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的意圖和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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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的概貌

    在新中國建立半個世紀之後,中共中央才宣佈要大開發西部地區。西部包括11個省和重慶市,偏遠鄉村、山區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西部在中國解放後一直得不到國家重視,國家對該地區的豐富資源雖盡量獲取,但給予的幫助(如投入的開發資金)卻遠比對東部的為少,以致西部的基本建設很缺乏,交通運輸十分不便,經濟發展緩慢;在全國的經濟比重,到1995年只佔14.5%,而其人口約3億6千萬,卻佔全國人口總數近3成,土地面積更佔近6成。

    也因為如此,在西部農村,尤其是山區,人民的收入增長很慢,生活依然十分困苦。儘管官方公佈,近兩年的西部城鎮居民平均「實際年收入」,有的省是4500元(人民幣,下同),有些省是5、6千元;但依照過去官方數字的虛假浮誇經驗,相信上述的數字也會遠高於實際的收入,特別是農村和山區人民的實際收入。香港無線電視台今年6月11日晚播出的《鏗鏘集》《農民怨》報道:一位由上海到雲南的志願工作者江健對記者說,他所見到的雲南墨江縣山區人民的月收入只有1、2百元(亦即年收入只有2千多或遠低於2千元)。6月29日的《蘋果日報》也報道:貴州省農民去年人均收入僅得1300港元。這些數字應該是可信的。

    中共的開發目的和實際距離

    中共前幾年提出開發中西部,近兩年則著重於西部大開發,為的是什麼?朱鎔基在去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這對於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對於促進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對於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邊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所描繪的理想是十分美麗的,但距離實際卻非常遙遠。在這幅畫圖的背後,還隱藏著現時存在的許多困難和問題。重要的有:

    一、經濟方面。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化,前幾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市場的衝擊是不少的;更由於市場經濟下生產的無計劃,許多商品滯銷積壓,使中共提出要增加國內消費來促銷。它注意到西部幾億人口這個龐大市場,於是加強了開發西部的意念。但西部人口的普遍貧困,失業者多,購買力弱,擴大不了多少銷路;只有國家大量增加對該地區的投資,進行各種建設,幫助人民就業和得到較高收入,然後才較多可能在西部擴大內需。

    二、政治方面。由於中央長期對西部的多取少助等錯誤政策,加劇了西部的困難,使西部不能早日脫離落後、貧困的苦境;加上大漢族主義和不讓當地的少數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甚至連中共所稱的「自治」權也名不符實),這就造成了少數民族的不滿,和他們與漢族及北京中央的紛爭,爭取少數民族獨立的行動便時有所聞。最近發生的疆獨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對港商訪問團的嚴重警告、香港漢基學校旅遊車因被視為得到優待而激發西安民眾大騷亂、西安市長安大學的漢族與維吾爾族學生的衝突等事件,都反映出民族間矛盾、紛爭的持續。上述的東土中心還認為,引入外商投資,必定出現大規模移民潮,不但令新疆「漢化」,阻礙當地民主發展,更會引發維吾爾族人民與外來漢人之間的衝突。如果這個意見是反映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則北京所期望的開發能「加強民族團結」,便可能有相反的結果。

    三、社會方面。中國社會的不安情勢正日益嚴重化。由中共組織部部長曾慶紅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撰寫的報告(題目是:《2000-2001年中國調查報告: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指出:大陸民眾對於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官員貪腐以及幹部對人民漠不關心的情況已愈來愈憤怒;經濟、種族和宗教衝突日增,大型示威抗議活動正逐漸向各地擴散,參與人數動輒上萬。共黨幹部與民眾關係呈現緊張,衝突日增。除了社會、經濟不平等和官員普遍貪腐引起民眾不滿之外,農村與城市、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也已到了「警戒線」邊緣。「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可能帶來更多的危險和壓力,預期接下來會再爆發一些群眾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影響改革開放的和平進行。」<1>中國近期的嚴重情勢連中共也已這樣承認,並把上述這份報告公開銷售,這是過去所罕見的。中共高層應已早就認識到這些危機,因此提出開發西部,作為解決危機的對策之一;但如果期望這樣就能「維護社會穩定」,那便近乎空想了。

    當前中國最尖銳而令人民最不滿的是失業問題。中國社科院發表的《中國城鎮居民社會心態的調查報告》顯示:內地居民認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就業壓力、腐敗嚴重、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等。最不滿城市就業問題的人,佔了受訪人數的88.9%<2>。

    這表明城鎮失業問題的嚴重及人民的憤懣情況。在農村,所謂「過剩勞動力」的失業、半失業的農民人數也有1億多。這些都增加了社會無法穩定的因素。

         應如何開發西部

    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和中部等地區,都應該而且必要進行開發,以善用自然資源,把它們從地下蘊藏變成現實物質力量,發展經濟,改善各地區人民的生活。但開發的權力,必須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由人民實行真正的當家作主。國家必須動用充足的財力物力,去支持開發的需要。而要做到這些,又必須中國有真正民主的政制,消除所有官僚的政治、經濟特權,否則的話——舉具體事例來說——即使國家發行幾千億元的國債,去幫助西部的基礎設施,但由於黨政地方幹部貪污腐敗,化公為私,中飽私囊(這已是長期以來的普遍現實),西部大開發將給予他們以極好機會,國家投入的資金將會被官員大量侵吞、浪費,許多「建設」會成為「豆腐渣工程」,參與建設的農民工被高度壓榨,得不到足夠的收入去改善生活,他們的購買力也就不能提高;加上官員恃勢橫行等因素所造成的社會壞風氣,也會影響人口大量移民到西部,以及東部和海外商人對西部的投資興趣。

    而且,中國高層領導人對國家應該動用充分的財力物力去支持開發西部的實際行動,又是言行不符的。

    江澤民在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國家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量,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和資源開發項目,……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

    雖然如此宣佈,1999年,國家對東部(只佔全國面積1成多)、中部和西部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為:12940億元、4773億元和3446億元;2000年則分別為14015億元、5432億元和3943億元<3>。2001年「國家將在繼續搞好去年開工的西部十大建設的同時,計劃再開工12個重點工程項目,總投資約3千億元<4>。如果這就是今年對西部的總投資,那就是不增反減了。

    儘管國家對東部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期來都遠遠高於西部,其經濟發展已大大拋離了西部,兩者的貧富懸殊已日益擴大,但在中共中央決定西部大開發之後,東、西部的投資金額仍然相差如此巨大。由此可反映出中共特別偏重東部的一貫做法仍未根本改變,「促進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依然是假大空話。

          特別優惠外資

    中共的開發西部做法,是把希望寄託在外來投資上面,特別是依靠資本家的投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2000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加快西部開發,應主要運用市場機制,吸引各方面資金。」這主要是吸引港、台及其他國家的資金,部份是東部的私企和國企的投資。由此推卸了國家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國家為鼓勵外商到西部開發,最近宣佈了將在西部實施3項新稅務優惠,減收所得稅,免收一些進口技術設備貨品的關稅。

    而為了爭取外商到本省投資,各省領導人盡力作出更優惠的承諾。例如,陝西省長程安東承諾替投資者解決難題,包括併購國有企業時毋須承擔舊債;取消一批涉外行政性收費項目,統一收費及簡化審批程序;若跨國公司到陝西投資,省政府會幫忙解決舊債、剝離非經營資產及安置多餘人手(這即是使許多原有工人失業,而由中國當局負起責任)。駐港中資公司可將國企資產無償劃轉。有西部訪問團的港商表示,這些承諾的條件「好得難以置信」。<5>

    新疆制定出台了的鼓勵投資的特別優惠政策,包括:允許外資企業和自治區內外企業共同享有新疆資源開發權、市場佔有權、政策受益權;對於建設用地,可按行政劃撥方式提供;對於按租賃或出讓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在租金或出讓金方面給予優惠。<6>

    但在上述報道後第4天,同一《文匯報》又刊載了中國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長胡志智的向外發言:國有土地資產是國有財產,不容流失。「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經常在招商中推出減免地價等『優惠條件』。國土資源部將根據國務部下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採取措施堅決杜絕這一現象。」「低於最低基準價出讓土地的行為將被視為犯罪。」<7>

    這個聲明很可能是針對一些地方負責人為討好外商而肆意犧牲國有財產而發出的。這反映出中央或國務院與各地方負責人之間的政策上矛盾、混亂。

    不過,中共高層要以極大代價吸引外商投資的意向,看來是難以改變的。

    中國目前每年平均引進外資427億美元。至今年4月底止,中國已批准外商投資企業37.1萬家,外商投資合同總額696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3595億美元。加入世貿後,中國每年吸引的外商投資總額將超過500億美元。<8>

    香港在大陸的投資,至今年4月底止,共有1742億美元,佔了外資實際投資總額的48%(與90年代相比,比重已明顯下降)。

    在江澤民突然召集香港一批超級富豪到北京會談之後,後者們便在香港政府帶頭下組織了一個西部訪問團,進行投資考察,掀起了西部大開發的「俾面派對」熱潮。

    朱鎔基在接見這個訪問團時說,港商如果能夠抓緊西部的機遇,便有機會躋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這意味中央答允外商可以大量奪取西部人民的豐富資源,高度壓榨西部人民的廉價勞動力,以迅速而驚人地增加外商、尤其是港商的私人財富(倘非如此,便不可能晉身億萬富豪之列)。有些港人和報章稱對西部的考察和投資為「西征」,恰恰反映出人們的征服者心態,要像歷史上中原的帝王派大軍「西征」,以壓服當地少數民族的任何反抗(後者當時被醜化為未開化的蠻夷),而在今天,則是要以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手法壓榨他們。

        開發的惡果和意義

    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惡果之一,是西部社會、經濟更加資本主義化,原有的國有企業將退處劣勢,資本主義私人企業則佔居優勢。兩者的這種力量對比趨勢將會有增無已。

    重慶的例子足以表明這種發展趨勢。該市市長包敘定提出,「十五」期間,重慶市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即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遮羞代用語,像以前用「待業」來代替「失業」一樣),5年內民營經濟佔重慶市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將由現在的37%提升為53%,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重慶市的民營企業每年必須按18%的高速度遞增發展。<9>

    由此可知,西部大開發將意味中國向資本主義化更加邁進。

    大開發的另一惡果是破壞生態環境,造成各種污染,毒害居民的健康。中國東部和珠江三角洲的教訓應該成為殷鑒: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人們只圖追求更多的利潤,而不顧生態環境的保持,致令水污染嚴重影響城鄉的食水衛生和供應;傾注有毒廢物和污水等,使海洋遭到污染;焚化工業廢料產生出有毒物質(例如二噁英等)損害環境和人民健康,等等。開發西部也必將帶來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重蹈其他地區開發的覆轍。

    舉例來看:新疆建設兵團打算發展印染業,連一些港商都表示擔心會破壞生態環境,尤其因為新疆依賴地下水,這個後果不堪設想;但兵團司令認為發展事在必行<10>。面對著外商投資引來日益劇烈地爭奪利潤的市場競爭,人們勢必不顧西部的生態環境,而會造成災難性的破壞。上述的新疆建設兵團司令的堅決表示,便可得到證明。

    上述的惡果,是由於當局一心依賴資本家及採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方法,即容許以單純追求利潤為目的,而不是著眼於社會和人民的利益,不是把計劃、民主和市場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因而造成的。主要責任應由中國當局負起。

    2001年6月28日

註釋:

<1> 引自6月6日《蘋果日報》李怡專欄的《騷動頻起》和6月4日《東方日報》。

<2> 5月3日《明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表的《2001年社會藍皮書》。

<3> 2000年的數字,引自當年的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1999年的數字,則根據上述公報所列的增加百分比伸算得。

<4> 這是國家計委、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李子彬所「透露」的,5月12日《文匯報》根據中新網成都11日消息加以報道。

<5> 5月21日《明報》。

<6> 5月29日《文匯報》記者報道。

<7> 6月2日《文匯報》載新華社北京6月1日電。

<8> 新華社6月19日電。

<9> 4月25日《文匯報》特稿。

<10>5月30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