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

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

一

二

三

四

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方面的活動，不止是理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是組織性的。就是因為這點，才解釋官僚層和斯大林個人對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的日益增大的敵視和稍後的有妄想狂傾向的仇恨。

官僚層以它自己的方式來了解托洛茨基的分析和建議的意義。他們之中許多人，特別是斯大林，小心地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這個官僚層非常講究實際，對理論毫無興趣；它在智識上、文化上越來越變成為一個落後層份。<21>他們所怕的是，托洛茨基——及他在左派反對派中的“核心力量”——已經準備好，不但為他的思想而戰鬥，而且為這個目的先在黨內把工人階級共產黨員和青年組織起來，然後在蘇聯社會中把所有潛在的具有反對思想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起來。

官僚層和斯大林都知道，他們所對付的是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激進份子。好多人曾受到內戰的鍛鍊，好多人是從非法活動時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們能夠與工廠中有批判力的工人、有批判力的學生、管理部門中有批判力的官員，建立聯繫。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冒險主義，更不必說恐怖主義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將來的某一天，如果工人階級再度活躍起來了，他們希望能夠成為吸引更廣大層份共產黨員的中心。官僚層把這件事看成為能夠威脅他們的主要危險。<22>他們的恐懼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就是這個恐懼，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心神不寧。

在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中，將他的活動擴張到黨員以外去，並不是他輕易作出的一個決定。一直到他被黨排除出去的時候，他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這種自我限制的理由，並不是對於黨內的官僚壓制有什麼低估。而是由於他的被經驗所證實的信念：黨仍然是由數以萬計的忠實共產黨員所組成，並不只是包括腐敗的一味追求名利的人。這些共產黨員遲早會認識到斯大林派、蘇維埃官僚層和蘇維埃熱月反動的真實性質。<23>歷史倒證實了托洛茨基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但是並沒有按照他所假設的進程發展。

這個只在黨內進行工作的決定，主要是從一個對蘇聯工人階級的情況的客觀分析而來的。托洛茨基確信，群眾運動的衰落是深刻的，會延續一段長時間的。只有共產主義者先鋒隊對這個過程進行正確的干涉，才可以在短期或中期內停止這個普遍的衰落。將政治活動集中在黨內，就是從這個分析邏輯地推衍出來的。托洛茨基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不管黨內民主的壓制，甚至左派反對派的建議的某些部份得到有限度的接受，也可能帶來黨的正式路線的改變。這些改變會保護蘇聯國家，使之脫離嚴重的危險，因為這個國家的存在，托洛茨基一定要繼續不斷地加以充分的保衛的。

因為這點，為了能夠留在黨內，左派反對派才準備作出策略上的後退。為了原則性的理由，他們也準備接受在列寧主義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的規則，換句話說，忠誠地實行黨大會的多數決定，但不放棄他們自己的觀點，不放棄在下一輪的討論中保衛這些觀念的權利。

就是這個全面的觀點，才解釋為什麼托洛茨基除了進行影響、組織工人階級的鬥爭之外，嚴格地反對任何方法的“爭取權力的鬥爭”。在1920年代，許多人不了解這點，只把托洛茨基看成為拿破崙角色的潛在候選人。在1930年代，以及在開放（Glasnost）開始以後，也有一些人把托洛茨基之拒絕贊成任何其他方法，看成為一個錯誤（例如傑米切夫教授在伍帕塔爾托洛茨基專題討論會上）。托洛茨基曾對這個問題清楚地解釋了他自己的立場：

“為什麼托洛茨基在當時不用軍事機構來反對斯大林？”這個非常流行（及非常天真）的問題，是世界上最明顯的證據，證明提問者不能或不想要深思蘇維埃官僚層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勝利的一般歷史原因……。

至於軍事機構，它是官僚機構的一部份，在性質上與它沒有什麼不同。只要說出內戰期間紅軍吸收了數以萬計前沙皇軍官就夠了……。在頭五年中，這些軍、政幹部，在先進工人們的直接壓力和監督之下，執行了他們的工作。在殘酷的戰火中，甚至不可能有軍官佔有特權位置的問題：特權這個詞，已從詞彙中擦掉了。但是，就在勝利已經爭到、局勢向和平轉變之後，軍事機構企圖變成整個官僚機構的最有影響力最有特權的部份。唯一會依靠軍官們來抓權的人，就會是某些準備比軍官階層的胃口走得更遠的人，那就是說，會為他們保證優越的地位、給他們晉升、勛章的人，也就是說，會在一次行動中做到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在以後的十至十二年中慢慢做到的事情的人。毫無疑問的是，毫無困難地、甚至不流一滴血地實行一次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的派系的軍事政變會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政變的結果就會是加速左派反對派所抗爭的這個官僚化、拿破崙主義的旋律。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任務，就其本質來說，不是依靠軍事官僚制度來反對黨的官僚制度，而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通過它來依靠人民大眾，並且掌握整個官僚制度，剷除它的不良份子，保證工人們對它的警戒的控制，將它的政策帶回革命國際主義的軌道上。……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旗幟團聚了數以萬計的最優秀的革命戰士，包括軍人。先進工人們同情反對派，但是那個同情仍是被動的；群眾不再相信，局勢能夠輕易地被鬥爭所改變。<24>

在這個時候，即在托洛茨基被黨開除以前不久，他在工人、兵士中間所得到的支持和同情的程度，可由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威廉．雷斯威克的以下報告中看出：

1926年秋天，莫斯科蘇維埃召集了一次反對英國威脅要抵制蘇聯港口的示威集會。……黨和國家最出名的領導人們集合在主席台上，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大家都參加了。但是，他的名字卻在每個人的嘴唇上，而且清楚的是，參加這次集會的人群是來向前軍事人民委員歡呼的。自從他被降職為租讓人民委員以來，他尚未在公共場合出現過。……

在一個非常晴朗的下午五點鐘左右，這個大會在托洛茨基缺席下正式開始了。……演講者一個接一個來到講台前，讀他們的演說詞，接受不熱烈的鼓掌。主席台上的領導人物有賴可夫、斯大林、葉努基澤、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盧納恰爾斯基和布哈林等人。除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每個人都講了話。……但是聽眾們卻奇特地平靜……。

接著，在加米涅夫演說中間，一陣遠方的呼嘯聲從開著的窗口傳了進來。它越來越響，像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雷。加米涅夫的演講聲完全給蓋住了。當他站在那裡、無望地做手勢時，托洛茨基走上主席台。大廳頓時被轉變為人群嚎叫、湧動和尖鳴的地方。人們站到椅子上，兵士、水手們拋他們的帽子到空中。他們高叫、大笑和向他們的偶像拋響了十五分鐘以上。<25>

一年以後，願意公開地在莫斯科表示支持反對派的人數少很多了，但是仍是相當多的。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不再將他們的鬥爭限制在黨內，是因為官僚壓制的質的增加使這個內部鬥爭不可能繼續了。<26>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反對派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公共示威遊行，在被斯大林逼到自殺的越飛的葬禮上，又有一次群眾集會。<27>當斯大林違反了列寧主義的關於出版反對派政綱的規範，反對派企圖用非法的印刷機構來印出他們的觀點。在這一切的活動中，他們嚴格遵守反對官僚層的政治運動與敵視國家的活動之間的界線。在他們反對官僚層的鬥爭中，他們完全反對使用任何恐怖主義的方法。<28>

組織的壓力導致反對派將其政治活動擴張到黨外去。不過，這個組織的壓力只是引起這個路線改變的因素之一；其他的因素是一個有關蘇聯社會所面對的眾多危險的政治決定。<29>當時的官僚層正在取消十月革命的基本收穫，特別在上層結構，但不只在那裡。鎮壓正在增加，而且不只針對反對派，也針對工農群眾。官僚層的推翻，漸增地變為蘇聯存或亡的問題。它不能夠用改革的方法來實現；它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但是，新革命需要新革命黨。從1933年春天開始，托洛茨基放棄了反對派只在老黨中建立一個派別的觀念。<30>現在的新路線是朝向建立一個新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政黨。至於這個路線改變是否來得太遲，現在反斯大林主義歷史學家仍有不同意見。

五

法國的熱月反動，使人了解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的一條更一般的規律。它不是一個兜圈子的運動，像維科及其他悲觀主義者所爭辯的，社會像行星一樣，依據它的軌道，回到原來位置。（原先“革命”這個詞的確有這個天文學的意義，但是，真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經驗，導致不回到現狀的徹底轉變這個近代觀念。）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個反革命可以被看成為政治性的，如果它不牽涉到回到社會的起點。1640年英國革命所恢復的君主制，並不意味半封建社會的恢復。君主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恢復，首先在拿破崙的統治下，然後在波旁家族的統治下，並不意味著倒回大革命前的舊制度。黑人在美國內戰後、在政治上的解放之後不久，在美國南部各州中所遭受的種族隔離制，並不意味著奴隸制的重新引進。<31>托洛茨基和反對斯大林獨裁制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就自問：這也適用於蘇維埃熱月反動嗎？

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偏離對這個問題的肯定答覆。對他而言，蘇維埃熱月反動是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上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倒回資本主義——私人或國家資本主義。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大致上還保持著。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具有歷史上進步的性質，必須受到蘇聯和國際的工人階級無條件的保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特別是在與帝國主義國家交戰的時候。<32>托洛茨基也確信，如果蘇聯被拉入世界大戰的話，這就會是蘇聯工人階級的態度，不管他們怎樣痛恨官僚特權。歷史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這個預斷，也證實了他的蘇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會是正義戰爭的判斷。<33>

這並不意味，托洛茨基不知道在生產關係中類似的退步傾向。在1930年代初期開始的、對工農們的大規模鎮壓，對經濟增長，也有災禍性的後果。這也必須加以抗爭。在這個意義上，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的觀念，不純粹是政治性的，換句話說，不只是針對上層結構。對他來說，它也包含了許多社會——經濟的因素。<34>“政治革命”這個名詞，在這個意義、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被證明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革命”，並不是要更換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而是會根據歷史潮流一勞永逸地鞏固它，讓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充分地、積極地發展起來。<35>

許多斯大林獨裁制的非資產階級批評家，以及他們的數目不少的支持者，<36>曾經批評托洛茨基的這個判斷。他所提供的不同立場——國家資本主義、“新階級”和“官僚集產主義”——仍然吸引到人們的支持。<37>這些理論當然是在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圈子中唯一可接受的理論。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的崩潰，加上它們朝向復辟古典、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些理論已經失去了許多昔日的吸引力。可是，托洛茨基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也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過渡社會的理論，可就不同了，因為它明確地包括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38>

托洛茨基認為，官僚層的專政是一個歷史過渡現象。這種現象，至少在長期中，會無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如果在這種復辟發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權力、蘇維埃民主的恢復所取代的話。可是，會議（蘇維埃）民主，不能夠靠官僚層的自我改良來爭取，只能靠真正的從下而來的革命。（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了這樣一種革命的實際的綱領。）當蘇聯無產階級的群眾行動向上升級的時候，這個無產階級與官僚層之間的力量關係，就會使這個革命不需要武裝暴動，而會類似於一種外科手術行動，“切除一個惡性生長物”。<39>

前面的一章已經指出，對托洛茨基而言，蘇聯的階級性質的問題，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問題連在一起的。他對“這個蘇聯是什麼？”這個問題不馬上用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百分之一百紅的或百分之一百黑的來回答，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僵局有關。只有當這個僵局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解決的時候，蘇聯的命運才會得到解決。托洛茨基在反對將蘇維埃官僚層定性為新階級時，著重這個階層的寄生性質。他說，至少就它存在的一段時期而言，與每一個其他的統治階級不同，它在歷史上是沒有起進步作用的。就這一點而言，今天絕大多數蘇聯人民與托洛茨基的觀點相同。

六

七

托洛茨基在1937年寫道：

（未完待續）

註釋：

<2> 同上書，從第64頁開始。

<21>這對於以戈爾巴喬夫為政治代理人的“現代技術官僚”明顯地不再是事實。

<22>一個例子是M．柳京。他起初熱烈地支持斯大林派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及其他反對派組織。可是，他在1928年春天改變方向。他就沒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也失去了莫斯科地區黨書記的職位。到了1930年秋天，他被開除出黨。他於是組織了一個“非法的”共產主義組織，叫做蘇聯馬列主義者同盟。他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宣言，控訴斯大林在1923-24年已經準備了“霧月十八日”。雖然這份宣言也批評托洛茨基，它卻包含了一段對他的人品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寬宏大量的贊揚。它同時包含了對官僚體制及它的特權的嚴厲攻擊。斯大林的反應是要求死刑。見1990年5月27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聞》對柳京事件的報道。Pierre Broue對賴可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活動發表了一連串有趣的文件（關於托洛茨基的筆記本，第52號1944年1月，第53號1944年4月）。

<23>在1927年9月27日將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程序中，所給的理由，不但是違反紀律（在“反蘇特務”之幫忙下設立“非法印刷機構”），而且明確地是他與左派反對派的關於蘇維埃熱月反動、機關的墮落和“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措施等等的觀點。開除決議案的全文是由Octavio Rodriguez Araujo和Paulina Fernandez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報紙《Perfil de la Jor nada》〔簡譯為《每日新聞》〕上首次在西方發表。這全文是從1927年10月1日的真理報上轉載來的。

<24>“斯大林怎樣打敗反對派？”（1935年11月12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36年》，紐約1977年，第172、175頁。

<25>引自《Leo Trotski 1879-1940. In den Augen von Zeitgenossen》〔《托洛茨基1879-1940年。在同時代的人們的眼中》〕，漢堡1979年，第112-113頁。

<26>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員會、中央管制委員會的全會上宣稱：“這些幹部只能用內戰來清除”。他們不能夠被黨大會的自由選舉所“清除”嗎？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人們（用完全非民主、非列寧主義的方式）要求反對派不但應受紀律的約束，而且要違背他們自己的信念來宣佈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當時（1927年11月14日）已被黨開除。

<27>越飛及其葬禮時的集會，見Isaac Deutscher〔伊薩克．多依徹〕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380-384頁。

<28>托洛茨基於1934年12月28日在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與基洛夫暗殺案》一文中寫道：

只有把希望寄託在傻瓜上的政治騙子們才會試圖把尼科拉耶夫與左派反對派連結起來，即使只是假借在1926-27年存在的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名義。共產主義青年的這個恐怖主義組織不是左派反對派培養的，而是官僚層及其內部的腐敗所滋養成的。個人恐怖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由裡往外翻的官僚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個規律不是昨天才發現的。官僚主義對群眾沒有信心，所以試圖以它自己來代替群眾。恐怖主義也是這樣的；它想要群眾快樂，但是不要他們參加。

今天，在蘇聯的人幾乎大家都同意，基洛夫的謀殺，不是什麼青年團體所組織的，而是由斯大林本人所組織的，一方面是作為這個大整肅的一個藉口，另一方面是報復基洛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時所得的票數比他多。Roy Mede vedev曾報道說，卡加諾維奇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偽造了官方記錄。見Roy Mede vedev的《讓歷史來判斷》，牛津1989年，第332頁。

（29）在左派反對派領導層之內，有一個派系（普列奧勃拉仁斯基、拉狄克、斯米爾加、皮亞塔科夫）不同意這個判斷。他們後來投降了斯大林。

<30>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吉恩．范．赫耶努爾特，回憶起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初講的話：

一直到4月，我們還主張在除了德國以外的所有國家改革共產黨，而在德國，我們主張組織一個新黨。現在，我們可以採取一個對稱的立場，即是在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國家建立新黨，而在蘇聯仍然主張改革布爾什維克黨。——吉恩．范．海耶諾特的《跟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從普林基博島到考約奧岡》，坎布里奇MA 1978年。

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0日用Gussev〔古斯謝夫〕為筆名寫了一篇文章，“不可能與馬努易斯基、洛佐夫斯基等人留在同一國際了”，也主張在蘇聯成立一個新政黨。見《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紐約1972年，從第17頁開始。

<31>見Herbert Aptheker所編的《用文件組成的美國黑人史》，紐約1968年，第2卷。

<32>托洛茨基向與蘇聯結盟或敵對的國家的工人們建議的策略是在他的《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10日）中。見《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315-316頁。

<33>納粹們計劃在東歐實施的集體謀殺（所謂東方總計劃即意味著一億人的死亡），後來被以一種在1933年根本沒有想到的方式來替這個政策辯護。

<34>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一書的第288-290頁中討論政治革命的“社會面貌”。他說：這個革命將會改變“管理經濟的方法。……在工業中引進民主意味著徹底改革計劃，以符合勞動者的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會減少官僚錯誤和曲折反覆的無謂費用。……“資產階級分配模式”將會限制在嚴格必需的範圍之內。”見《被背叛的革命》，第289頁。

<35>戈爾巴喬夫也在他的《Perestroika》〔《改革》〕一書中替這個觀點辯護。社會學家Tatyana Zaslavskaya將她的書名定為《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倫敦1990年）。

<36>特別是Viktor Serge和Carter、Burnham這兩位美國人從1937年開始，Schachtman從1941年開始，英國托派Tony Cliff從1947年開始。

<37>“新階級”論最出名的支持人是南斯拉夫人Milovan Djilas〔吉拉斯〕．大家可從我〔曼德爾本人〕的《權力與金錢——論官僚層》（倫敦1992年）一書中找到對這些理論的批評。

<38>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寫道：

官僚主義繼續無阻礙的發展，必定會導致經濟、文化發展的停頓，非常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整個社會的向下滑落。但是這就不但會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崩潰，而且意味著官僚統治的結束。代替工人國家的，將不會是“社會官僚的”制度，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上文引自《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中的《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一文（第115頁）。官僚層自我改良的論點得到了多依徹和Moshe Lewin的支持。托洛茨基有一個“從下面來的壓力——分化，與從上面來的改革——政治革命”的辯證的交互作用的觀念。我在我的《Beyond Perestroika》〔暫譯為《超越了改革》〕（倫敦1989年）一書中廣泛地討論了這個問題，特別是在第12章“改革與社會運動的辯證關係”。

<39>《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