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拉圭的當前局勢──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後果和出路都已經敞開了

左翼思潮派

〔新自由主義的崩潰和政府合法性的喪失，恰好與工人鬥爭以及左翼思潮派學生鬥爭的發展壯大相會合。在這種局面下，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４－１５日，烏拉圭的“左翼思潮”派（以下簡稱CI）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CI擁有３５０名積極份子，８００個會員，團聚了來源不同的左翼急進戰士，其中包括托茨基主義者、民族解放運動（以下簡稱MLN）和獨立人士。CI是烏拉圭廣泛陣線（以下簡稱FA）的一個組成部份。FA是在軍事獨裁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左翼聯合陣線的常設機構，其內部社會黨人是起著支配作用的。去年５月，FA領導機關進行選舉時，CI（左翼思潮派）在總數２０萬票中，獲得６千張選票，CI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文件（１１３票贊同，２８票反對，１１票棄權），文件內容摘譯如下：〕

腐朽的舊經濟模式帶來了全社會的經濟災難：失業、貧窮、基本人權和工人福利受到剝奪，以及民主權利的倒退等等。與此同時，群眾的憤怒和抗拒，表達了鬥爭的意志，和對野蠻資本主義的反抗。有組織的或自發的集體行動──暴動、抗拒服從──正在不斷地削弱全社會的一致性。危機加深，忍飢挨餓群眾的起義，成為最強大的力量，推動FA（烏拉圭廣泛陣線）去發揮其震驚全社會的作用。

所有上述這些帶有爆炸性因素的會合，會使當今聯合政府的可信度失去，並削弱其在社會上和競選中的基地。這就說明了，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切後果和出路已經敝開了。我們時代的標誌是政治的不穩和階級鬥爭的日益高漲，誰也不可能先驗地排除任何後果，而人民的抵制將會起到主要作用。

用來加強新自由主義進程的三大重要因素：高效性、穩定性和合法性已經幻滅了，繼之而來的便是政府危機、資產階級各政黨以及後獨裁制政治統治體制的危機，聯合政府加深了依賴性，決策權交給了美國政府及其國際附屬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國際發展銀行等等。科洛拉多黨和民族黨已經簽了新的殖民條約，這就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化的政策。

統治者文化經不起考驗

FA（廣泛陣線）曾作出努力，要避免混亂局面，但混亂仍然到來，並且還會繼續存在。這種混亂局面完全暴露出FA內多數派領導戰略的弱點，這是很清楚的。FA多數派領導的戰略包括有“民主統治”，“成為有建設性的在野黨”，“社會協調”，“對原有體制的忠誠”，“適應大選時間表”等等，但這“統治者文化”是經不起考驗的。FA內的少數派領導，即左翼思潮派已提出了不同建議，他們要求親資本主義的、愚蠢腐化的政府下台，要求國家走另一條綱領性道路，要求巴特爾總統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退出政府，立即舉行大選。他們的建議是要求達到、直接民主、急進民主，同一切主張階級調和的重建民族政府的創議完全割斷聯系。

對抗陣營

最近幾個月來，由於危機加深，“人民的戰鬥”場面擴大了。所有這些抗議、組織起來的對抗運動，都表示反對資產階級所提出的理論神話，說甚麼“烏拉圭是個例外”，“我們需要社會和平”等等。由此看來，統治者還沒有時間和空間來恢復基本的社會權利，除非出現奇跡。工人階級，包括工資勞動者、失業工人、社會市民，是這次示威抗議的主角，對抗陣營十分龐大，成份複雜，變化多。對於社會集團和左派戰士的干與來說，決沒有顯示出各享特權的特點。自主組織的傾向加強了。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的鬥爭，就是對社會──經濟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作出的回應。對抗陣營並沒有把自己限制在已經組織起來的工會主義的框框裏。也沒有限制在急進的、劃分成地區的反對派框框裏，群眾鬥爭以及為求生存的個人和集體戰略的文化表現都已發生變化了。

現在提出的階級同一性，實際是濫用了或混同了市民社會這個範疇，所謂市民－工人，市民－企業家，這裏把富人和貧民說成是市民鄰居。確切地說來，否認或拒絕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的。階級矛盾存在於剝削制度內部，而且這種矛盾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市場民主化”而日益加大加深。

反資本主義左派

左翼思潮派（CI）需要加強其政治特性，加強組織和作用，這是與社會－經濟危機加深，人民反抗速度加快相一致的。CI第三次代表大會沒有忽視以下的巨大挑戰，第一個挑戰是：把主張階級鬥爭的左派，革命者和社會主義者組織起來，使他們能提出全部迫切的建議──民主化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以此來確保不會因清算計劃、失業、貧窮和飢餓，而使人民運動、工人運動遭致失敗。其綱領應同基本的社會需要相協調，能制止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征用”進程。第二個挑戰是：要把革命的社會主義左派所積累起來的政治經驗和戰鬥經驗明確起來。急進陣營中的橫向組織是很廣泛的，誰也不能說左翼思潮派（CI）是烏拉圭的唯一急進左派。今天，這種橫向組織比１０年前意義重大得多了：在各種社會運動中，都會出現大量積極份子，不論是民族解放運動（MLN）或共產黨或三．二六運動（卡斯特羅份子）或人民勝利黨（PVP）甚至社會黨內都可以找得到這種積極份子。

各橫向組織的存在，不是主觀主義的產物，而是客觀條件所形成的。因此，如果沒有一項政策把左派中的左派也團結起來，那只能起到救世主和教條主義的作用。FA(廣泛陣線)的多數派領導就有這樣的傾向，反對這種傾向的一個左派便建議走另一條道路，要求結構性改革，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建議把每日的反新自由主義鬥爭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聯系起來，這個左派反駁了“人道化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可避免論”，揭開了“窮人反窮人戰爭”的這一論點的虛偽性，最後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體制的綱領，儘管這個綱領現在還不是急於提到議事日程上。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０３年１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