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八）
曼德爾著 兆立譯
托洛茨基確信，1905年的俄國革命，對於其他的、甚至比俄國更落後的國家，都會有影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波斯、中國和土耳其所爆發的革命，證實了他的這個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力，其重大的程度，遠遠超過1905年的影響力，因此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國際勞工運動中有了一個嶄新的意義。從那以後，它就是國際革命的一個基本組成部份了。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言，這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1>中，以綱領方式表達出來。社會民主黨也對世界政治的這個新現象作出有限度的反應。1926年局部由社會民主黨人所組織的布魯塞爾會議，有好幾位民族解放運動的著名代表參加（其中有尼赫魯），這些人，日後都變成國家的創立人和有名氣的世界政治家。
在許多這些國家中，特別是在印度、中國、幾個拉丁美洲國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一個工業化的過程。<2>這就引起了與古典的、作為外國資本直接代理人的買辦資產階級十分不同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民族資產階級也與外國資本有關係，但是它有較大程度的財政獨立性，而且有十分不同的眼前利益。
與外國資本一樣，買辦資產階級和依賴出口的地主，都為自由貿易的政策辯護。可是，由於便宜進口貨競爭的影響，這個政策威脅著破壞工業化的任何可能性。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支持一個保護性的、限制外國貨的關稅政策，以使他們自己的工業產品能夠在自己的國家之內有一定的市場。這些不同的經濟利益導致不同的政治觀念和策略。政治自決的口號和較晚一點提出的國家獨立的口號，都是需要尋找合適方法來保衛這些特定利益的一個表達方式。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也出現一個近代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比民族資產階級強大些，因為它都替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工作。從開始，對這個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的恐懼，就意味著民族資產階級在參加爭取國家獨立的群眾運動時，骨子裡是不情願、不確定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使國際勞工運動面臨以下的主要問題：對帝國主義和這些民族運動之間的日益尖銳的衝突（包括武裝衝突），它應該採取什麼政治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準備在資產階級民主、但是帝國主義的國家骨架之內接受政府責任（或者參加聯合政府或支持政府）的那些政黨，與反對這種社會伙伴形式的那些政黨之間，必然起了衝突。
第一個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骨架之內因負有政府責任不得不採取步驟來維持殖民地的政黨，是英國工黨。托洛茨基在1924年就已經指出，麥克唐納的第一任工黨政府，依循英國帝國主義國家的邏輯，參加了殖民地的鎮壓。他在他的1926年在英國出版的《英國往那處走？》一書中寫道：
他們首先以一個負責的反對黨的身份，然後以一個政府的身份，必須對國家的存在這個最嚴重問題，回答“是”或“否”……換句話說，它要麼必須從它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經驗中得出革命的結論，要麼必須公開地替這個帝國主義國家服務。不用說，所發生的是後一選擇。和平主義的麥克唐納開始建造巡洋艦，開始把印度人、埃及人關進監獄……。<3>
但是，特別是與印度的、由甘地和尼赫魯的國民大會黨所領導的、急速發展的、爭取自治的運動起衝突的，是麥克唐納的第二任工黨政府。它在1931年企圖用圓桌會議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成功。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作出了向人民陣線轉變的政策之後，斯大林主義化的各國共產黨面臨同樣的進退兩難。<4>法國共產黨在斯大林—賴伐爾條約簽訂之後投票贊成戰爭信用貸款。在西班牙，西班牙共產黨所支持的人民陣線政府之拒絕讓西屬摩洛哥立即獨立，是內戰悲劇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5>
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綱領和連續性的鬥爭中，總是認為無條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國家的解放鬥爭，是一個原則問題。對他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有色人種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運動，是最重要、最強大的反現行秩序的運動之一，因此要求白種無產階級的完全、無條件、無限制的支持。……對一個共產主義者而言，殖民地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6>
不管與帝國主義交戰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或者那個國家的政府的階級性質是什麼，托洛茨基總是抱著這個立場。海爾‧塞拉西皇帝的國家是一個專制、封建的國家。但是，托洛茨基的觀點是，它在1935年墨索里尼的侵略之後轉變為意大利帝國主義的一個殖民地，就是一個倒退的步驟，不管意大利國家的法西斯性質。他不單對軍事衝突，對經濟衝突也採取同樣的立場，例如，對墨西哥國有化外國石油公司的問題。
這個政策是根據帝國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倒退性而得出的，這些事情，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討論過。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亞洲的以下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衝突中，再為這個立場辯護：中日戰爭和英國與印度之間的爆炸性的衝突。
這兩個情況都不容易堅持這些基本原則。就中國而言，抗日戰爭的領導是反動的蔣介石政權。蔣介石是屠殺數以十萬計的工農的劊子手。但是儘管如此，托洛茨基最明顯的是，中國之轉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就只會替這個巨大國家帶來了不幸和歷史性的倒退。日本的失敗，無論如何，會有較小的害處。
托洛茨基也以同樣的態度，看待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衝突。儘管英國工黨和英、印兩國的共產黨為了所謂世界—政治的“優先考慮”，將印度獨立的問題延遲到德國、日本失敗之後，這個延遲卻是個令人厭惡的政策。<7>它使數以百萬計的印度人民的生命有了可怕的結果（例如，1942年英國帝國主義在孟加拉所引起的飢荒，造成數以百萬計人民死亡）。這個政策事實上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和軍事的行動。它也在印度推遲了獨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發展。它使印度資產階級在尼赫魯領導下能夠對印度群眾保持了幾十年的政治統治。印度共產黨由於向英國帝國主義投降，不但沒有加強反希特勒的聯合力量，反而加強了英國、日本帝國主義和印度資產階級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因英國、法國和荷蘭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未能實踐這些原則而釀成的可怕後果，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上述這些政黨所參加的政府在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馬來西亞和肯尼亞從事戰爭和大規模鎮壓，使千千萬萬人喪失生命。托洛茨基認為，帝國主義每一種侵犯民族解放運動的形式、帝國主義向第三世界國家發動的每一次戰爭，都是反動的。他的這個原則性立場，到今天還是適宜。
托洛茨基在1906年所得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應用到較發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前，猶豫了一段長時間。他的猶豫，並不是單單為了要防止斯大林和布哈林以此為藉口，將黨內鬥爭轉變為“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他的一些最親近的同志，卡爾‧拉狄克、普里奧布拉仁斯基、斯米爾加以及稍後在聯合反對派中與他同盟的齊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都反對他的理論。他的猶豫也是他對一些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群眾運動的覺悟程度和社會性質估計的結果，特別是對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以後的墨西哥。
托洛茨基的政治朋友之一，荷蘭共產黨員亨德里克‧斯尼夫利也特（Hendrik
Sneevliet，化名為馬林），曾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與印度尼西亞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他在印尼度過許多年，擔任工會的一位領導人。<8>當他在印尼時，他發覺薩雷克特伊斯蘭這個伊斯蘭教的運動，對印尼群眾有很大的影響力。於是，他建議新成立的印尼共產黨作為一個派別在薩雷克特伊斯蘭的內部活動（是否以一個公開或秘密的派別，我們所知的文件沒有說明）。他對印尼的這個群眾運動的估計是，它是一個絕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運動，其中的無產階級成份非常微弱。所以，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的一個中心的先決條件還沒有成熟。<9>
托洛茨基既不反對，也不接受這個論點。他的態度是等待歷史的發展來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他對斯尼夫利也特的這個策略有極大的保留，但是，當斯尼夫利也特提議、共產國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應該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他起初並沒有反對將這個策略擴張到中國去。
1905年的俄國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還有一個重要的差別。不斷革命論說，在俄國，只有通過工人與貧農的聯盟推翻國家政權，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歷史目標才能實現。這個理論，按照這個一般形式應用到第三世界中最重要的幾個國家的時候，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是否民族—民主革命的每一個歷史目標的實現都需要同樣的先決條件。這樣的一個目標是爭取國家獨立。
要資產階級或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堅持進行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是一回事；要他們堅持地為急進土地改革而戰鬥，換句話說，要他們為了農村財產關係的真正革命而戰鬥，則是十分不同的事。這樣的土地革命，不但會與資產階級的政治、社會利益衝突，而且會越來越大地與它的眼前經濟利益相衝突。可是，國家的獨立就會完全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利益相符合。因此，不能被排除在外的是，這個民族資產階級會為國家獨立而戰鬥，而且會贏取國家獨立。關於這個問題，也需要等待實際的發展。
1926-27年的中國革命帶來了這個真正的考驗。中國這次革命所證明的，是所有那些拒絕把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擴展到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去的共產黨人的政治立場基本弱點。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準備為國家獨立而戰鬥。它甚至準備動員群眾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只要它能夠控制這個運動。但是，這就意味著要把自發的土地革命和自發的工人鬥爭與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分離。長遠來說，資產階級既不能控制，又不能容忍這些鬥爭。農民一旦進入了群眾行動的階段，相信他們會準備忽視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利益，那是不切實際的。城市工人一旦被革命的發展所喚醒而進行群眾鬥爭，相信他們不會為他們自己利益而戰鬥，同樣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革命這次完全證實了這些。
隨著工人、農民的獨立群眾行動力量日益壯大，蔣介石所領頭的資產階級要以大規模鎮壓工農來把這個革命轉變為反革命的誘惑力也日益增大。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連續幾次向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警告這個危險。<11>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派越想要把這個革命縮減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國家獨立的鬥爭，他們就越傾向於對資產階級的要求讓步，把與工農解放有關的各個決定性問題與民族鬥爭分離。
蔣介石以清除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軍閥為目的的北伐，特別是他的到達上海的北伐軍，被完全與這個革命等同起來。<12>一切事情現在都要臣服於這個在物質上受蘇聯支持的北伐的成功。接著，就發生了蔣介石的1927年4月11日政變和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和工人。在這個大災難的前夕，斯大林還贊揚他為一位偉大的朋友和英雄。
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領導層，本來是為了紀律的理由不情願地服從這條路線的，現在卻被說成為應替這個徹底失敗負責的替罪羊。中國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對下一步應該推行的正確戰略或策略，現在是完全混亂不清了。<13>到最後，團聚在毛澤東周圍的這一群人開始應用它自己的策略。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起初對毛的政策不高興。他們容忍了一陣子，後來，終於強烈地反對了。<14>
從1926年開始，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民族主義者，就像1905年的俄國社會主義者那樣，面對著這樣的選擇：革命分兩個階段進行還是不斷革命。這是托洛茨基從中國革命中得出的主要教訓。他的結論是有系統地表達在他1928年所寫的《不斷革命論》一書中。他寫這本書，不但是為了反駁他的政敵攻擊，而且是為了清除他的一些合作者的疑惑，例如拉狄克。自從那時以來，歷史已經證明，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論和實際的鬥爭之一。<15>
摒棄階段論，並不表示降低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國家獨立和土地革命鬥爭的價值。托洛茨基在1930年論及印度支那的革命時，寫道：
不推翻這個殖民奴役的政權，是不可能沒收大、中型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的。這兩個問題，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必須盡可能在工人和農民的意識中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國家獨立……是印度支那革命的一個必要元素。……人民大眾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對他們的壓迫者，即外國帝國主義者，表示正義的、有進步意義的仇恨所採取的基本形式。無產階級沒有權利輕視這種民族主義。恰好相反，它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它是爭取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的最堅持、最忠誠的戰士。<16>
約五年後，他對南非民族解放鬥爭的重要性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隨著英國帝國主義在南非自治領土的停留，沒有一種社會變動（第一個例子是土地革命）是可想像的。推翻英國帝國主義在南非的統治，不但對社會主義在南非的勝利是必不可少的，對社會主義在英國本身的勝利也是必不可少的。<17>
托洛茨基在Harald
Isaacs（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一書的導言中寫道“爭取社會關係的民主化和爭取建立民族國家的鬥爭無縫地發展為反對外國統治的公開暴動”。<18>他在左派反對派中最有才智的批評者，普里奧布拉仁斯基，責備托洛茨基專注革命進程中的領導問題，而把特定任務的問題看成為次要。上面的引句證明，這並非如此。托洛茨基是根據不平衡與綜合發展規律而對第三世界國家中的革命進程問題作出辯證的分析，像他在俄國革命中所作的一樣。他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的具體社會關係，以及從這些而來的歷史任務。從這個分析，他就對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在革命和反革命中將會採取的具體立場，作出結論。托洛茨基不但沒有低估土地革命和國家獨立的任務，反而得出結論，指這些任務，只有在與貧農聯盟的工人階級領導下，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完全實現。
這個分析，是根據對農村中的生產與財產關係的實際結合的一種具體、但決不是先驗圖式的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較發達第三世界國家中，這不能被縮減為“要麼封建主義，要麼資本主義”這個過份簡單化的公式。以下是托洛茨基如何在1929年總結他的立場：
大中地主（按中國規模）與城市資本（外國資本也在內）是有最密切關係的。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地主階級。農村中的一般的最廣泛而且極殘酷的剝削者就是富農和高利貸者，即城市銀行資本底經紀人；所以中國底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時亦是反資產階級的性質。……土地革命在起初發展時將不僅是反對幾個真正封建地主或官僚之暴動而已，更要反對富農與高利貸者。假如貧農委員會在俄國僅在十月革命之第二時期即一九一八年之中發生，在中國則土地革命只要一復活，貧農委員會就要採取各種方式而出現。反對富農將是中國十月革命之初步，而不是它的第二步了。<19>
歷史已經完全證實托洛茨基的預測。<20>不斷革命論之向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擴展，就成為國際左派反對派的第一個綱領一部份了。<21>
（三）
不斷革命的戰略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應用，首先意味著對工人和農民的獨立組織的支持和保護，不顧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所設置的要求和條件。<22>這就以工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為先決條件。
就二十年代的中國而言，斯大林和布哈林卻為相反的觀點而辯護。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農民、工人、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四階級聯盟”。歷史已給這個非馬克思主義定義以致命打擊。托洛茨基和聯合反對派反對這個立場的種種論據，都已經保持它們的有效性。<23>
拉狄克在1927年3月18日的一篇對共產主義學院的演說中，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看法，批評了他們的中國政策。他宣佈，蔣介石在非常短時間內就會轉過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並且會出賣這個革命。斯大林在1927年4月6日的一篇對莫斯科黨的演說中譏笑了拉狄克的立場。斯大林說：“蔣介石也許不怎麼同情革命，但是他控制軍隊，所以沒有其他選擇，只好領導這個軍隊反對帝國主義者”。<24>只有幾天之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的軍隊開始屠殺上海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人。
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本來是不情願地接受共產國際要他們附屬國民黨的指令。隨著事件的開展，他們越來越懷疑這個政策。根據王凡西的回憶，我們可以說，托洛茨基和陳獨秀，幾乎同時但又彼此獨立地，決定把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擴展到中國去。這導致陳獨秀後來參加了國際反對派。在這同時，而且又與陳獨秀獨立地，一大批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參加了反對派的隊伍。這個行動使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喪失了性命。<25>
在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運動中著重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當然並不對聯盟問題提供答案。<26>反對殖民主義列強的反帝聯合陣線是與工人階級的獨立不相容嗎？托洛茨基與他之前的列寧一樣，傾向於否認任何如此的不相容性。他對反帝聯合陣線所用的規則，是與過去曾被用在無產階級聯合陣線中的規則一樣：分頭進軍，共同攻打。
分頭進軍不但意味著在保衛工人、貧農的利益時全力保衛工人政黨的行動自由，並且拒絕把這些利益臣屬於聯盟的要求。它也意味著設法確保人民大眾能意識到：（1）這個聯盟依靠資產階級同盟者真正要與帝國主義者戰鬥的意願；（2）這只會局部地是如此，而且只會維持短時期；（3）群眾一定要準備有一天民族資產階級會與這個聯盟決裂並加入反革命陣營。
另一方面，共同攻打則意味著工人的政黨決不是口頭說說，而是要以群眾性的鼓動、動員和行動，真正地為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標而戰鬥。它也意味著這些政黨要向它們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說得清清楚楚，國家獨立這個目標是符合勞動人民利益的。這裡與工人階級的聯合陣線非常相似，例如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在這個意義上，反帝聯合陣線，只是工人階級奪取民族解放運動領導權的一般戰略中的策略變體而已。
在上海、廣州的工人們遭到失敗以後，托洛茨基在好幾個場合中表達了他對下一次中國革命能在游擊戰的基礎上成功的懷疑。我們在這裡不得不要區別這個農民戰爭的兩個階段。從1930年到1937年的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防禦性的，以“長征”到延安為象徵。在這個階段，中國都沒有革命浪潮。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戰爭在1937年爆發，這個局勢起了根本變化。現在，反對侵略的群眾動員變得可能。而且，雖然在開始，這個戰爭是由蔣介石領導的，但是，一個獨立的、武裝的、反對戰爭的群眾運動卻能夠發展起來，這個群眾運動與國民黨爭奪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就客觀的因素而言，第三次中國革命的成功發展，再度提上了議事日程。民族解放鬥爭發展為一次社會革命。
托洛茨基早已看出這個可能性。以下的引文足以證明這點：
中國無產階級的當前任務，是以動員、武裝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來進行抗日戰爭，以致日本的失敗和革命的爆發將會伴隨著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國民黨賣國賊和帝國主義走狗的勝利……。<28>一個手中拿著武器的人民，今天知道怎樣對付一個強盜，明天將會知道怎樣對付其他的強盜。一個革命政黨，如果了解這點，而且自覺、自願地領導一個人民來保護它的獨立——只有這樣一個政黨，才能夠在戰爭中和戰爭之後，動員起來，將政權從民族資產階級手中奪走。<29>
這裡，我們在應用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到第三世界時（在目前這個情況中應用到中國時），達到了另一個關鍵點：由民族解放、土地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政權的性質。就托洛茨基而言，不斷革命的理論和戰略之擴展到中國和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去，不但意味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等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爭奪政治領導權的鬥爭，而且意味著奪取國家政權、推翻現有國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這就需要對民族資產階級所建立的國家的階級性質、和能夠及應該代替它的國家的階級性質作一個判斷了。
對這個中心問題，斯大林、布哈林和以後在兩個人民陣線時期（1935-39年和1941-47年）中的斯大林派共產黨，都為一個基本上是右傾——孟什維克的立場辯護。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在半殖民地國家的議事日程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可以在與資產階級的合作中及在資產階級國家的骨架內實現。
毛澤東在文字上為一個中間立場辯護。他不否認國民黨能夠領導民族解放鬥爭、甚至土地革命到勝利。但是，他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卻為這樣的論點辯護，那就是，建立有雙重性的，一半資產階級民主、一半無產階級民主的國家和軍隊是可能的。毛派人士起初聲稱，他在1949年10月1日所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他們以後修改了這個立場，承認由毛澤東宣告成立的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30>他們因此含蓄地承認，在從1926年延續到1940年（1949年）有關於使中國革命能夠勝利的條件這個重大、有歷史意義的爭論中，托洛茨基一直是對的。
中國共產黨的實踐與它的理論完全不同。雖然毛澤東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甚至在紙面上接受軍隊向蔣介石的臣服，但是，他在實踐上保持人民解放軍的獨立，使它不但在反對日本、而且在反對蔣介石的戰鬥中壯大、堅強，因此為1946年以後散遍於華北、華中的農民暴動創立了政治——組織的先決條件。<31>毛澤東消滅了資產階級軍隊和資產階級國家，代之以不同階級性質的軍隊和國家。
這是不是說，
“新民主主義”這個錯誤理論的歷史意義不重要呢？遺憾的是，不是不重要呀！因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強大的共產黨，在艾迪（Aidit）這個不幸人物領導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就不照毛的實踐去做，而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照他的理論去做。不幸的是，印尼軍隊並沒有“雙重性”。它是印尼資產階級的一個反革命工具。它在1965年消滅了印尼共產黨，殺害了將近一百萬共產黨員、工會分子、農民和青年。它是自從希特勒走上政權以來國際工人階級運動所遭受的最壞的災禍。<32>
中國托派也犯了區分不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之間的錯誤。他們看到，從1937年到1946年所用的公式，正是1925-27年時期用過的公式。他們沒有看到，這兩個時期的實踐，有基本的不同：在早先時期，共產黨真正是在國民黨的指揮之下；而現在，一支獨立於國民黨的人民解放軍正被創立起來，而且，至少在農村中，一種不向資產階級臣服的實踐正在推行中。<33>由於托洛茨基在當時收到不確切的資料，所以，當他在1940年5月寫“帝國主義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宣言時，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念和前景，作出了錯誤的結論。<34>
托洛茨基也憂慮，當農民軍隊佔領工業城市時，它也許會反過來對付工人，鞏固資本主義。在1949年以後的一段短時期內，這個憂慮似乎會成為事實。可是，不久以後，情況就明朗了：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並不是鞏固資本主義統治，反而是消除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它的階級性質，不是被大多數兵士的社會根源所決定（紅軍的大多數兵士也是農民），而是被中、高級幹部的社會根源和政治信念所決定，換句話說，是被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的社會根源和政治信念所決定。而這個機構既不是農民的，又不是資本主義的。
然而，由於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必須承認，托洛茨基對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估計中也有其真知灼見。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一個甚至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完全官僚化的、深受代替主義這個幻想之害的政黨的勝利。它之拒絕以中國無產階級自由的自我組織為基礎，換句話說，它之拒絕以工人的委員會為基礎，特別是在佔領城市之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開始就被一個硬化的黨、政、軍官僚層的所控制。毛澤東在五十年代末期部份地認識到這點。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企圖部份地以嚴厲的鎮壓措施來與這個官僚層鬥爭，但是，在他臨死之前，被迫承認，他的企圖是個失敗。鄧小平企圖以經濟自由化來打破這個官僚層的權力，但是，他的企圖也失敗了，而且以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告終。
托洛茨基的政策沒有在中國被採用。為了推翻蔣介石政府，農民軍隊不是與獨立的無產階級和以委員會為基礎的權力連在一起，而是與一個胸懷狹小、握有無上權力和專斷的官僚層連在一起。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人和中國人民為這些失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註釋
<1> 見《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第一卷，1977年倫敦版，第109-183頁中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會議記錄和議決案。
<2> 托洛茨基在他的1915年出版的小冊子《戰爭與國際》中，預見了這一點。這個小冊子的摘錄，收集在John Riddell所編、1984年紐約版的《列寧為一個革命國際的鬥爭，1907-1916年的文件》，第150-156頁。
<3> 《英國往那裡走？》，1926年倫敦版，第161頁。也見他的“對東方勞動人民的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生的演講”（1924年）。該演講詞收集在喬治‧諾伐克所編、1964年紐約版的《不斷革命的年代，一部托洛茨基選集》，第236-237頁。
<4> 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案。這些決議案收集在Jane Degras所編的《共產國際1914-1923年。文件》，第三卷（1965年出版），從第364頁開始。
<5> “佛朗哥的主要活動基地是摩洛哥，一個只有被西班牙通過多年野蠻的沙漠戰才征服的殖民地。甚至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來看，這個共和國都可以宣佈這個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的獨立。從戰略上來說，為了爭取摩洛哥人民為反法西斯戰鬥的盟友，極應該這樣做。但是斯大林和〔擔任西班牙總統的〕阿薩尼亞卻怕英、法政府驚恐，因為後者在非洲持有廣大的殖民地。因此這個共和國保衛了西班牙帝國主義統治摩洛哥的權利”（托洛茨基：《西班牙革命》，（1931-1939年），1973年紐約版，第43-44頁）。
<6> 《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70年紐約版，第171頁。
<7> “對印度工人的公開信”，收集在《不斷革命的年代》，從第246頁開始。
<8> 關於斯尼夫利也特的生平，見Fritjof Tichelman，《亨克‧斯尼夫利也特》，1988年巴黎版。
<9> 斯尼夫利也特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書記，在發揚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論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對大會全體會議的演說中，他為印尼共產黨黨員之參加薩雷克特伊斯蘭辯護，沒有受到任何反對。他這篇演說，收集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第一卷，第150-156頁。
<10>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印度、埃及、肯尼亞、加諾、尼日利亞等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都爭取了政治獨立，但是都不能突破它們對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臣服。
<11>這篇文章可以在托洛茨基的1967年密歇根版的《中國革命問題》中讀到；也可以在1976年紐約版的《托洛茨基論中國》中讀到。
<12>見收集在Jane Degras的《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件》第二卷（1960年）從第336頁開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CI）第七次全會（1926年11月、12月）關於中國局勢的決議案。關於國民黨的問題，這個決議案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試圖使國民黨成為一個真正的國民黨，一個由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正在向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發動一次有力的鬥爭的被壓迫層份所組成的、堅實的革命集團”（第345頁）。
<13>在1926-27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後，接著就是在廣州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極左轉變。由於上海無產階級的失敗和農民運動的低落，這個極左轉變是沒有成功機會的。
<14>毛在中國共產黨內爭取到支持，打敗了斯大林嫡系，而且在1934年至1941年之間得到了克里姆林宮一定程度的支持。可是，克里姆林宮的阻力加強了，而與斯大林的衝突，因毛拒絕讓人民解放軍融化到蔣介石的軍隊中去，到達了白熱化的程度。從1946年開始，毛的路線就定在奪取國家權力上面。
<15>我們必須記住，不但是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而且連布哈林、齊諾維他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普列奧布仁斯基等人都忘記，列寧本人，曾以毫不曖昧的言詞，定出了十月革命的中心的政治、階級教訓如下：
我們根據本身的經驗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說一百五十年來的一切革命發展過程也證實了這一點——無論何時何地，結果總是這樣：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最後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家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在全俄運輸工人大會上的演說”，1921年3月27日，收集在《列寧全集》，第33卷，第277-278頁。上引中譯文，錄自《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2卷264頁）
<16>“對印度支那反對派的宣言的評論”（1930年9月18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年》，1973年紐約版，第29-31頁。
<17>“對南非提綱的評論”（1935年4月20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1977年紐約版，第249頁。
<18>刊在《托洛茨基論中國》一書內。
<19>《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970年紐約版，第182-183頁。
<20>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其中一件是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1970年紐約版。
<21>“國際左派反對派，它的任務和它的方法”（1932），收集在《第四國際文件》，1973年紐約版，從第19頁開始。
<22>這點被列寧起草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所著重。不斷革命戰略的主要元素是包含在這個提綱中，但是沒被發揮。
<23>見托洛茨基在《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中對共產國際綱領的批判。
<24>引句來自“Pierre Broue”的《托洛茨基》1988年巴黎版，第509-510頁。原文發表在1927年4月14日的 “China Press”〔《中國新聞》〕。
<25>見1944年8月號的《第四國際》（英文版）上的“李福仁，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導師”一文。
<26>托洛茨基明確地說明，這只適用在較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
<27>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中清楚地著重這個需要。
<28>這個引句譯自德文的《托洛茨基論中國的文集1928-1940年》，1990年漢堡版第46頁。
<29>同上，第885頁。
<30>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劉少奇的爭論中。
<31>這個轉變是在雙重壓力下發生的：一方面，蔣介石的反共的軍事攻勢；另一方面，在華北自發的農民暴動。
<32>例如，見Taylor所編的1974年諾丁漢版的《印度尼西亞的鎮壓與剝削》。
<33>托洛茨基曾警告中國托派在估計農民軍隊時不要將自己限制在一般公式中。不幸的是，他們沒有聽從這個勸告。可是有些人有另一想法，特別是陳獨秀。
<34>“中日戰爭開始時，克里姆林宮又把共產黨綁在蔣介石那裡，把中國無產階級的主動力消滅在萌芽狀態”（《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1969年、1973年紐約版，第2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