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間，阿根廷發生了席捲全國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運動，要求解決國家面臨的困難問題：沉重的債務負擔，嚴重的經濟衰退，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生活水平下降，失業和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等等。真的，阿根廷的工人階級和廣大貧苦群眾有許多賬要同政治家和投機商清算。在嚴重失控的社會動亂中，總統換了一個又一個，仍不能使憤怒的廣大群眾和工人階級平靜下來。因為那些貪官和投機商在過去的年月裡盜竊了大量的人民和國家財富。

在過去的三年裡，阿根廷即已陷入經濟衰退之中。今日的困境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這個國家在歷史上有過許多艱辛的歷程。

半個世紀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可比得上西歐國家。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它目前的狀況正好是一個例子，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能力保證經濟的平衡發展。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鼓吹者斷言：允許資產階級賺更多的錢，不要限制，能夠保證經濟的發展，使每個人都有工做，並提高生活水平。但事實正好與這種說教相反。阿根廷的歷史就是明證。

依附帝國主義的經濟

從1816年起，阿根廷擺脫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而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在最初的五十年間，它同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一樣，具有開拓的精神。但，與這三個國家不同，阿根廷從過去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依賴性和落後性，卻不能使它成為富裕的國家。

正如80多年前列寧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指出的，帝國主義時期不僅有帝國主義強國和殖民地國家，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列寧這一論點，就是以阿根廷為例子來說明的。

隨著獨立而來的全面自由貿易，使國家的商業和金融業開始得到發展，而在19世紀中葉阿根廷開始進入世界市場時，發展更為迅速。歐洲的工業國家可以從擁有大量土地的阿根廷進口糧食了。而這個國家卻缺少勞動力——特別缺少現代技術的大規模運輸和糧食儲藏設備。阿根廷有1200萬英畝的肥沃土地，可以供應小麥、亞麻、牛和羊毛給全世界。

阿根廷對來自歐洲工業產品開放市場。它要求外國資本發展它所需要的基礎建設作為回報。1913年，外國在阿根廷投資的總數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一用於鐵路，三分之一用於國家債券，其餘用於公共服務、貿易和財政金融。1914年，在平帕（Pampa）草原中央區的肥沃土地上，修起34,000公里密如蛛網的鐵路，可與美國相比。但，這些鐵路網是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同其他國家聯結起來設計的，而不是同本國其他城市聯結起來。在1870-1934年間，有400萬移民進入阿根廷，其中70%來自西班牙和意大利。

在1910-1920年，阿根廷的出口情況如下：小麥和油籽45%，肉類24%，羊毛13%，皮革6%。這個數字大約保持了60年之久。阿根廷的主要顧客是法蘭西人，比利時人，英國人。他們控制阿根廷進口的35%。

帝國主義列強並不想讓阿根廷從他們的技術中獲得利益。阿根廷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土地制度。儘管掠奪（或屠殺）原住民印第安民族一直延續到1880年，土地一直是在少數大土地所有者的掌握之中。他們擁有25萬英畝以上的地產用於放牧，而傳統農業祇佔很少一部份。在1914年，從事農業的人口祇佔總人口的24%。由於國家有限的工業，使外國移民得以迫使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小手工業陷於絕境。

1929年的大蕭條使情況有所改變。它導致國家出口減縮，進口貿易減少了一半。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本國工業的發展。但在1930年至1950年間建立起來的工業，都是生產供少數特權階級消費的產品。這些產品原先是由外國進口供給的。而其他方面的工業如紡織、食品、煙葉、皮革、轉型機械和原油的投資則受到了限制。

二戰後，歐洲的困難經濟狀況引起世界物價飛漲。這使得1945年以後的貝隆政權得以籌劃大幅度增加貧苦階層的消費來換取社會的和平。從1946年至1949年，在國家收益中，工資所佔比例由37%增加到47%。

貝隆主義的「勞工聯合會」（CGT）

在1945-1955年間，貝隆當政。在此期間，阿根廷勞工聯合會（簡稱CGT）是貝隆主義黨的主要支柱。貝隆政權是一個邦拿巴主義政權。它的基礎建立在軍人、大公司、老闆、工會的聯合力量之上。貝隆本人就是一個高級軍官。這個政權強而有力。它決心直接干預經濟，並擺脫英國的控制。它推行一項旨在使工會併入國家機構，把階級合作政策制度化，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這個政權的特點：一方面借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聯合政府形式，另方面也具有30年代墨西哥總統卡登納斯激進民族主義政策的色彩。這種國家的真正面貌可以從墨西哥革命所採取的把工會併入國家機構，使軍隊和工人階級支持為資產階級謀取利益的政策中顯現出來。托洛茨基對這種邦拿巴政權的性質作了如下的評說：

「在工業落後的國家裡，外國資本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因為本國的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相對來說較為軟弱，這造成了一種特殊狀態，政府必須在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之間；在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相對強有力的無產階級之間架設溝通橋樑。這樣，政府便具有一種特殊的內在的邦拿巴主義的性質。可以這樣說，這個政府是高踞於階級之上。它可以作為外國資本的工具，把無產階級置於軍事獨裁的鎖練之下；也可以為無產階級的利益爭取更多的讓步，從而使自己對外國資本取得一定的自由來進行統治。」

在阿根廷，貝隆得到無產階級的支持，也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兩者都樂意擺脫英國的控制。貝隆以煽動性的語言對無產階級講到關於社會革命的話：「我打算改善生活水平，保護全體工人甚至最貧困的人免遭資本的剝削。」這些花言巧語伴有民族語言的特色。他說：「我們播下種子，必定會綻開自由祖國之花。祖國的主權絕不出賣。」而當他對老闆們講話的時候，他把自己的意圖講得很明白，他說：「相信工人的工聯主義對僱主是有害的，這是極嚴重的錯誤。相反，它是幫助僱主避免同工人鬥爭的最好組織。」他強調說：「人們都說我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但你們永遠找不到一位比我更有決心去捍衛資本主義的人了。因為我知道捍衛經理們、工業家們和商人的利益，就是捍衛國家的最高利益。」

阿根廷在二戰後出現的特別令人稱道的局面是由於推行了保證較高水平的工資政策，使得貝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這個政策的標誌就是一年有十三個月的工資。對此，直到今天，工人階級還念念不忘。貝隆主義的勞工聯合會（CGT）成了國家機構。直到1947年，外幣盈餘使政府能夠保證工人的生活水平，並為培養羽毛豐滿的工會官僚提供資金。那些反對新政權的，支持共產黨的工人被排除在勞工聯合會年會和各分會的會議之外。在1946-49年間，有幾百起工人糾紛被宣告為非法遭到鎮壓。《戰士》報分社遭到解散。勞聯會招募暴徒去襲擊罷工工人竟然毫無愧色。那些拒絕參加勞聯會的工人運動積極份子受到拷打折磨，甚至被殺害。

勞聯會官僚與貝隆

1955年，隆納迪將軍發動一次軍事政變，推翻了貝隆政權，貝隆逃亡到西班牙。隆納迪得到美帝的支持。美帝不欣賞貝隆的獨立政策。由此勞聯會變成了一個更加龐大和鬆散的組織，它把各種不同傾向都結合在一起。其中貝隆主義者仍然佔著主要的地位，有62個組織。共產黨有10個組織。隨著貝隆的倒台，他的政黨（正義黨）被取締。在後來的20年間，貝隆主義者作為反對派，一直用勞聯會作為自己主要的喉舌。

勞聯會的領袖們在貝隆流亡期間，為了爭取貝隆的支持而彼此進行鬥爭。因為貝隆在阿根廷工人階級的心目中是一個活生生的神話式的人物，誰得到他的支持，誰就能保有權力。

貝隆主義運動作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在1955-73年間，輪番登上權力寶座的所有軍事獨裁者和選舉產生的總統都不能不考慮到它。

60年代後的經濟狀況

在60年代以後，阿根廷的工業化擴展到新的領域：化工、重型機械和鋼鐵及汽車製造業，每年以8.6%的速度發展。但大部份投資都來自外國：汽車製造佔97%，電子工業佔70%。而一直是國家收益最大的唯一源泉的農業，卻保持著古老的生產方法。1960年每畝土地使用的化肥僅是美國的1%！而農村人口卻從1949年佔總數的29%下降到1970年的20%。在隨後的20年間，農業生產恢復到先前的水平，但卻付出了開墾荒地的巨大代價。1928年，阿根廷農產品出口佔全世界出口農產品的3%，而1980年下降到0.4%。

在1959-1969年的十年當中，阿根廷的許多公司都同外國的跨國公司緊密聯結一起了。在1969年，這些公司佔有全部工業資本的80%。在1955年至1976年間，歷屆政府都呼籲保衛國家經濟利益。但它們不敢得罪本國的資本家，更不敢同外國大公司對抗。

經濟崩潰

1969年工人階級在科多帕的起義標誌著一個群眾性激進化時期的開始。這使阿根廷的資產階級讓貝隆再次回到權力寶座上來（貝隆在1973年6月回國，同年9月再次當選為總統）。但貝隆這一次祈望用幾片餅乾來換取工人階級的支持是失靈了。他祈望減少工人對勞聯會的懷疑。但在1973年至1976年間，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一直在保持高漲的時候，勞聯會官僚的政策同貝隆主義的右派和極右派的政策卻是一模一樣的。在1976-1983年間，曾有過兩次軍事政變，先是維地拉將軍的軍事獨裁，後又有更壞的加爾梯利將軍的政變。軍事獨裁給國家造成巨大的創傷，付出的生命代價，據統計就有三萬人「失蹤」。「失蹤」者的母親們直到今天還堅持提出公開的抗議，要求知道她們失去了的兒女命運的真相。而政治家們，包括激進主義者和貝隆主義者，卻要保護那些造成生命損失的責任人，即軍事政變時期擔任領導的許多軍方幹部，免於被控犯罪而受到刑事懲罰。至於軍事獨裁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非常沉重的。

1976年維地拉軍事政變集團要建立「自由市場」，撤銷了國家經濟機構，取消肉類和小麥的專賣，把大部份的出口讓給了私商，增加農業（大土地所有者）的補助金。免除進口關稅使本國工業處境困難。由於實際工資的降低，製造工業產品的消費下降了。如汽車銷售下降1/3。生產投資減少了，多數資本轉向金融投機。

軍事獨裁政權是靠發展金融和銀行業來維持的。凍結工資並未能阻止通貨膨脹。減少政府預算赤字的結果是經濟發展減速。與1974年相比，1977年購買力下降了60%。

到了1983年，經歷長期軍事獨裁統治之後，羅爾．阿爾丰辛（R. Alfonsin）當選總統時，經濟狀況已陷於通貨膨脹、嚴重的衰退和巨額外債的絕境之中。

阿爾丰辛背著國際貨幣基金會採取一套經濟計劃，即有名的「南方計劃」（Austral Plan）。但完全沒有用處。在1984年，把國家的公積金全部用於償還外債。但外債卻以大於50%在增加。在同一時期，阿根廷的貨幣與美元的比值已降至1/50。利率高企使投資下降。1989年工業生產低於1974年。工資下降28%，為1945年以來平均數的35%，失業率達到15%。

實行私有化

1989年7月，貝隆主義者卡洛斯．梅涅姆當選總統。這時在全國三千萬人口中有900萬窮人。他加快國有公司私有化步驟。取消國家計劃，國家控制小麥、肉類和酒類市場的各部門予以解散，個人出口貿易活動得到特別的優待。在社會方面，政府撤銷了所有關於工資的談判。

私有化的結果是富者愈富。由於裁員和停產，造成大量失業。整個社會各階層陷於貧困境地——包括領取退休金的人，小學教師，政府機構的小官員。

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羅（軍事獨裁時期的前中央銀行主席）以固定阿根廷貨幣對美元的比率來降低通貨膨脹，收到一定效果（由1989年的49.33%下降到1990年的13.55%），這使梅涅姆贏得再次當選總統。但在他第二任期中，國家的經濟和債務比以前更為惡化了。

部長換了，困難依舊

1999年，另一位激進主義者費爾南德．德拉．魯阿當選總統。在他任期的兩年中，換了三個經濟部長。每一次更換都推出新的緊縮經濟政策來代替前任的政策。第一次政府僱員的工薪削減了8-24%，然後又削減13%。這第二次削減範圍擴大到250萬領取退休金的人。他們的消費每月是300比索以上。

但這些計劃並不能使卡死了的經濟得到鬆綁。在2001年末，外債已增加了三倍。公債已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現在的經濟完全依靠世界的銀行老闆的貸款來支持。唯一能夠解脫經濟困境的理智的措施就是暫時停止償還所有的債務。面對那麼多的外國和本國的資本集團，德拉．魯阿沒政治魄力採取如此激進的行動。

工業狀況壞透了。經濟衰退如此嚴重，在過去的一年裡，汽車工業僅生產18萬部，還不及生產能力的1/4。機器製造、紡織業，僅僅一個月，生產下降了20%。阿根廷經濟競爭力已從世界的53位下降到75位。

工人階級憤怒了

工業生產的下降帶來了失業。從2000年10月起，發生了失業者一連串不斷的抗議示威。他們的戰鬥行動得到青年、極左份子、工會積極份子的支持，也得到基督教會的支持。反飢餓遊行示威組織起來了。

作為90年代的標準，這些激烈的鬥爭接著一系列的起義和戰鬥，大多發生在失業者、臨時工和省市的公共部門的僱員中間。他們由於梅涅姆推行的政策的打擊，境況很糟糕。第一次起義發生在1993年在聖地亞哥的埃斯特羅。那裡的政府僱員襲擊一座公共建築物，抗議三個月沒發工資。在1995至97年間，同樣的起義發生在里奧尼格羅、內烏肯、薩爾塔及其他等地方，都構築了街壘。有的起義者被殺害，許多積極份子被逮捕。警察簽發的逮捕令達1800人。

在此期間，梅涅姆所採取的措施，引起勞聯會內部各集團相當大的反抗。貝隆主義佔支配地位的聯盟，分裂為三個組織，其中兩個仍保留勞聯會的名稱，另一個則稱做CTA。

CTA是一個小的聯盟組織，由維克多．德．格納羅領導。這個聯盟組織的主要成員是政府僱員聯合會（ATE），和公立教師公會（CTERA）。CTA自稱不受任何政治約束。事實上，它接近弗里帕蘇領導的中間偏左的小黨。這個黨隨後是德拉．魯阿聯合政府的一部份。

由羅多福．戴爾領導的CGT的一翼，是由CGT官僚的一部份人組成。這一翼CGT在答應德拉．魯阿的要求之後保持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由胡戈．莫雅努領導的CGT，包括有軌電車工人工會和貨車司機工會。這個組織最接近工人反對梅涅姆政策的觀點。

2001年的整個夏天，遍及全國的失業者試圖激發起全國性的運動。但他們祇依靠自己的激進行動，而沒有同在業的工人聯合起來。而正是在業的工人才擁有對資本家階級施加壓力的有效方法。

上述的三個工會聯盟體現了巨大的力量。在新近的反對緊縮政策的抗議示威中，他們動員了大批群眾到街上去，比失業者組織的抗議示威群眾還要多。兩個CGT組織的領導者不願意同失業者聯合起來鬥爭。他們拒絕從整個工人階級的需要來考慮問題。它們雖然有反對政府的共同利益，但在權力出現真空時，它們都不願讓工人階級填補這個權力真空。

社會動亂已經持續數月之久，工人階級十分不滿。許多工人意識到需要有一個真正的戰鬥綱領使在業的和失業的工人結成一個整體，對當前的局勢提出共同的答案。如果出現這一情況，工人階級一定會認識到，不管是貝隆主義的，或別的什麼資產階級政黨，對他們都不會有什麼幫助。他們也要學習區分在天主教會中，在政治家當中和在工會官僚中，誰才是真正關懷窮人的處境的。

要找到前進的道路是不容易的。唯一的就是鬥爭。祇有在鬥爭中把工人階級的各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戰鬥，才能擺脫國家的沉重債務和阿根廷資產階級的貪婪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