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16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江澤民所作的政治報告。繼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大讚這個報告是中共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政治宣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行動指南、指導思想。在江澤民直接領導起草的報告中，把他去年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寫了進去，又寫進了經16大修改後的黨章內，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等駕齊驅，以顯出江這個思想的同等重要性，希圖以此確立江澤民的同樣重要歷史地位，又一次表現出中共製造個人崇拜的傳統做法。

13年來的「工作成績」

關於「三個代表」這種思想，最初是江澤民在去年7月1日的建黨80週年講話中提出的。他要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筆者曾對它加以評論（題為《評江澤民的建黨80週年講話》，刊於《十月評論》總第206期內），並舉出許多重大事例，證明中共實際上是與江所宣稱要代表的事完全相背離的；江說中共要代表它們，只是「美麗的謊言」。他所指的「先進生產力」，照理應該是指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先進文化也不應是指資本主義的文化。但他掌政10多年期間的所作所為，都是日益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原則的。

他「提議」在報告中加強對13年來工作成績的論述。因此，報告力陳200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9.59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1989年增長近兩倍，年均增長9.3%，經濟總量已由世界第10位躍居第6位。「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

所謂「總體」，就是指「事物的全部、整體」。<1>因此，上引江這句斷語的意思應該是：中國全部（或整體）人民的生活都已經不祇是溫飽，而且已進入小康的水平了。國家計委主任曾炎培解釋，中國雖然實現小康，但屬於低水平的小康，在2000年時，中國人均GDP為800美元，而中等發達國家的則為2000美元。儘管兩者相差如此大，中國官方仍自認中國已達到小康水平。

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後果

雖然朱鎔基最近仍在公開勸告官方的統計數字不要造假，反映出這種情況仍然存在；但現在，姑且不論上述官方的GDP數字有多少浮誇成份（「水份」），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卻主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建基於社會主義民主之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因而也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各種弊病：各企業主及其管理人員單只為?追求盡可能多的利潤而生產，卻不是為?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的。因此，生產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時常會有生產過剩，停產關廠，造成工人大量失業，貧窮人口增加，並趨於赤貧化，加劇社會分化、貧富懸殊。江澤民主政以來的13年，便加劇了這樣的惡果：

——失業人數日益大增。多年以前，官方還在堅持「待業」者數字遠比民間及專家估計的為少。到今年3月，曾炎培向人大會議報告，截至2001年年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失業人數685萬，加上國企下崗職工515萬人，總量為1200萬人左右。在16大記者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張左己宣稱，目前（9月底為止）登記失業人口達752萬人，失業率為3.9%（他承認這個數字沒有包括下崗職工600多萬人）。但朱鎔基卻在此前外訪時指出，中國的實際失業率為7%。<2>而張左己還表示，隨?中國加快沒落的國營工業的破產程序，失業問題勢將惡化。<3>曾炎培在上述的記者會上也說：「現時尚有下崗工人待在就業中心，未能就業，加上每年學校畢業投入就業市場的1千萬人，以及農村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大陸失業問題確實很嚴重。<4>據北京大學教授蕭灼基表示，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大概在15%到20%，這還不包括農村將近1億的潛在失業人口。「中國的失業率是全世界最嚴重的。」<5>「有專家估計，未來幾年內，中國失業人數將達到3億之眾。」<6>

——收入差距及貧富懸殊日益擴大。香港《文匯報》引述國家統計局局長朱之鑫報道，改革開放以來，堅尼系數逐漸擴大；截至2000年，全國的堅尼系數為0.417，不僅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也超過了高收入國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引自10月7日《蘋果日報》）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對8個省市近4千戶家庭抽樣調查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的財產總額佔45%，其餘80%的家庭則佔53.6%。城鎮居民家庭的平均財產達22.8萬元。<7>

——城鄉居民收入懸殊。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表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於賬面上的3比1（官方數字是：全國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農民收入為2366元）；而應為5比1，甚至6比1。去年一名農民每月的真正貨幣收入僅120元人民幣。<8>這即是說，真正年收入不到1500元，遠低於上引的2366元。如果以10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都逾1萬元人民幣計（深圳更高近2.4萬元），差距就更大。

——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持續擴大。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字顯示，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經濟發展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有不斷擴大之勢。它的資料表明，至01年，東部地區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57.8%，中部為27.9%，西部地區僅為14.3%。<9>這顯示，東部與西部的差距為4比1。而江澤民的報告則說，在2000年，東部地區的人均GDP為1400美元，西部地區則為800美元。這兩者的差距是1.75比1，西部地區的人口為3.6億左右，佔全國人口近30%，即使按人均計算的GDP的結果會有些不同，但上引官方的兩種數字，也不應相差如此之大。到底是江澤民說的還是國統局公佈的何者較接近真實呢？官方對此是必須向人民交待的。

——農民收入逐年減少。官方資料顯示，自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而苛捐雜稅攤派負擔則難以大為減輕。中國入世貿後外國農產品廉價傾銷，和中國政府減少對農民的補助，更大大影響農民的收入。

據《信報》駐京記者任慧文報道：「當今生活在農村的7、8億農民中，約有一半過?清貧的生活，構成一支不受約束、極不穩定的貧困大軍。」<10>數以億計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要湧向城市找工作，但城市工人失業者多，又被迫要被遣回農村。「三農」問題日益嚴重，主要原因是由於中共長期的政策措施所造成，江澤民執政以後即使推行費改稅，也是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的困難問題的。

上述各種實際情況表明，中國今天仍有頗大百分比的人民生活在窮困之中，並沒有像江澤民所誇稱的已進入薄有資財、可安然無憂地度日的小康境地。

江澤民在他的報告中也被迫勉強承認上述的部份問題存在，但卻盡量含糊其辭，力圖減輕其嚴重性。他如此描述：「我們工作中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失業人員增多，有些群眾的生活還很困難：收入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和規範；……」他不願客觀地面對上述諸問題，表明他也不願認真加以解決。

政治改革持續倒退

江澤民主政的13年，是政治民主改革不斷倒退的13年。他取代了趙紫陽黨總書記職位、隨同李鵬壓平了八九民運，更兼掌了國家主席、兩個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大權，逐步形成了個人專權獨斷、容不得民主開放的政治局面；所有要求民主、自由、人權的人士都被壓了下去，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等組織被取締，其中許多成員都被投入牢獄；有些著名的民運、人權活動分子，則被當作北京與外國統治者政治交換的籌碼，強迫放逐到外國去，除卻了後顧之憂，以圖使得中國重新變成萬馬齊喑的局面。近幾年來，大量工人被辭退或「下崗」失業，他們為了爭取應得權益，被迫起來示威、集會、抗議，或者到政府機關請願，都被壓了下去；有些工人代表（例如遼寧鐵合金廠的多名代表）更被拘禁，以莫須有罪名判處徒刑。流亡海外的楊建利，在重回中國後卻遭拘捕；王炳章則在越南旅行時被十多人「綁架」回國，後來便被當局正式拘捕控告；在16大前夜，各地一批民運人士又被拘禁；在16大開幕頭兩天，在天安門廣場帶?傳單的幾位人士也被沒收傳單和帶走……所有這些舉之不盡的反民主事例，都是在江澤民13年來掌權、領導之下發生的，表現了他的保守、倒退特色。

儘管這些事實俱在，任人皆知，但江澤民的報告仍大筆吹噓他執政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效顯著。民主法治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但他卻沒有同時舉出任何事例去支持這些吹牛說法。實際上，不要說比資本主義民主多無數倍的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國從未出現，即連資本主義社會也容許存有的起碼民主自由人權，也給中共的一黨專政所扼殺了。

倚重企業家

中共一方面對工、農分子和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人士是如此敵視、打壓；另方面又對新生的社會中上階級、階層大加優待：這個報告提出，「民營」、私營企業主、技術人員、個體戶、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都應該受到鼓勵。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

這就是為正式承認私有財產完全合法作出辯解，指導全國人大討論通過進一步保護私有財產的《護權法》。

中國1988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產和其他合法財產所有權。國家亦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在確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前提下，承認私人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不過，現行法律中還沒有「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條文保護。這使得企業家、有巨富者不敢公開自己的大量資產。上引16大的報告，對此疑慮提出了明確的保證。

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透露，16大提出「毫不動搖」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市場准入」，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二是提供融資便利；三是解決不合理的稅費負擔。這些措施將大大加快民企的發展、壯大。

公開改變中共的階級性質

整篇報告多次只提「社會階層」，而不用「階級」這個詞，反映出他們不認為中國有資本家等階級存在，從而意味他們已背棄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基本理論（最有名的是《共產黨宣言》開頭的「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為了替它的修正馬克思主義作「理論創新」辯護，報告搬出如下的論點，暗示所有不合中共目前需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都應該加以拋棄：「我們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

它甚至公然改變中共黨章中關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傳統規定，而謊稱「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後一種「先鋒隊」的提法是以前沒有過的。

於是，它在後來便提出：「要把……符合黨員條件的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個提議自然也被16大採納並被寫進新黨章內，而加上「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也可申請入黨。這裡所說的「其他社會階層」，就包括「私營企業主」、資本家。這也就是它對中共的性質不動聲色地加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主要用意所在。

吸收私營資本家等「社會階層」入黨的主張，在江澤民去年的「7.1」講話中已經提出，而且實際上已經實行了。這次再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只是要正式由全國黨代大通過，並寫入黨章內。這標誌出中共已經不但早在實際上、而且也在規章上背棄工人階級，而轉變成中產階級的代表了。

轉變的原因

上述的重大轉變，原因之一是私營經濟在中國發展迅猛，已成為經濟重要組成部份。《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指出，私營企業近年在中國國民經濟比重中佔了3分之1。<11>以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為例，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有私營企業近22萬家，僱工2百多萬人，其中有今年1-9月新增的4.3萬多家，單是7-9月便增加了2萬多家，<12>可見新增勢頭的迅速。江蘇省民企的發展也較快（私企有24萬家），非國有經濟現已佔了該省經濟的41.7%，國有和集體經濟則佔58.3%；預計今年全省的GDP可達到1萬億元，人均GDP1萬4千元。在該省的68名16大代表中，「私營企業家」便有10多名，<13>這正是私營經濟實力大增的結果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黨員幹部已經普遍地從經濟發展中大獲私利，中共黨員有36萬人已成為民企老闆（私營資本家），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入黨，或者長期保留中共黨籍，「下海」營商後沒有放棄黨籍；也有一些民企老闆為了入黨，將企業轉歸配偶或家人名下，自己則以僱員身份入黨。<14>

出席16大的代表席位，和選出的中委、候補中委名額，都顯示出中共對企業家們的開放和器重。在出席代表中，有不少是「私營企業」資本家，他們藉?黨員幹部的特殊優越條件，許多人都已擁有巨大的個人財富，例如，江蘇、重慶、廣東等有多名黨員「企業家」都擁有幾億至10多億（港元計），曾任中共張家港市委書記的沈文榮，就擁有12億港元個人資產。<15>

在選出的新領導層成員中，中石化國企董事長李毅中獲任為中央委員，9名國企領導人獲選為候補中委；另有非傳統國企的TCL國際董事長李東生，則晉身中央紀委，他持有該國企的9%股權，間接持有的股權值3.58億元。<16>

在16大的中委會158名候補委員中，有15名企業家，其中「有集體所有制民營企業春蘭集團和國企股份化後的海爾集團兩大民營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陶建幸、張瑞敏」。<17>

他們能夠參與中共的新領導層，將可在決策上發揮影響力，爭取企業、尤其是民企私企的權益，以政治權力來鞏固其經濟實力。

在有產階級在中國日益崛起、資本勢力日益膨大後，資本與權力的結合、中共幹部與資本家的聯繫將更加緊密，貪污腐敗情況也會更加嚴重。但江澤民的《報告》對於這個人民非常不滿的貪污腐敗問題，只是簡略地重彈過去的舊調，並沒有提出徹底有效地肅清貪污腐敗的新辦法。中央紀律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即使換了大部份成員，也將會「肅規曹隨」，不能真正地「從源頭、體制、機制上反腐」，因為，各級幹部依然享有政經特權，不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彈劾，以至撤換。這樣的舊制度、舊體制，正是貪污腐化的源頭、溫床，16大所通過的報告對這些並沒有作出任何重要改變的決定。

江澤民仍握有最大實權

江澤民在16大上宣稱：中共已順利實現了新老交替。大概他所根據的主要表現是16大選出了9名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原任的6名常委都不再續任而退了下來。從法理形式上看，6名舊常委是交出席位了，但如果不是由於在派系權力鬥爭中被更強大對手鬥垮而退下（例如，李瑞環可能因據說與江有歧見而不和），則離職的元老仍會保有其影響力，過問日後的黨政大事。特別是江澤民，他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佔絕對優勢」、「上下左右都可看到江的人」（見《信報》題為《胡錦濤上位而未掌權》的社評和引用大陸一位人士的描述），更使他成為「垂簾聽政」的「太上皇」。

江澤民仍握有最高的權力，也可反映在如下事實中：在16大閉幕後的官方排名中，他仍列第1位，在胡錦濤前面，這與以前胡耀邦、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時鄧小平排第二位不同；在官方傳媒的並列照片中，他比胡錦濤佔的位置更大很多；他依然以最高領導人的態勢公開露面，出場時走在胡前面；以前報道常見的在黨中央前面加上的「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慣用語，則改稱為「在胡錦濤總書記的領導下」，暗示出胡仍未取代江成為「核心」。特別重要的是，江續任中央軍委會主席一職，握有「槍指揮黨」的實際大權。這些都表明他自己實在沒有做到「新老交替」。

而明顯表現出來的是軍方將領的表態。在江續任消息宣佈後，全軍立即響應說：「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一致，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把黨中央同中央軍委等量齊觀。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啟更在《求是》刊文明白地表示：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是中共「作出的重大政治選擇，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和推進軍隊建設的政治保證」；並且強調「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江主席的指揮。」這些都意味江仍繼續擁有無上指揮權，將很少可能在03年3月辭去兩個軍委會主席職位。

總觀16大的結果，是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倒退、不民主，理論上更多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經濟上更向右傾和資本主義化，社會上更加階級分化、貧富懸殊、資產階級壯大，中共性質上更中產階級化。官方宣傳說，這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是高層派系權力鬥爭中暫時協調的大會，更是江澤民主張勝利的大會！

2002年12月10日

註釋：

<1>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對「總體」的解釋。

<2> 02年11月12日《信報》。

<3> 11月13日《文匯報》。

<4> 同註<2>。

<5> 10月17日《香港經濟日報》。

<6> 11月16日《星島日報》。

<7> 10月1日《文匯報》刊載《北京青年報》報道。

<8> 10月22日《明報》中國經濟版報道。

<9> 10月8日《信報》。

<10> 10月18日《信報》。

<11> 11月12日《蘋果日報》。

<12> 11月7日《文匯報》。

<13> 11月11日《信報》。

<14> 11月11日《明報》。

<15> 11月6日《明報》。

<16> 11月15日《經濟日報》。

<17> 11月19日《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