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中紐約、華盛頓有數千人死亡。美國領導人，接著是加拿大領導人，當即動員「國民」準備同「敵人」作戰。他們懷著神秘而又恐懼的心理把「敵人」說成是「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使用「我們」（註）和「他們」這種13世紀殖民時代的說法來進行動員，是依靠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花言巧語來支持的。總理克雷蒂安告訴我們說：「西方世界要進行反擊！」。

同時，新聞界的權威人士欣然同意《地球與郵遞》的專欄作家瑪加麗特．溫蒂的觀點，認為：世界要就是由我們用「共同的文明」來構造，要就是屬於他們「嗜殺成性者的世界」。她說：「我們的世界」是「寬恕與和平的社會」。他們的社會「提倡大屠殺」。我們崇尚「禮儀和法治」。他們相信「流血報復和聖戰」。他們反對我們的戰爭是「邪惡，一定要制止」。我們對他們的戰爭是「正義的和必要的」。

假若有人問及何以不論是誰都參與了這次血腥的襲擊呢？另一位《地球與郵遞》的專欄作家瑪爾考斯．格告訴我們：「這樣想是天真的」。他爭辯說：「『西方人』要找到9.11事件背後的理性解析，這是極大的浪費時間」。恥於對不愉快的歷史的無知，他所描繪的「敵人」是頭腦簡單的邪惡勢力，沒有理性，沒有思想，他把這次恐怖事件說是由那個「不受限制的暴力佈置」發動的。

製造這些虛假的「我們」和「他們」的區別祇是為了一個目的，這就是為了易於在9.11事件現場以外遙遠的地方對沒有防禦能力的人民發動一場戰爭。美國某一位官員說：「我們能夠接受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許多人喪失生命，這當中就是哀悼在美國喪失的數千人的生命。真的，不對「他們」發動戰爭，這就是「沒有愛國心」，是「難以想像的」，或者甚至是「不文明的」。

《紐約每日新聞》專欄作家安．柯爾特說：「這裡沒有時間去細心探究某個人直接捲入這次特別可怕的襲擊事件，……我們將侵犯他們的國家，殺死他們的領袖，和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一個給加拿大廣播公司打電話的人表示：「殺死那些對9.11事件負責的人是必要的，消滅犯罪者的『基地』，以保證一勞永逸地把這類人消滅掉也是必要的」。

我們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與「敵人」同根，甚至同「敵人」還有所牽連的人，這次襲擊事件使我們肉體和精神的安全，立刻和經常遭到了難以忍受的衝擊。我們這些來自南亞和中東的人（8大強國的領導人正把殺氣騰騰的目光轉向到那些地區），特別是如果是一個伊斯蘭教徒，或者看似伊斯蘭教徒，都會被認為是「暗藏的敵人」。我們中的一些人曾經為「多元文化主義」動聽的貓叫聲所誘惑，相信加拿大和美國就是我們的「家」。現在我們這個「家」受到恐怖襲擊，我們就被看作是如平常所說的外來人或外國人。

在加拿大，在伊斯蘭學校上學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中，避免受到襲擊，加、美兩國的伊斯蘭和巴基斯坦組織都接到恐嚇信件和恐嚇電話。伊斯蘭寺院和非基督教的禮拜堂都遭到破壞。在芝加哥，300個遊行者手持美國國旗，高呼「美國！美國！！」，襲擊了清真寺。在漢密爾頓，安大略，一座印度教的廟宇被焚毀。在多倫多商業區，一個伊斯蘭婦女候車回家，一位婦女走過來對她喊道：「假如我有槍，我現在就把你打死。」在紐約市，一位載頭巾的錫克教徒被三個人追趕，為了自由和安全，他扯下頭巾塞進公文包才沒有被認出來。在紐約長島，一個75歲的老人坐汽車追捕從巴基斯坦來的一位青年婦女，在此之前十分鐘，對她的請求人們還幫助過她。就在這個時候，在美加兩國，到處都對我們高喊：「滾回你們老家去！」「不讓他們來！」。在「我們」和「他們」，在地球的「北方」和「南方」，在「富有」與「一無所有」之間的邊界上，要有更多的安全，難道就是這樣的結果嗎？

在9.11事件的後果中，我們看到了對難民地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姆叔叔文明的種族主義思想，仙女般的好人要對嗜血的、未開化的、對禮儀和人的生命毫不關心的「他們」進行一場正義戰爭。這不是巧合。要在「他們」中，包括居住在美加兩國的人，找到對世界人民的不安全遭遇負有全部責任的「敵人」，這是合理的。但，這個不安全的根由並非來自「殺戮慾」或者「預謀的暴力」，而是來自對越來越貧困，環境破壞的不斷擴大，居無定處和殘酷迫害的現實所作的罕有聳人聽聞的新聞報道和攝影機。

一位住在紐約市的傑出知識份子，被驅逐的巴基斯坦人愛德華．沙依德說得好：「伊斯蘭」和「美國」都不足以當作一面旗幟來盲目崇拜。某些人會這樣做。但對於未來幾代人來說，應當批判而不祇是譴責他們進行的長期戰爭和帶來的痛苦。應當研究不公平的、反抗的、互相依存的歷史，應當爭取老百姓的解放和擺脫偏見，「別人的惡行」不足以作為任何公正的政策的基礎。探究恐怖的根源當然不是立即就能說得清楚的，這需要容忍和教育。這比繼續擴大暴力和痛苦的投資更有價值」。

（蔚然摘譯自加拿大《新社會主義者》2001年10月號）

（註）「我們」英文為us。U.S.也是Uncle Samira的縮寫，Uncle Samira就是山姆叔叔，即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