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困擾蘇聯的猶太人問題

                         趙京

 


    1996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學作訪問研究時,學校裡曾舉辦過一場「猶太人在蘇聯」的展覽與講座。在最後的備有晚餐的講演上,我注意到只有我不是白人。一位來自紐約大學的猶太人教授總結猶太人又一次從蘇聯「出埃及」到美國或以色列定居。我在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不斷接觸到猶太人支配美國外交政策的情況。據說,控制美國的「中國研究」的美國名牌大學中的猶太人教授們曾秘密協議阻止中國人擔任美國大學裡的政治學系教授,因為「大量中國人擔任美國政治學教授會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我知道邀請我的佛里德曼教授是猶太人,他告訴我在冷戰時猶太人就開始注意中國。他雖然對香港、台灣興趣不大,但因為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只好去香港、台灣學習中文。

    我後來又有機會與來自蘇聯的猶太人移民在相同的兩個公司工作,對他們敵視蘇聯的態度感到不安與不解:這些30、40多歲移民來美國的猶太人固然比不上在美國生長的猶太人,但他們在蘇聯並沒有受到歧視,為什麼如此鄙棄自己生長的「故土」呢?我由此體會出一些世界各地(除美國外)排猶的情感:你既然不把此地作為祖國,為什麼又千方百計地控制此地的經濟、金融、新聞以及政治呢?我本來在參觀諸如華盛頓的「集中營紀念館」時很同情猶太人僅僅因為宗教上的歷史糾紛(「謀害耶穌」)被基督教世界迫害的歷史,但當我逐漸了解到猶太人的一系列宣傳手段後,把這些本來似乎「善惡分明」的現象也作為「猶太人問題」來看待了。

    「猶太人問題」最初來自於俄羅斯帝國。猶太人被羅馬帝國武力征服後不可能在中東維持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決議放棄武力建國的企圖,開始了所謂「大流散」(Diaspora)。伊斯蘭教因為起源於猶太教(《舊約聖經》),對於猶太「兄弟」尚屬客氣,除了稅賦外並沒有實行宗教迫害。相反,基督教世界(法國、西班牙等天主教勢力)排猶事件不時發生。究其根源,與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筆下的那種憤恨猶太人奸詐、富豪的情緒有關。猶太人在基督教不很盛行的東歐比較自由,可以在相對廣闊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平原建立自己的社區,與外部不相往來,發展出不同於希伯來語的意第緒語(Yiddish)作為流散的猶太人的公用語。1897年俄國人口普查時有5,215,800猶太人口,是猶太人最多、最集中的國家。這批龐大的、夾雜在俄羅斯與烏克蘭人中的猶太人處置問題令沙皇俄國不知所措。

    猶太人被指控參與1881年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活動而受到迫害,到1914年為止,約有兩百萬猶太人移民離開俄國。猶太人由此積極投入推翻沙皇專制的鬥爭,在1897年成立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猶太人勞工總同盟(Bund),在1898年參與創立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雖然猶太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受到歧視,但他們畢竟居住在城市且擁有較高的職業技能,在俄國革命初期階段比較容易從貧困工人、農民、士兵中脫穎而出擔任領導職務。實際上,領導俄國革命的五名布爾什麼維克核心成員(中央委員)中,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都是猶太人。

    斯大林以他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文章奠定他作為黨內處理民族問題的權威。在俄羅斯人列寧去世後,作為格魯吉亞人的斯大林能夠打倒三位猶太人政敵,多少與俄羅斯人反感猶太人的情感有關。格魯吉亞人在沙皇俄國時代是落後民族,俄羅斯人不擔憂斯大林會依靠格魯吉亞人統治蘇聯。斯大林在確立其獨裁地位後,讓猶太人卡岡諾維奇負責猶太人事務。

    蘇聯的猶太人政策在斯大林統治下,首先通過一系列政治事件(如「猶太人醫生謀殺蘇聯領導集團」冤案)把猶太人從注目的高層、職業性職務中排除。同時,為了對抗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在廣闊的蘇聯境內劃出一塊區域讓猶太人自治,不失為一著好棋。

    1934年5月蘇聯在遠離莫斯科8千公里,其面積大於今天的以色列靠近海參威的西伯利亞鐵路的Birobidzhan建立猶太自治區(J.A.R.)。這是一個注定不能成功的項目:猶太人多生活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平原,不願意去西伯利亞、遠東,他們又不會、不願開荒種植,中國和日本同時也可能要求這塊領土。J.A.R.的猶太人口從沒有超過當地居民的20%,現在只有5%以下的人口。

    戰後,斯大林為了懲罰克里米亞半島的伊斯蘭信徒韃靼人在戰爭期間配合德國,把他們趕到中亞高加索山區。在猶太人中曾傳出希望,認為斯大林計劃把克里米亞劃給猶太人自治。這可以接收、吸引歐洲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才智、金錢和商業網絡,建成蘇聯的加利福尼亞或香港。可惜,這位蘇聯的「民族問題權威」不信任猶太人。1948年,蘇聯的猶太人政策隨著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槍聲而破產。

    蘇聯雖然在聯合國出人意料地贊成以色列建國,但以色列的存在完全決定於美國的支持。這樣,在美蘇對峙的冷戰中,猶太人作為一個種族全力投入美國陣營,為美國最終瓦解蘇聯扮演了別的民族辦不到的角色。特別在冷戰後期,基辛格(以及後來的阿爾布萊特)等猶太人直接主導美國國務院、把美國的利益陪葬在以色列的利益上,連保障蘇聯境內的猶太人的「人權」(如出國移民自由)也成為美國壓迫蘇聯的籌碼。

    猶太人問題仍然不時出現在目前俄國的政治選舉中(如常常獲得第三多選票的雅可布列夫是猶太人),但是隨著蘇聯(以及更早的納粹德國)的瓦解,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權力已經與猶太人民族形成同盟,把「猶太人問題」的苦果拋給阿拉伯的伊斯蘭世界。

    (寫於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