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歐洲聯盟，在目前這個時刻，是已在前東方集團各國走上政權的左、右各主要政治力量無可避免的視野。只有民族主義者的各團體和那些與農民環境有特殊關係的人們，才擔心加入後的社會——經濟效果。

首先，對這樣一種加入表示有信念，是給外國各債權人、各投資人的保證，是為了吸引資本而說明過去確實已經過去的一個方法。

對社會民主黨化的前共黨份子們而言，那也是被世界各國承認為“可信的”對話者的條件。在這裡，日益增大的風險是，只有右翼派系，才對西方“新事物”，提出社會性批判性的論文。歐盟候選國的地位，也允許陪伴著“制度性的轉變”的緊縮政策，在有關的國家，合法化。

波蘭新選出的政府曾經要求，關於他們的候選國地位的協商，不要被關於歐盟的運轉的未解決的爭論所推遲或阻礙：他們說，必須使這個過渡不能倒轉。於是，這個轉變的加速，因以下的“緊要事情”，而變得有情有理了：為了使以調整歐盟的機構和機制為目的措施可信，必須盡快加入歐盟。

在民意測驗中，某些程度的不信任是明顯的。可是，進入歐盟，無疑地仍然是（正確地或錯誤地）與希望在富裕的歐洲過更好生活有關。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中最發達的共和國斯洛伐尼亞，由於具有整個“前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高的人均收入，參加歐盟的最現實的支持者是如此表示他們的選擇：“與其是鄉村中最富者，不如是城鎮中最窮者”。如果東歐有些人也有這個“未來的景觀”的話，其他的人卻更天真地相信，加入新自由主義的歐洲將會帶給他們它的平均生活水平，正像德國的統一對東邊國土（Eastern Lander）的人意味著共同享有西德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那個希望一樣。

警告

　　像莫德塞萊夫斯基<1>那樣提出警告反對毫無保障地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人們是少有的。以德國的統一為例，他認為，德國的統一“已是一個經濟災難”，我們應該從中得出教訓。他又說：“德國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聯邦預算為了滿足東邊國土所花費的億萬巨款，雖然已經緩和了社會主義經濟在一天又一天地猛扭下猛撞進西方的經濟制度之後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但是還沒有阻止它的毀滅。如果德國人也許有財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全新的、適應世界要求的經濟，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幾乎不能夢想那個了。”<2>

我們在事後可以看到，進行統一所需的費用比預測高了很多。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起的，是使很多有關的人民失望的一種意大利南部地區（Mezzogiomo）。德國的統一和東部的開放（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區的遷移）正在德國當前各社會衝突中被用來鞏固這樣一種做法的邏輯：摧毀過去是“社會市場模式”這個東西的社會收穫。中、東歐之併入歐盟，既不會清除福利國家，又將不會清除“民族”資本，也將不會清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有的強大的工會。

但是，在對馬斯特里希特條約下的歐洲缺乏一條可信的左的對策情況下，人民心中所恐懼的是，留在歐洲聯盟之外，會更被推到邊緣，會失去更多的東西。在日前，“歐洲的”選擇（現時非常重要的詞匯是：你只有在歐盟之中，才算是在“歐洲”），把根據馬斯特里希特標準的“結構調整”政策合法化了。

農業代表一個真正敏感的領域，一個加入歐盟有關的中央檔案。這不但是因為它在經濟中的重量，而且是因為它確實與以下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有關：在貧窮家庭的預算中，花在食物上的比例日漸增加。由於貧窮的增多，使得有償付能力的需求有了戲劇性的下降，現時的市場價格，在前東方集團，比在歐盟中，低了很多。基本食品價格（通過與歐盟價格的聯線）的增加，勢必引起社會爆炸。這一點通常是被“成本效益分析”所忽略的。可是，關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未來，仍然可能有好幾個腳本，加入以後的效果將會是多個的。

有些國家的農業生產量在1990年相當於當時歐盟農業生產量的20%到50%（比例因部門而不同<3>）。對這些國家而言，有希望得到歐盟對農業收入的補助，以及歐盟為農業重組所作的援助，自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因素。可是，對參加歐盟顧慮最多的，也是在農村之中，因為參加歐盟，也意味著要與得到大量補助、高度現代化的農業，進行野蠻的競爭。事實上，最難預料的是，加入後會有什麼好處。它可能在烏拉圭輪（Uruguay Round）的多輪談判中加速對共同農業政策的威脅。歐盟價格可能與（接近東歐價格的）世界價格一致，直接補助可能賠還（補償？）因這些調整引起的收入損失。那末，前東方集團的農民收入會不會被弄成與西方農民的收入一致呢？那是令人懷疑的，因為他們的產品價格不會有什麼改變。儘管如此，重建基金是可以動用的。不過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

　　在前東方集團中，農業像其他部門一樣，一直受到尋求生產資料“強迫私有化”的“制度性轉變”的支配。可是，它還沒被穩定下來。在新的私有公司的背後，舊的合作社大都被保持。<4>專家們強調說：“共同農業政策當然意味著非常強烈的干涉。不過這種干涉是在不壟斷往上游或往下游活動的市場經濟的一般架構中、在收入轉變受控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在老是虧損的國家農場中，甚至在生產合作社和為數眾多的、土地上的財產仍然是非常不準確的情況中，援助是按照公頃和牲畜而分發的，那末情況會是怎樣呢？<5>在另一個極端，參加歐盟，會讓增多了的、目前在農村中以保證自立和使失業者有退路的方法來緩衝社會爆炸的個體戶們（individual micro-properties）不受傷害嗎？

敏感領域

農業也是另一敏感領域中的一個因素：與歐盟貿易的領域。拆卸舊價格制度、開放對外貿易和禁止經互會等等的後果之一已經是：前東方集團的對外貿易大大地轉向歐盟——以及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現在包括捷克共和國在內，出現國際收支上的赤字。輸入量迅速上升。至於輸出，其份量更是有限，而且時常被在東方從事分包活動的西方公司拿去報賬〔譯者註〕。製衣業的情況就是如此。它在前東方集團的輸出中所佔的份量，自從1988年以來已經加倍了——這大部份是因為許多歐洲公司將其工廠從亞洲遷移到東歐。機械和器材業的情況也是如此。

再者，如果結合的協定為前東方集團的產品放寬了進入歐洲市場的限制，這些協定也包括許多受特定條例所支配的例外和份量的限制：紡織業、煤炭和鋼鐵部門、某幾個基本產品和被認為是“敏感的”、主要是營養食物方面的產品。主要原因是東歐各國在這些部門將有第一流的競爭優勢。歐盟針對東方來的動物及鐵、鋼產品的輸入所採取的保護措施，已導致1993年的銷售量大約降低了10%。這就是兩面孔的語言和政策：東歐不許採取保護措施，而這些保護措施卻被西方強烈地保持。

左派對於這樣一個以新自由主義歐洲的各種要求為基礎的聯盟，可以提出什麼對策呢？莫德塞萊夫斯基警告，大家要提防毫無保障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危險，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效率是按照社會收穫被摧毀的程度來測量的，“生產力”則是按照僱員被解僱的人數。

歐盟在它的向東方擴大的政策方面，面臨一些主要矛盾：

＊有人爭辯說，選擇是否要擴大，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所設想的“制度性轉變”卻豎立了新的銀牆，因此也造成了新的衝突。對於這一點，南斯拉夫綜合症狀就是證明。

＊另外，歐盟要求前東方集團進行與它的各機構、它的“市場模式”一致的“機構調整”，但是在這同時，它把“支持競爭的能力”作為進入歐盟的一個先決條件。因此，歐盟要求，前東方集團就不應該有太多的失業、生活水平太多的降低和太多的社會危機，因為所有這些都會啟動享用結構基金的。可是，在這同時，歐盟所強加的這種過渡，不可阻擋地具有社會爆炸性。我們必須製訂出另一個以通過發展得到的穩定和真正收入的一致性為基石的安全邏輯。那是一個在合作的基礎上結合的邏輯（a cooperative logic of integration）。這個邏輯考慮到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尊重每個人的價值。但是，在實際上，這個邏輯對現有的各歐盟國家也是適合的。

　　有些左的派系主張，只要歐盟還沒有改變它的性質，還沒有民主化、更社會化，就要反對它的擴大。總之，你得先鞏固然後才擴大。可是，他們在東方卻說：“讓我們有你們的問題吧……。”還有，加入歐盟已受到廣泛的（正確或錯誤的）支持，反對它，必然會被看成為企圖建造一個“富人的歐洲”，豎立一個“堡壘歐洲”。

在多個戰線上抗爭

所以，在多個戰線上抗爭是必要的：

＊在透明度與知情權的戰線上，應該使（東、西方）各種各樣有關的人民了解歐盟的現實，了解已推行的經濟政策的效果，了解這些政策所引起的爭論；

＊在團結和合作性的擴大的戰線上，團結和合作性的擴大也意味著保衛各個國家的粘附的權利——只要它們支持它。但另一方面，要顯示，如果歐盟像它被構想的那樣，不歡迎想要參加的國家，就有必要與這些國家聯合起來改變歐盟。

＊在選擇多樣化的戰線上：我們必須倒轉爭論的次序。應先討論什麼是聯盟的終結，應選擇什麼社會？然後才討論到達那邊的方法（包括貨幣制度）；

＊在民主的戰線上：民主允許對重大決定的控制。新自由主義的歐洲主張，以金融市場或未受控制的技術結構所作出的社會選擇，來取代中央化計劃和單一黨的獨裁制。要反對這個，創造一種尊重人權和民權的個人、集體的民主是必要的。

我們需要從具體地批判新自由主義歐洲開始，製訂另一“條約”來建立另一歐洲。這只能從歐盟內外雙管齊下地去做。每個民族都有權決定最適合它的東西——而且與其他民族一起，一步一步地得出結論。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正在世界上起作用的這個新自由主義邏輯到處向社會收穫挑戰。在這裡，像在其他各地一樣，我們不能夠單純地保衛這些受到威脅的“收穫”，保衛現存的公有部門反對私有化，而不對官僚主義進行急進的批評、不對管理這些服務的其他機制、其他標準重新下定義。那就是在歐盟內部針對以下各問題，進行反對馬斯特里希特的歐洲的各種鬥爭、各種爭論的意義：在社會安全或公共服務的問題上，就業的問題上。應該讓東方知道這些爭論與鬥爭。

我們也必須在歐洲的規模上增加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蹂躝的聯合網絡與工會網絡。因為對策不僅僅是在觀念上。另一歐洲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即使是有了歐元。但是，馬斯特里希特的歐元不是一個可以單單用爭論來改正的“錯誤”。只有力量關係的改變才可以強加另一邏輯。但是，為了要實現那一點，我們也需要從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新共同方案。左的對策就不會在東方存在，如果它不先在歐盟存在的話。

東歐的人民，像西方的人民一樣，擔心目前的歐洲建設方案缺乏民主。單一的貨幣？為了什麼目的？選擇怎樣的社會？有關的人民對他們的前途有什麼控制？如果我們不知道什麼共同方案正被追求，對聯邦或邦聯、多數票或一致意見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註釋：

<1> 莫德塞萊夫斯基（Karol Moodzelevsky），《Quelle voie apres le communisme》〔共產主義之後的道路是什麼？〕，L'Aube 1995版，第87頁。

<2> 同上書，第84頁。

<3> 國有部門佔80%以上的可耕地（除波蘭和前南斯拉夫以外，這兩國都約佔20%），佔工作大軍的比率是從12%（捷克斯洛伐克）到大約30%（羅馬尼亞），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是在15到30%之間。

<4> 值得注意的有L.P. Mahe、J.Cordier、H.Guyomard和T. Rose等人合寫的文章"L'agricultre et l'elargissement"〔農業與擴大〕刊《Economie internationale》〔國際經濟季刊〕，第62期，1995年第2季。

<5> 同上雜誌，第249頁。

〔譯者註〕報賬的目的大概是為了可以獲得稅務優惠。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第325期，200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