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鮑威爾出訪中東，只是擺一擺空手勢而已，他那玩世不恭的手法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彷彿美帝國主義對中東局勢是表示關切的，實際上仍然允許沙龍放手去繼續他的大屠殺政策。

其中道理是不難看出來的。對布殊及其百依百順的大伙伴貝理雅來說，這裡的主要問題就是所謂反恐戰爭——實際上，這場戰爭會進一步地加強美帝國主義在軍事、經濟、地緣政治以及思想領域內的統治權。

最近，布殊和貝理雅在布殊家鄉——得克薩斯州牧場舉行的會談，再明顯不過地證實了這一意圖。他們兩人為入侵伊拉克的戰爭計劃，最後確定了主要方針路線，一旦巴勒斯坦爆發出血洗事件，這場戰爭便開始了。血洗巴勒斯坦，自從九．一一恐怖事件以來，是美國政策的直接後果，這不僅給沙龍開了綠燈，去加強進攻巴勒斯坦，而且還在政治上為沙龍提供了所需的正義性和合理性。

如果說美國認為有必要可以動用任何軍事力量去反對本．拉登，正像他們自己所宣稱的是正確的話，則以色列可以動用任何軍事力量去反對巴解組織和阿拉法特也是正確的了。以色列代言人每天都在重復念著這個緊箍咒。

巴勒斯坦人的堅決反抗，阿拉伯國家對沙龍的赤裸裸殘暴作出的回應，非但沒有使英、美拋棄他們的路線，反之，布殊和貝理雅仍然繼續討論並完善他們的戰爭規劃，彷彿今天的巴勒斯坦並不存在著全面出動的戰爭。

他們站出來宣佈說要在伊拉克改變政權是必要的，並說明要引發一場必要的戰爭來實現這一目的。

有人告訴薩達姆說：伊拉克必須履行聯合國所有決議案，否則將面臨軍事襲擊。而此時此刻正是沙龍拒絕執行聯合國另一決議，即從巴勒斯坦領土上撤軍。

也還有人告訴伊拉克說，它必須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容許任何人檢查」這一條件基礎上，接受聯合國的武器檢查——條件必須經過認真選擇，因為有可能不會被接受。

為什麼布殊和貝理雅對入侵伊拉克如此深感興趣呢？首先一個理由是，這一地區的石油儲蓄量關係到美國的戰略利益，伊拉克的石油儲量是阿富汗過去和現在所未曾出現過的，正是為了這同一理由，美國向以色列提供大量資金，使其成為美國戰略利益的前沿護隊。以色列是美國地區性帝國主義利益的絕對可信賴的幫兇，它不像阿拉伯資產階級政權所喜歡扮演那種角色——因為最近示威遊行的巨浪席捲阿拉伯世界所表明的那樣——阿拉伯資產階級政權還不得不同具有各不相同遠景和形勢的民族和人民作鬥爭。

第二個理由就是美國要在世界範圍內，發動一場規模更大的國際霸權主義運動。入侵伊拉克可使美國操縱大規模戰爭升級，而同時能提高它的區域性利益。

當然，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美國入侵伊拉克就是要拆散在入侵阿富汗時所已取得的聯盟，並使這個地區的形勢加深不穩定性。

布殊對此是有所準備的，只要他有貝理雅和新工黨肩並肩地與他站在一起——給他提供政治上支持和不列顛空軍戰略基地。貝理雅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也是有所準備的，他準備應對工黨議會小組內反對派的挑戰。

對布殊來說，優先考慮的是利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蘇聯和華沙條約國的崩潰而給他打開美帝國主義道路的機會。蘇聯等國的崩潰，是國內危機帶來的後果，西方國家袖手旁觀，卻使美國成為唯一的世界超級大國。

美國不只是唯一的帝國主義大國，而且以壓倒優勢作為統治一切的霸主出現在世界上，它擺脫了越南綜合症，這種綜合症曾使美國20年內不敢在國外採取軍事行動。今天美國達到的軍事統治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強國已經達到的要強大得多。

上世紀90年代的特點是：美國軍事實力上升到最高點，這個軍事大國是在里根的軍事組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說得更確切一點，九十年代已經看到了華盛頓能力不斷上升到足資利用它的軍事實力了。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時代標記便是1992年的海灣戰爭（在此期間，新的世界秩序從未實現過），以及1997年的炮轟塞爾維亞。這兩場戰爭都是在加強使用空軍力量以及美國軍事技術的日益尖端化、複雜化條件下進行的。

下個年度，美國軍事支出將增加480億美元，這就更進一步地推動了美國軍事實力。與此同時，布殊著手利用可以接受的核武器作為戰場上自由選擇。如有必要，布殊還可在緊急情況下，在伊拉克使用核武器。新一代武器是按照星際戰爭方案加以研製開發的，這就容許美國無需害怕報復便可使用新生代武器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還表明美國經濟霸權主義的上升。這是美國長期擴張的結果，與此相適應，七十年代以來作為主要經濟對手的日本，則處於長時期的衰退之中。與此同時，人們還可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取得了成功，它標誌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一個新時期的飛速到來。

反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在歐洲採取的反擊形式是：以法國為首，協同其他歐陸國家舉行群眾性罷工運動，反對一攬子式緊縮政策。

但在南朝鮮、印度、墨西哥以及許多其他地方，反擊形式更加激進化，把廣大群眾動員起來，直接反對全球化本身帶來的後果。國際資本的日益不穩定，已由東南亞經濟危機所證實了，並威脅到整個體制的穩定性。

如同我們所熟知的，西雅圖世貿組織會議激發起反全球化運動的熱潮，每當全球化資本的國際組織召開會議討論他們的綱要時，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便出現了。但這種示威遊行的性質已遠遠超過了它原來的意義。其根源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日益升級了，這種不平等直接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存在於民族國家相互之間，存在於民族國家之內——同樣存在於第三世界群眾運動之中。

九．一一事變之後，布殊的「反恐」戰爭力圖要扭轉日益增長的反全球化勢力，並使這股勢力朝著相反方向轉變。「反恐」戰爭還要進一步地改變世界各種勢力的平衡以有利於美國，並力圖利用美國的軍事實力來加強美國地緣政治的利益，使其搖搖欲墜的政治制度會繼續支撐下去。

這個暴跳如雷的超級大國究竟以何種姿態出現呢？控制著布殊政府和右翼共和黨人的，是沒有人挑戰的軍事機器，而美國的政治局勢恰好容許他們以空前未有規模，空前未有方式去利用這架軍事機器。

越南式綜合症早已肅清了，目前美國軍隊已在100個國家裡有軍事行動，而且要求擴大到更多國家中去。特種部隊和情報部門已在大規模地擴充起來。

這架軍事機器運作起來的後果，不僅只在阿富汗屠殺了成千上萬的阿富汗人，策動了反巴勒斯坦戰爭，而且還在車臣採取更大規模鎮壓措施，並將美國軍隊引進一系列國家中去，而這些國家在此之前，從不可能有軍隊部署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在世界一系列國家裡，對民權和人權的大規模進攻。總之，從九．一一事件後，世界已變得更加危險的了——特別當你是一個穆斯林教徒，一個少數民族份子，或一個為爭取民族、民主權利而奮鬥的人的時候，世界對你來說就更加可怕了。

這樣看來，在紐約世貿中心姐妹大樓受到襲擊後7個月以來，世界力量平衡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事實是十分清楚的：越來越多的人死於美軍以及得到美軍支持和鼓勵的那些武裝份子手中，這種局面有可能繼續下去，而且還會不斷地升級——特別當伊拉克一旦受到入侵時，情況更加如此。

世界力量對比沿著有利於美帝國主義的方向轉變，這同樣是無可置疑。但美帝國主義能否保持穩定，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阿根廷，我們已經看到群眾運動接連不斷地推翻了三屆政府，令人難以置信的巴勒斯坦人的鬥爭，不只是表明他們有權要保護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且也表明他們是對布殊和貝理雅戰爭行動的直接回應，儘管這場戰爭行動是由沙龍執行的。

此時此刻，巴勒斯坦人是站在第一線的反戰鬥士。他們出色的反擊，證明有進攻必有反擊……而反擊必然加深了不穩定性。不管處在那一個階段上，戰爭販子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以色列坦克殘酷摧毀巴勒斯坦難民營的慘象，迫使人民群眾從埃及到印度尼西亞，紛紛走上街頭。

接著，反戰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出現了。布魯塞爾「12月示威遊行」的規模是很大的：工會策動的示威遊行隊伍多達8萬人，而第二天由反資本主義左派發動的示威遊行的人數，也有3萬人。

巴西阿雷格里港今年的遊行隊伍是去年的兩倍，約有8萬人參加。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塞羅那的示威遊行人數高達50萬，遠遠地超出了組織者的預料之外。這再一次活生生地證明了：群眾運動不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還可以向前跨出新的一步，使鬥爭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工會鬥爭的層面上，伯利斯科尼鎮壓意大利工會運動的措施——這措施得到貝理雅的支持，而貝理雅則主張在全歐洲推行不列顛式的勞工關係——這措施卻激發起300萬人的總動員，在上個月走上羅馬街頭……這是戰後以來，意大利工會規模最大的總動員了。

這並不意味著，現在的回擊，會清除掉美帝國主義大規模的野蠻進攻，也不意味著會驅使美帝國主義採取守勢。但這確然意味著回擊是富有現實意義的，這裡確實存在著回擊。

今天，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儘管強大，但我們未必要經歷一個漫長的美國軍力復興期。這不僅因為美國軍力的經濟基礎很不穩定，而且還存在著反對這種軍力的對抗性因素。美國軍力的使用是無法預卜的，也有可能變為無法控制。

與此同時，世界在不斷變化著。美國面臨著來自歐盟框架內的歐洲資本主義的經濟挑戰。日本以及太平洋周邊的經濟實體，將會以新的、更具嚴重性的挑戰面貌而出現，中國則是一個迅速上升的經濟大國，有大量人口和潛在的資源。

目前，布殊政府對此作出的回應，便是利用其軍事實力，創造地緣政治條件去對抗歐盟、日本、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戰爭行動確是代表新自由主義全球攻勢的軍方一翼。

就短期或中期而言，這也許是有效的，但要長期解決美資本主義問題，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左派，目前有著可喜的機會，同時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反伊拉克戰爭定將創造出新的、規模更大的反戰運動，歐洲定將出現激進主義，並在意大利工人階級和激進運動中明顯地體現出來。

拿不勒斯10月舉行的歐洲社會論壇，有助於把這些經驗普遍地推廣開來。不列顛王國的工會鬥爭緊隨著強有力的反戰和反全球化運動，現已有了重大的發展。我們左派必須確保把所有這一切發展同歐洲以及國際上的重大運動相互聯繫起來。

（黃申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2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