量關係的任何錯誤估計，都會帶給資產階級災難性的後果。從個人以及社會的觀點來看，那可能等於自殺。１９３６年６月巴塞羅那、馬德里、巴倫西亞和馬拉加等西班牙城市所發生的事件就是重要的實例教訓。＜２６＞

在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日漸增加的時期中，但是在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之前，獨佔資本主義的各重要領導人非常注意工人階級內部和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內部在對付這個法西斯的威脅時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事實上，他們對變化中的力量關係的分析，與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有許多共同點，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

每一個可在工人階級中見到的聯合的、強大的抵抗運動的跡象，每一個朝向群眾的武裝自衛行動的指標，每一個逐漸願意以堅實的決心來保衛他們自己抗擊法西斯野獸的跡象，都會增加獨佔資本對於是否應該測試力量的猶豫和懷疑。

同樣地，在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分裂、被動或順從的跡象，在法西斯主義者方面的每一個沒有遇到抵抗或反擊的策略成功、群眾組織的領導不管用詞多美最終都會向法西斯主義投降的每一個跡象，群眾不能夠對法西斯威脅自發地發動反擊的每一個跡象，都會使獨佔資本相信，為改換政權所付出的代價，會比它所預測的要小得多。這些軟弱的跡象，會加速法西斯主義者奪取政權的進程，因為那會證明，內戰將會是單方面的事務，而工人階級的失敗將會是壓倒性的、長久的。＜２７＞

因此，極其重要的是，要從法西斯主義的開始，就以一種堅定、聯合、有力的反應，就以一個保衛工人階級的自由組織、罷工權和所有其他民主自由的鬥爭，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沒有這種反應，沒有這個鬥爭，工人階級會在一整個歷史時期中，被決定性地削弱。

這樣一種聯合的、堅定的、有力的反應會在這個國家裏觸發一次會改變整個政治氣候的連鎖反應。它會使小資產階級更懷疑法西斯份子是否真正會嬴，因而使他們的群眾基礎變弱，增進將重大部份的中產階級中立化的機會，如果不能真正地將他們爭取到工人階級的事業和社會主義這一邊的話。可是，要實現這一點，工人們需要把這些社會層份的利益考慮在內的綱領。工人階級必須讓小資產階級感覺到，他們真的要創立一條有別於法西斯主義對於政權問題的解決方法的通路。

資本家們本身也會通過慘痛經驗學習到，投資在法西斯團伙身上的資本根本得不到任何嬴利，只預示重大損失。他們對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法的支持，會轉移到幕後，而且不再是他們的政治遠景中的重要因素。至於工人階級，每一次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鬥中的策略上勝利，都會鞏固它的隊伍內部的團結，增強它的戰鬥精神和決心。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信念，他們對社會主義之作為解決正在震撼這個國家的社會危機的可供選擇辦法的信念，將會繼續增長。這種做法，才會為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打好基礎。這樣一個強大的社會、政治的反攻才能夠很快地將社會主義革命提上議事日程。

所有這些際遇與機會都要靠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政治獨立。如果這個階級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彼此鬥來鬥去而不把他們的隊伍聯合起來抗擊法西斯份子，如果共產黨人（斯大林主義者）相信他們一定要打敗社會民主黨人才能夠對付法西斯份子，如果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只要“共產主義危險”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中立”法西斯份子，換句話說，如果在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這個階級的聯合干涉被人用抽象的、宗派主義的“原則”名義阻止的話──那末，將會有越來越少的機會，對這個日益（被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所援助所唆使的、漸增地被大企業所資助的）法西斯主義恐怖，作出及時、堅決、有成功希望的反應。代替它的，將會是一連串的躊躇、迷失方向和士氣沮喪，最終導致失敗。這就是在德國發生的情況，儘管托洛茨基曾提出許多次的警告，儘管這些警告在托派之外的其他共產黨反對派份子中，例如在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默領導下的共產黨反對派和社工黨（一個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的左派），找到回聲。

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

對瞭解法西斯主義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貢獻，是塔爾海默（August Thalneimer）的理論。這個理論導致與托洛茨基的結論相似的政治──策略結論。它可以非常簡單地總結如下：法西斯主義是反革命的最後階段，這個反革命是在１９１８／１９年的德國革命失敗以後開始的，而且被定性為國家機構（行政部門）的日益增加的自主。他把這個自主定義為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那個“波拿巴主義”。＜２８＞

塔爾海默的這個分析，包含一個真理的發端。國家機構在第三帝國中，在與國會、各政黨和各工會切斷任何關係的情況下，成為政治統治的一個組成元素，比在魏瑪共和國時代更是如此。但是在塔爾海默的理論中，卻不太注重各法西斯主義團體和往後的法西斯機構（黨、黨衛軍等等）的角色。但這些卻是法西斯主義初次出現的形式。這就是法西斯主義與波拿巴主義所不同的特定種差（differentia specifica）。這個差別既不是偶然性，也不是次要的。它對法西斯主義的以下目標是非常緊要的：完全破壞任何形式的工人階級組織。單單是波拿巴主義的國家不能實現這個目標。它需要一個機構化的群體恐怖、集體控制的工具，警察或軍隊是不能提供這個工具的。這是法西斯主義群眾黨的任務。托洛茨基從開始就瞭解這點。因此，他反對波拿巴主義的解釋＜２９＞，雖然他明顯地看出，波拿巴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某些共同點。

在布呂寧格、巴本和施萊克爾三人共同執政的後期的波拿巴主義之下，工人運動逐漸變弱，逐漸受到壓制。但是它仍然能夠採取抵抗的行動。從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到國會被焚燒之間的希特勒政府可被描述為一個“後波拿巴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政制。只有所有合法的工人組織完全被擊敗之後，我們可以說那個政權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制，不再是一個波拿巴主義的獨裁制。

這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爭論。這有極端實在的意義，那就是以群眾力量對法西斯主義進行抵抗的可能性。這樣一個可能性存在於波拿巴主義政權之下，但是在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下它就會快速地消失。＜３０＞

這個分析性的、政治性的爭論在今天也是有相關性的。今天被許多左翼圈子所辯護的那個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正試圖用不適當的概念，幫助解釋一個非常真實的過程，那就是“強大國家”的發展，國家行政部門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自從第二次大戰以來，這個過程，這個發展，這個自主性，一直是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的一個特徵。我們現在正在目睹的是，部分國家機構、高級將領、秘密警察、司法部門與包括公開的恐怖主義、鼓吹暴亂的團體在內的極端右翼團體等之間的日益增加的互依關係。＜３１＞社會的某些部份，正對議會控制的這種減弱，如果不是正對議會控制的消除，越來越不關心，而且在許多情況中，甚至對“議會清談俱樂部”表示仇視。這種一般發展可被概念化為“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我們可以肯定地預測，在經濟、社會危機發生根本性的惡化之前，對民主自由的主要威脅，來自這個“逐漸滋長的波拿巴主義”，不是來自相對微弱的、公開的法西斯主義派系。這些法西斯主義團體正被部份國家機構利用，但是它們本身不是在幕後操縱的。

這段分析的結論是，我們今天所目睹的不是逐漸滋長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意義不止是國家機構日增的自主性。當法西斯暴徒開始真正地攻擊罷工和工會總部、威嚇、擊敗罷工中的工人的時候，我們所要對付的就是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又從來不是逐漸滋長的，它總是公開的、野蠻的。

托洛茨基為主張工人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０－３３年時期對德國問題所作的煞費苦心的分析工作有一個直接的實際目標：向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運動警告即將來臨的可怕威脅，提出及時克服這個威脅的策略和目標。他的中心思想可以總結在他的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８日的嚴正警告的話語中：

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人數以十萬計、百萬計；你們不能到任何地方去，沒有那麼多的護照給你們。如果法西斯主義走上政權，它將會像一輛可怕的坦克，輾過你們的頭顱和骨骼。你們的解放在於發動無情的鬥爭，而且只有與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進行有戰鬥力的團結，才能帶來勝利。趕緊這樣做吧，工人──共產黨員們，你們的時間不多了！＜３２＞

具體地說來，推動工人聯合陣線的正確策略必須包括以下各點：

l 拒絕接受“失敗主義”。只要工人群眾的動員在實際上是可能的，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就不會是必然的。

l 拒絕接受最後通牒。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們與他們的黨及其領導決裂，不能夠成為聯合陣線的先決條件。應該向其領導有系統地提出組成聯合陣線的建議。聯合陣線應該是從上面及從下面而來的。＜３３＞

l 拒絕接受議會呆小症。法西斯份子是否會奪取政權，不是選票來決定，而是在街頭、在議會之外的群眾鬥爭中決定的。

l 將力量集中在直接的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上，以在各工人群眾組織的支持下動員廣大群眾為目的，達到武裝總罷工這個最終目標。

後來，那些對於造成１９３３年的慘敗分擔責任的人們曾聲稱，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３月之間那段時期中，工人們，因被失業、分裂和士氣低落所磨滅，所以沒有準備要採取群眾行動來反對法西斯份子，可是，今天卻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托洛茨基的觀點比這個為他們自己的被動、混亂和失敗而作的辯護現實得多了。＜３４＞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工人要採取群眾行動的意志，比托洛茨基想像中認為的還要大。＜３５＞今天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的圈子內，這點已被承認。＜３６＞

在社會民主黨的許多主要的錯覺中，有一個錯覺，像斯大林主義過左派的宗派主義一樣，對德國工人運動在１９３３年之未經一戰即向法西斯投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錯覺就是，為了防止法西斯份子奪取政權，有需要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中立化”。後來被納粹謀殺的那個不幸的希爾費丁（Rudolf Hilferding），在１９２０－２１年之前曾是一位激進社會主義者、勞工運動理論家，以後卻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右翼的主要理論家。當他在１９３３年寫出歷史將會認為社會民主主義阻止國家機構與納粹合作的成功是它的最大歷史成就的時候，他就最清楚地表達了上述的錯覺。

不幸的是，在希爾費丁這幾行字見報時，奧登堡已經提名希特勒為國務總理。＜３７＞產生這個錯覺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沒有瞭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質，特別是它的軍事及國家機構的性質＜３８＞；其次是低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度，因為這個危機可以導致資產階級議會民主被消除。

工人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

德國的慘敗，世界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之未經一戰即向敵人投降，給予德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的自信和階級自覺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失敗的負面結果，除了直接的經濟、政治的後果，還有其他方面。托洛茨基正確地預測了這一點，而且從１９３３年春天開始，試圖在發展的局勢中指導一小群追隨他的人們。

這個震動的第一個結果是一個無可抵拒的壓力，要求所有工人階級組織在德國以外的各個國家中組織聯合陣線，來反對法西斯主義或其他形式的反動獨裁制的危險。右翼份子於１９３４年２月６日在法國發動的攻勢，觸發了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實際聯合陣線，至少在那天之後的三年內，使法國社會的力量關係和動力完全倒轉了。工人階級的力量非常迅速地增長。最後，１９３６年６月的總罷工和佔領工廠，把法國帶到了社會主義的門檻上。＜３９＞

同樣地在西班牙，１９３４年反動派的攻勢，引致了有一翼建基在神職人員、半法西斯主義的結構上的右翼政權。與法國的情況相似的是，西班牙反動派的這個攻擊，也觸發了強大的、聯合的工人階級的反應。工人階級的這個反應，首先表現在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的流產暴動上，其次表現在１９３６年上半年的群眾鬥爭連續不斷的興起上，最後表現在初期的社會主義革命上。這個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回應１９３６年７月的軍事──法西斯主義的政變，在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及重要的鄉村部份爆發出來的。但是在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情況中，工人階級的這個統一攻擊的巨大潛力，卻被轉向到完全與私有財產、資產階級國家的殘存相符的管道上。事實上，這就是社會民主黨、斯大林主義及工會的官僚們（在西班牙還包括無政府主義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所自覺推行的階級合作政策。＜４０＞

從１９３５年開始，共產國際在斯大林領導下全盤接受了與“自由”資產階級結成反對“反動勢力”的集團這個老的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的“較少邪惡”的戰略。這個人民陣線政策，發生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民主制正面臨深刻的、無法被各種各樣改革所緩和的結構性危機的同時，不但意味著工人們喪失了另一次奪取政權的歷史時機，這主要是由於斯大林主義的錯誤，正如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時期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錯誤一樣。（同樣的經驗第三次在１９４４－４８年時期發生在法國、意大利和希臘）。它也意味著工人運動在反動勢力的襲擊下的崩潰、法西斯主義只被推遲，沒有被避免。

在西班牙，在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在共和國的陣營中擊碎了社會革命之後，法西斯主義者終於在內戰中獲勝。在法國，工人階級力量的巨大集結，卻因連續幾個人民陣線政府的投降和工人階級接著而來的幻滅和沮喪而粉碎了。在１９３６年６月的榮耀總罷工之後的兩年多，就來了１９３８年９月的總罷工被打敗，接著當貝當元帥的衰老波拿巴政權於１９４０年在工人們沒有任何反應的情況下接管了政府的時候，就是工人階級的各種自由權利被削弱、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工會的癱瘓和第三共和國不光彩的自我毀滅。

決不偶然的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黨製造分裂政策的尖銳批評，今天在非常廣大的圈子中嬴取了贊同和敬佩＜４１＞；然而他對人民陣線政策會產生悲慘後果的同樣有論據的證明，卻遇到敵友雙方的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們的大量誤解甚至反對。＜４２＞因為法西斯主義象徵著對於革命組織的生存、甚至是溫和的社會民主組織的生存的肉體威脅；它不但被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被大部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全部工人官僚層看成為野蠻的威脅。這些正是在頂層和底層推行聯合陣線政策的物質基礎。

可是人民陣線主義只不過是自從本世紀初以來被各改良主義工人領導、工人官僚層所實行的階級妥協、階級合作政策的一個變種而已。普遍地受到大多數知識份子的贊同。對他們來說，贊成托洛茨基對人民陣線主義的批評，即會意味著拒絕接受他們的往事，而且在許多場合會意味著直接反對他們自己眼前的物質利益。

可是，對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先進工人們而言，了解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３３年時期為推進德國的聯合陣線所進行的鬥爭和他在１９３５－３８年時期在法國、西班牙反對人民陣線的鬥爭之間的邏輯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法西斯主義之興起為對有組織工人運動的立即威脅，是與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深刻結構性危機同時發生，它本身是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和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結構性危機連在一起的。在這些情況下，以不惜任何代價保衛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來抵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等於把一切賭注押在瀕臨死亡的這些機構的殘存上。雖然保衛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包括普選權在內的每一個戰利品以反對反動勢力是正確的，但是把這種保衛的範圍局限在狹窄、腐朽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機器的架構上，等於自殺。

如果不把因人成功地保衛工人階級的組織和自由而獲得的力量作為向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危機提供革命社會主義解決方法的跳板的話，那末，這力量就會快速地衰微和瓦解。法西斯主義或半法西斯主義的反動勢力，經過一段暫時的撤退以後，將會捲土重來，反對一個因其巨大戰鬥力量沒有產生正面結果而被弄得士氣低落的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有極大危機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制是沒有前途的。它要麼被無產階級民主制所取代，要麼倒塌為右翼獨裁制。拒絕汲取那個教訓，已在西班牙（和以後的智利）導致與意大利、德國工人的不團結所引起的失敗同樣悲劇性、同樣代價高、同樣持久的失敗。

有些宗派主義者曾經企圖把人民陣線與工人的聯合陣線之間的差別簡化為是否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參加聯合政府的問題。這種抽象的、圖式的處理問題的態度，事實上是與人民陣線支持者處理問題的態度十分相似的。後者把與自由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看成為與中產階級聯盟的必要先決條件。宗派主義者把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之參加聯盟看成為走向階級背叛的必然的前奏。

雙方所忽視的是，真正有決定性的問題，即是反資本主義的群眾行動的自由獨立發展的問題。如果資產階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參加，使這個群眾行動被減少或者被阻止──或者被利用來作為減少或阻止這個群眾行動藉口的話，那末我們所得到的是人民陣線，是無產階級放棄階級政治獨立性。但是，如果資產階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之參加聯盟不制止發展中的反資產階級國家的攻勢，那末這些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在客觀上就是工人階級的俘虜。

注釋：

＜１９＞見Daniel Guerin 的《法西斯主義與大企業》（１９７３年紐約版），Franz Neumann　的《Behemoth》[《龐然大物》]（１９４２年多倫多版）。

＜２０＞奧斯蒂弗是１９２７年為了挽救無清償債務能力的、主要是小型的農民們而發動的農業援助計劃。實際上，幾乎全部款項都被濫花在他們之中最大的地主們、（普魯士）貴族地主們（the Junkers）身上。奧登堡總統的兒子Oscar曾經是搞這些見不得人的交易的著名人物。這件事就被利用來獲得他與納粹合作，勸導他的父親任命希特勒為總理。

＜２１＞哈爾茨堡陣線（Harzburg Front）是納粹、胡根堡的保守黨和同樣保守的Stahlhelm[鋼盔團]之間的一個集團。（鋼盔團是在Franz Seldte領導下於１９１８年成立的右翼準軍事退伍軍人組織。Franz Seldte　以後曾短期任希特勒治下的一個部長。）

＜２２＞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０日希特勒的一位早期支持者Count von Stauffenberg〔斯陶芬堡伯爵〕企圖暗殺他的日子。

＜２３＞見Eberhard Czichon 的《Wer half Hitler zur macht?》〔《誰幫助希特勒拿到政權？》〕（１９６７年科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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