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

1927年8月21日，無政府主義者萬塞蒂Vanzzetti與他的同志沙科Sacro在被執行槍決的前兩天，從麻州監獄死刑囚牢中為其兒子留下遺囑：「……假如我們在忍受了七年四個月十七天慘無人道的折磨與冤屈之後，還得非被處死不可的話，那原因我已經告訴了你：因為我們站在窮人一邊，反對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他們在臨刑前向所有支持者發出號召：以一切形式推翻這個制度！為我們報仇！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決，當麻州州長自己不敢簽字而請求以哈佛大學校長為首的委員會決定時，美國的法學院教授們還是站在窮人的敵對面維持這個制度。在這樣的社會公正已經不可能期待的情況下，無政府主義者保留或行使「替天行道」的最後手段（暗殺或恐怖行動），不但無可厚非，某種情形下還被拍手稱快！一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購訂返回意大利的旅票後驅使一輛裝載炸彈的馬車衝向華爾街的貿易大樓，炸死炸傷上百餘人。美國當時沒有能力追查「兇手」，此「兇手」從此在意大利安居，無疾而終。在這個事件中，很顯然元兇是處決萬塞蒂與沙科的美國司法制度。

在某些極端的歷史條件下，暗殺是唯一的行使社會正義的手段，特別是在不伴隨無辜者傷亡的情況下。例如，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表達出朝鮮志士不甘當亡國奴的國魂。所謂恐怖行動，只是一種特殊的、敵我勢力極為懸殊條件下弱者迫不已採取的戰爭方式。所以，對於恐怖行動、恐怖主義的譴責，並沒有超越反對戰爭的範疇。再看1996年聖誕節時秘魯游擊隊突襲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事件，游擊隊明確地把行動控制在人道主義的政治目的下，當場釋放婦女小孩、普通工作人員，甚至包括沒有直接支持藤森政權的加拿大外交官等。相反，藤森在解決事件的過程中，蒙騙包括紅十字會、加拿大政府等國際社會，殘暴地屠殺毫無抵抗準備的每一個游擊隊員。在這一類事例中，不論是出於膽怯或者是不贊同恐怖行為，都可以宣稱脫離恐怖主義，但我找不出譴責「恐怖份子」的任何理由。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6月，日本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在《暗殺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公法如此缺乏判決國際糾紛的能力、經濟制度如此缺乏調解勞資衝突的手段，社會法律與良心如此喪失判斷與制裁個人或黨派行動的力量，則對此社會絕望的人，或者隱遁、或者發狂、或者自殺，或者訴諸暗殺行動。暗殺確為罪惡，但把他們推向絕望的社會不是更罪惡嗎？」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忘記恐怖份子已經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這個事實，我們為什麼不譴責把他們推向死亡選擇的這個罪惡制度呢？

如果你把恐怖主義視為糞便，徹底清除它們的唯一方法是停止人的生存。恐怖倒更像是一個人身上的傷病，你不能因為手上生瘡而切斷手指、不能因為耳朵發炎而拿掉耳朵。這個關於恐怖主義、恐怖事件性質的常識，並不因為事件的具體特殊性而不同。

2001年9月的前幾個月，具有中國與日本研究背景的日本政策研究所創辦人查爾默斯．約翰遜Charlmers Johnson出版了題為《反戈一擊》（Blowback）的普及性讀物，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並預測到特別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反戈一擊。連Blowback這個字典裡沒有收錄的詞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用於評估美國外交政策的副作用帶來的衝擊。實際上，當今世界上最具爆破性的三個國際性衝突點（中東、台灣海峽與朝鮮半島）都是美國外交罪惡的後果。曾經為克林頓當局出謀獻策的約翰遜比絕大多數的只是直接為主人效勞的「思想庫」think tank高明，深為美國國家的利益憂慮。

既然美國扶持的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既然美國十年來持續轟炸伊拉克，既然美國收買薩達特．穆巴拉克軍人集團鎮壓埃及穆斯林政治組織，既然美國、法國支持阿爾及利亞軍人集團推翻民主選舉中獲勝的伊斯蘭政治組織，既然美國扶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落後、反動君主制而得以駐軍，等等，從阿拉伯世界中產生向美國宣戰的軍事組織是必不可免的。美國實際上一直是處於戰爭狀態中的。

在這種戰爭狀態下，美國的政治中心（白宮、國會、CIA）、軍事中心（五角大樓）、經濟中心象徵（世界貿易大樓）成為攻擊要點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在這些建築物中，有許多迫於生計從事清掃或者低級秘書事務的勞動民眾，他們與遭受原子彈爆炸的廣大廣島、長崎民眾一樣，是遭到直接攻擊與被統治階級利用而犧牲的雙重受難者。那些在廣島、長崎經受原子彈爆炸的亞洲民眾從來沒有咒罵美國；即使是日本民眾，在沒有首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之前就譴責美國，也喪失了道義基礎。

我們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眾懷著解放了的喜悅慶祝「九．一一」事件的巨大成功，連任何偽善者也不能抵賴阿拉伯民眾的這種正當的感情。讀過《古蘭經》的人更明白，那些執行戰鬥的戰士以此清除了自己生活中的罪過，得以升入天堂。對於那些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眾苦難的人，如果要譴責這個恐怖行為，就必須同時譴責美國在中東的反動外交政策，必須同時要求美軍停止轟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轟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歲以下的兒童憑什麼要為侯賽因的政策受難呢？）。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軍援以色列，必須同時要求美軍撤出中東、撤出亞洲、撤出一切非美國領土的地區……；否則，除了偽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應該隨著華盛頓的節奏痛罵。

我們再看看美國全軍「最高統帥」的表現，在聽說第一架飛機撞擊世界貿易大樓後仍不知事態之嚴重繼續向孩童宣教；在聽說第二架飛機撞擊後頓時逃得無影無蹤（事後知逃到印地安那和那布拉斯加州的地下了）；在得知敵人都已經死完後又宣佈戰爭，把整個美國和整個世界都投入一場毫無道義的恐怖屠殺中，對那些「九．一一」事件的犧牲者，進行再一次的褻瀆。

正如對待各種戰爭一樣，對待恐怖主義也要具體分析。不過，從恐怖主義行為常常帶來的更大恐怖罪惡的歷史事實看來，恐怖行動一般不應當被贊同、被鼓勵。和平抵抗才是更有效的反對暴力的形式，更值得提倡。

2001年12月20日，San J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