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軍事圍攻，使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死亡人數不斷上升，有更多人受到經濟圍攻的打擊。至今近10個月來，有600以上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至少有51%是被暗殺的，與此同時，約有13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上（每人每月生活費僅2美元或更少），約有半數人口失業，每一個巴勒斯坦人為全面內外封鎖付出代價，而被佔領區早已被分割成好幾百個「飛地」了。

經濟圍攻並非是最近全面封鎖的發明，早在奧斯陸協議簽訂之前，即在以色列佔領26年間已經埋下根子，奧斯陸協議為大規模經濟戰的必需的基礎設施畫上最後一筆。

經濟戰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

經濟戰尚未普遍地被認為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這是由於西方國家「權利」自由觀念的不平衡造成的。西方國家的偏見是公民權、政治權遠勝於經濟、社會、文化權。以色列採取的奴役和暗殺政策已被普遍認為是對國際法和人權標準的破壞，另方面，教育、衛生經費的減少，失業和貧困人數的增加，卻不被認為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其結果，以色列的經濟戰政策很少受到國際的譴責。

過去34年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區所實施的限制、調整和破壞的經濟政策，意味著既無獨立的巴勒斯坦經濟，也不可能有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即使明天停火可以落實，各方回到談判桌上來，但只要巴勒斯坦經濟結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就沒有什麼和平可言。

協議簽訂前，以色列為佔領奠定基礎

奧斯陸協議簽訂前，在以色列佔領的26年間，被佔領區內的經濟調整都是為了以色列的經濟和政治目的的。1985年，以國防部長拉賓便說過：「在佔領區內不准發展『民族經濟』，不准擴大工農業，來同以國競爭。」

事實也就是如此。甚至以色列經濟政策迫使巴勒斯坦勞動力為以色列經濟服務。1987年，加沙地帶全部勞動力中的47%，都在以色列工作，依靠以國發的工資而生存。

巴勒斯坦經濟遭受長期貿易赤字和無數貿易限制，其進出口業務絕大部份與以色列貿易有關，因此完全依賴以色列的經濟，這不僅表現在就業方面，也表現在生產、貿易和消費方面。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內的經濟逐漸成為以色列產品的市場，供給廉價勞動力的源泉。這樣，以色列便完全控制了被佔領區生產資源及其經濟增長的潛力。

以色列利用奧斯陸協議簽訂前的幾十年裡，沒收了巴勒斯坦的資源與土地，並使猶太人定居在被佔領區內，使約旦西岸和加沙地帶永遠無法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國家。1987年，西岸的52%土地和加沙地帶30%土地都被沒收來作軍事用途或用作猶太人定居點。以色列政府和各猶太復國主義機構共花去15億美元把猶太人定居在被佔領區，定居在加沙地帶的猶太人為2500人，僅佔加沙總人口的0.4%，但平均每人耗水量19倍於巴勒斯坦人平均量，猶太定居者平均每人佔有土地為2.6英畝，而巴勒斯坦人僅為0.06英畝。

1967-1987年在以色列統治的20年中，被佔領區居民支付給以色列的「佔領稅」高達8億美元，2倍半於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投資。僅1987年，以色列花在巴勒斯坦人的服務設施和發展設施上僅2億4千萬美元，而稅收則達3億9千3百萬美元。

當奧斯陸協議簽訂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之間經濟不平衡更加尖銳化了。1993年，以色列平均每人收入為13.880美元，而西岸僅2500美元，加沙僅2400美元。失業人口同樣是不平衡的，以色列為7.5%，而加沙為45%。

奧斯陸協議加速加深經濟衰退

奧斯陸協議簽訂前夕，以色列採取內外封鎖政策。外封鎮為了切斷被佔領區與埃及、約旦、以色列以及外部世界的聯繫；內封鎖則使被佔領區分割成許多飛地，互不聯繫。內外封鎖政策造成的後果是巴勒斯坦人失業人口增加了，1990-1993平均每年失業人數為33900人，而1994-1998之間則平均每年為81300，增加139.1%。

在奧斯陸協議簽訂期間，土地沒收政策更惡化了，以色列工黨政府和利庫德政府加快速度沒收巴勒斯坦人土地，因而猶太非法定居者在被佔領區內人數從27萬人猛增到40萬人，其中包括東耶路撒冷的20萬人。隨之而來的是定居點的不斷擴大，定居點建設也突然增加了，以2000年上半年為例，建設項目超過1999年同期的96%，所有上述種種，都需要拆散巴勒斯坦人的家園，破壞他們的農田，沒收他們的自然資源，如用水資源和採石場等。巴勒斯坦經濟對外來的衝擊已變得更加脆弱無能了，因為它的一切如貿易、就業、外來投資、服務設施都要受到經濟封鎖的支配。

在奧斯陸協議期間，佔主要地位的新經濟模式是「解除了封鎖」的貿易區，在這個貿易區裡，以色列資本就可利用巴勒斯坦勞動力，為以巴邊境的出口加工區服務。

儘管在奧斯陸協議規定下，巴勒斯坦經濟的絕大部份遭受損失，但「綠線西岸」的精英階級個別份子卻受益不淺，這些巴勒斯坦供應者享有特權可與以色列生產商進行交易（如水泥），迫使巴勒斯坦中小企業退出市場。所以R．馬頓說：「奧斯陸協議是富人的和平、而不是勇敢者的和平」。

經濟戰帶來的衝擊

被佔領區受到全面內外封鎖，區內分割成飛地，這種集體性經濟懲罰，已使巴勒斯坦人屈服了。此外，以色列還利用更低價外國勞動力來取代巴勒斯坦人，後來在以色列工作的具有許可證的近6萬巴勒斯坦人受到解僱。

此外，國際社會對經濟戰採取容忍態度。以色列在被佔領區內的經濟政策沒有被認為是對人權的侵犯，也沒有引起媒體的注意。

在過去10個月中，經濟戰給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帶來的衝擊是十分嚴重的。在全面封鎖期間，25000棵橄欖樹和果樹被連根拔掉。42000單位（Dunum）土地用推土機輾平，4千座大樓，其中1200座是住宅樓，全被破壞，留下1500戶人無家可歸。

此外，70%巴勒斯坦農村人口無醫療保障，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51%，失業人口上升到50%，每年人均收入下降為800美元（而以色列人則為18000美元）

在以色列內部，經濟上入不敷出的社區人民也成為經濟戰的第二個犧牲者。國家預算用在軍事上，而社會福利開支大為削減，受到打擊的是大多數以色列在經濟上、政治上最脆弱的那部份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米茲臘希人（Mizrahim），這份人組成了以色列工人階級多數和城市貧民。因此，從許多方面來說，以色列的經濟戰是一把雙刃劍，既犧牲了巴勒斯坦，也犧牲了以色列的工人階級。

（蕭明摘譯自巴勒斯坦出版的《在兩條路線之間》01年8月號）

附註：作者露西．梅爾（Lucy Mair）是紐約的社會經濟權利中心的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