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三）
曼德爾著 兆立譯
1923年10月，俄國共產黨內部的左派反對派，以提出《四十六人的政綱》初露頭角。<1>接著，托洛茨基於1923年12月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1924年，以《新路線》的書名<2>，作為單獨的小冊子而出版。這兩個文件都攻擊黨內民主之被壓制，譴責黨機構漸增地將權力制度化。這個黨機構，在一個五十多萬黨員的政黨中，在短短時間之內，已從少於800位全職幹部，暴增到擁有18,000位全職幹部。這個龐大的黨機構，由斯大林通過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集中控制，有系統地窒息任何批評、表達意見或黨內自由討論。政治局每週開一次會；斯大林管理下的書記處則天天開會，而且作出大多數決定，特別是有關人事的。
《四十六人的政綱》讀起來好像期望著蘇共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大會上所作的激進的估計，這個估計說，從1924年開始，蘇聯的各級蘇維埃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黨內不再存在民主了。其實，早在1923年，左派反對派已認識到這點，而且毫不含糊地寫在此《政綱》中：
在黨內關係上，我們也見到同一的使黨癱瘓、把黨打碎的、不正確的領導層；這在我們目前所經受的這個危機時期，似乎特別明顯……。
我們以以下的事實來解釋它：在外表的、形式上的底下，我們在實際上不但片面地招收某些個人，而且在處理事務上傾向於片面地適應一個狹窄圈子的觀點和同情。由於黨有了一個受這樣狹窄考慮所歪曲的領導層，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是那個活生生、獨立、敏感地掌握現實的團體，因為它是千絲萬縷地與這個現實纏在一起的。不但不是這樣，我們現在還觀察到越來越增多的、現在幾乎不隱瞞的把黨分為兩邊的現象：一邊是書記處的等級制度，另一邊是“安靜的平民”；一邊是從前者招收來的職業黨官，另一邊是不參加公共生活的一般黨員群眾。
這是每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不滿意中委會或省委會的這個或那個決定的、對他們的心意有過這個或那個疑問的、私人地注意到這個或那個錯誤、不規矩或混亂的黨員們，不但不敢在黨會議上說出這個事情，連在談話中也不敢說它，除非對方是“謹慎”的、可靠的人；黨內的自由討論事實上已經消失了；黨的輿論被窒息了。現今，提拔、選舉俄國共產黨的省委會和中委會委員的，不是黨，不是它的廣大群眾。相反地，黨的書記處的高層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中，招收會議和大會的會員，這些會議和大會越來越變成為這個高層的執行會議了。
在黨內所建立的這種權力機構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它破壞了黨的獨立，以招收來的官僚機構代替黨。這個官僚機構在平常時候還可以做點事情，但是在危險時刻就一籌莫展了。這個官僚機構在嚴重事情逼近的時候就變得毫無效力了。
——《四十六人的政綱》第7頁
政治局的大多數——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政治，加上布哈林的支持——侷促不安地作出正式的反應。他們確認了實行一條“新路線”和更多黨內民主的需要。<3>但是在這同時，他們發動了一場反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其他代表的運動，<4>首先指控他們進行“宗派活動”，後來指控他們犯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半孟什維克”的偏差。<5>這個運動在思想、政治平面上的主要慫恿者之一是季諾維也夫。他的動機似乎是想成為黨的領導，成為列寧的後繼人，因此，想要把托洛茨基這個大眾的選擇、列寧本人的選擇排除出政治局。但是，在背地裡，早已操縱了整個局勢的是斯大林，要打敗反對派的也是他。<6>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是行政的——壓制性的，而且是犯法的。<7>
在1923年初的第十二次黨大會之後，黨領導層內部的情勢已變得尖銳了，在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列寧有個《遺囑》，而這個遺囑尖銳地攻擊斯大林，並且建議將其黨總書記的職位撤換。列寧與斯大林的決裂並不是基於個人考慮（例如斯大林對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的粗魯態度）。它是從深切地關切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過程、一個困擾著列寧生命的最後一年的擔憂而來的。<8>斯大林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個方法和花招來阻止黨大會實行列寧的忠告。他甚至毫不猶豫地對列寧作出人身攻擊。（斯大林在許多次演說中把列寧致第十二次大會的信描述為“一個病人的產物”，不代表“真正的列寧”。）
列寧為第十二次黨大會所準備的反攻是基於與托洛茨基的聯盟。他要求托洛茨基在大會上提出格魯吉亞的問題。托洛茨基雖然與格魯吉亞的反對派有很好的友誼，但他沒有依從列寧的話，<9>為民族共和國的平等的原則而辯護的工作留給賴可夫斯基去做。<10>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大會上保持靜默的態度，一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最大神秘之一。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執政被列寧的信深刻地震動，企圖與托洛茨基作出某種了解。托洛茨基同意了。為什麼？這是他一生中“所失去的”最大的“機會”嗎？
他的最重要的傳記作者們——Isaac
Deutscher〔中譯名為伊薩克．多依徹〕、Pierre Brou'e、Ronald Segal、Knai-Paz、Viktor Serge、Tony
Cliff、Volko gonov——作出各種的解釋：他不要在列寧還活時給人看起來好像他在爭做列寧的繼承人。他以為他已經是勝利者，所以他要在勝利中顯得非常大方。他低估了斯大林，這種低估源自他自己的優越感。他寧願集中精力來處理對他似乎是更重要的政經政策問題（NEP〔新經濟政策〕、市場和計劃之間的關係）。他不要威脅黨的團結，包括它的領導層的團結。他是太要調和了，從來不為他自己的正確觀點而堅苦地、不妥協地戰鬥，這是他的好友越飛在他出名的1927年遺信中所作的一個指責。他怕這樣做像在證實“老布爾什維克”中間所存在強烈反對他的偏見。等等。
在這些相爭的解釋中，我們很難作出決定。說當時托洛茨基的動機是複雜、矛盾的，也許是有道理的。他從來沒有在他生命後期，對這個與加米涅夫、斯大林所作的“極差勁的妥協”提供一個解釋。我自己的意見是，它不是像他的傳記作者們所假定的那麼明確。我倒傾向於認為，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11>中所提供的“社會學/心理學的”分析大致上是正確的，雖然它並沒有解釋他為什麼採取被動態度：
我已經說過，列寧在臨死之前，準備對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啟發動攻擊。列寧本來對捷爾任斯基的評價甚高。兩人之間的疏遠，開始於捷爾任斯基意識到列寧不認為他有能力管理經濟工作的時候。這件事把捷爾任斯基推向斯大林的懷抱，在此以後，列寧決定把他當作斯大林的支持者之一而加以攻擊。至於奧爾忠尼啟，列寧本來因為他的作風像個〔殖民地的〕總督而想要將他開除出黨。列寧答應全力支持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反對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啟的短信是寫給穆迪瓦尼的。這四個人的命運最生動地顯露了斯大林派在黨內所策劃的具有決定性的變化。列寧死後，捷爾任斯基被放在最高經濟會議的主腦的位置上，那就是，負責所有的國家工業。奧爾忠尼啟本來是要被開除的，現在卻被任命為中央管制委員會的主腦。斯大林不但仍然擔任總書記，與列寧的意願相反，而且被組織給以前所未聞的權力。最後一個人，列寧所支持的反對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現在卻被關在托鮑爾斯克監獄裡。在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各黨中的整個人事管理系統都發生了同樣的“改組”。不肖門徒的時代與列寧時代不但相隔著觀念上的鴻溝，而且在黨的組織上也有全盤的翻轉。
斯大林在實行這個翻轉的過程中一直是主要工具。他有天生的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堅強的意志和堅持實行他的目的的決心。……他的想法完全是經驗主義的，一點都沒有創造的想像力。對黨的領導集團而言（他在較大的圈子中根本不出名），他總是個似乎是一位命中註定拉第二、第三把小提琴的人。今天他在拉第一把小提琴的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他的人品使他有這個資格，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正處在政治後退的過渡時期。……斯大林主義比所有其他更是不受個人偏好影響的組織在革命衰退中自動產生的東西。
（《My Life》〔《我的生平》〕第506頁）
……我對自己說，我們正在渡過一個反動時期。階級之間正發生著政治的移動，階級自覺也正在變化。經過了偉大努力之後，就有了反衝。……反動的深刻的分子過程正在表面化。他們的目標是根除、或者至少減弱人民大眾在意識上對十月革命的觀念、口號和活生生的人物的信任。（同上書第517頁）
換句話說，不管列寧的權威有多大，在當時的社會力量關係之下，列寧向第十二次大會投擲的“炸彈”，即使得到托洛茨基的勇敢的支持，也不會決定性地減弱斯大林和“秘密”政治局所領導的官僚的黨結構。列寧的遺孀在1926年以以下的話十分恰當地總結了當時的情勢：“如果列寧在今天還活的話，他也會被關在監獄裡。”我們不應該對這個說法作出太宿命論的解釋。不過，托洛茨基若在第十二次大會上進行更勇敢的干涉是否對局勢的發展會有影響，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列寧的逝世及它的立即的後果，增加了黨領導層內的緊張狀態。斯大林做了一件使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實：他在列寧墓前發表演說，首次在大眾的眼中以列寧的一位繼承人的姿態出現。（托洛茨基當時因病不在莫斯科。葬禮的日期故意不告訴他，所以他不能夠參加。）但是，使黨的官僚層有可能禁止任何嚴肅的討論，主要還是允許大量沒受過政治教育、沒有經驗的工人們介入黨的決定（所謂“列寧的動員”），因為官僚層可以操縱這些大部份是被動的黨員。在這同時，反對反對派的運動密鑼緊鼓地進行；反對派被正式地譴責、被正式地禁止發表意見。在第十三次黨大會、第五次共產國際會議上，反對派被譴責為一個“右翼小資產階級偏向”。
統治集團與左派反對派之間的初次戰鬥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在中層幹部和工人布爾什維克的眼中，這是一個在黨內、在社會上存在了好幾年的衝突的繼續。他們把這個衝突看成為蘇聯共產黨人、俄國更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所面對的緊迫問題的表現。但是這種繼續，卻在黨內，引起人們對左派反對派的做法，有著非常矛盾的反應。
左派反對派的鬥爭似乎是早幾年的類似的反對派團體的鬥爭的繼續，特別是以斯米爾諾夫為中心的民主集中派<12>、以希亞普尼科夫、柯隆泰為中心的工人反對派<13>的鬥爭。這些小派別也反對黨機關的越來越大的權力、與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和組織傾向的自由傳統的決裂、日漸增大的壓制傾向、民主集中制向官僚集中制的轉變和尤其是黨與工人階級的眼前及長遠利益的越來越大的衝突。
可是，在先前這兩場鬥爭中，左派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們，特別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卻反對這些反對力量。他們完全支持以列寧為首的黨領導層對這些派別的譴責，而且，在許多方面，甚至對如何進行譴責也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就使斯大林非常容易地利用他們自己先前所指責的“宗派活動”、“工團主義偏向”來反對左派反對派。那就是斯大林所重複使用的花招，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以後的布哈林、湯姆斯基和賴可夫採取反對立場的時候。
在黨員中間，也有一些人懷疑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方針的意義，如果不懷疑他們的忠誠的話。為什麼他們到現在才提出他們的抗議和建議？為什麼他們先前不支持工人反對派？這真的是為原則而鬥，而不是如惡毒的謠言所傳的，只為權力而鬥嗎？從左派反對派的觀點看來，更消極的是，在反工人反對派的鬥爭與1923年的交鋒之間，還有另外一個鬥爭這個事實——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達到高峰的、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這個關於工會的鬥爭，是列寧建議與托洛茨基結盟反對斯大林之前，與托洛茨基的最後一次尖銳衝突。在這個鬥爭中，托洛茨基似乎在為“指令——行政管理”的立場辯護，而斯大林在表面上似乎支持列寧的對工人較為友善的概念。
甚至在今天，這個爭論的許多方面還是不太清楚。<14>歷史學家們曾把托洛茨基對工會的態度是他要“勞動軍事化”，這對他是相當不公平的。我們發現，持有這個觀點的歷史學家，不但是接受斯大林的偽造的人們，而且有站在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批評托洛茨基的人們。大多數的這些批評家，忽視這個事實。那就是：第九次黨大會所通過的有關於“勞動軍事化”的決定，是整個黨所贊同的，包括工人反對派的領導人們。他們也忽視了托洛茨基的論點明顯地著重“勞動的軍事化”只有在大多數工人自願的支持下才可能行得通的這個事實。
仍然是一個事實的是，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而這個也是普列勃拉仁斯基和布哈林所共有的錯誤，使黨內的人們對於左派反對派領導人們之作為工人利益保衛者的可信性，打了一個問號。隨著時光的流逝，在黨內矛盾中的這些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日益增加地與俄國革命命運的問題連在一起：如果革命不向中、西歐擴散，俄國工人們能夠保持權力嗎？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止是孟什維克和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它也是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列寧和托洛茨基從不迴避的問題。他們的回答通常是：不能。對布爾什維克及對托洛茨基而言，這個回答不是指在短期之內，而是指在一個較廣闊的歷史意義上。這一點就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之後與孟什維克、“極左派”之間的決定性的分歧。
為了爭取時間，保持、保全國家政權直至他們由國際革命的下一次上漲所挽救，暫時的後退、挫折和妥協是被看成為可能的事。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成為無可避免的、但是有限的後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看的。但是在這同時，以下的問題也被提出來：在這樣的後退中，對蘇聯的工人階級和政權會怎麼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受到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所孤立、包圍的國家中，工人們真的可以行使權力嗎？正像法國革命一樣，俄國的熱月反動有可能發生嗎？這樣一個熱月反動會走向拿破崙式的獨裁政體嗎？誰可能會扮演蘇維埃拿破崙的角色？可能會是得人望的紅軍領袖托洛茨基嗎？這些都是黨領導圈子在私底下所主動討論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和中級幹部他們自己，卻變成了他們的錯誤判斷的受害人。由於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場和理論修養，他絕對沒有準備在1920年代的蘇聯擔當俄國拿破崙的角色。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在創造能使他擔當這個角色的一切實際的先決條件上，真正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真正所做的事情，是憑藉他們的積極合作的。這個黨的悲劇就是，幾乎所有它的領導人們，甚至那些在斯大林派系內的人，到最後才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既不是大家一起認識到的，也不是早到足以阻止他的時候。他們都為這個錯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
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問題有許多維度：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能夠把所有這些維度綜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內容協調、可解釋的理論，是托洛茨基的一個偉大歷史成就。隨著他的不斷革命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第二個大貢獻。
俄國革命的退潮，是與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退潮有直接關係的。後者則與以下幾個因素有直接關係：工人階級的經濟苦難和在數量上、社會重量上的微弱，國際革命的失敗，以及，隨著時光的流逝，戰鬥精神的逐漸耗盡和一當物質條件許可時要過安定生活的欲望（感謝新經濟政策）。但是，這不是直線的發展、註定要導向斯大林主義獨裁。我們必須認知在這條道路上的幾個決定性階段，而且，為了政治的行動和理論清晰，從此得出正確的結論。
從歷史上看來，國際革命的長期後退、俄國工人及其先鋒隊對革命擴張機會的懷疑，都不是必然的。據托洛茨基看來，新的革命勝利的機會會在東、西兩方出現。這會引起工人們的政治注意力，甚至可能會在蘇聯的先鋒隊中間產生新一層的承諾和革命熱忱。俄國革命後的二、三十年中的事件證明托洛茨基是對的：德國1923年，中國1925-27年，西班牙1936年。<15>因此，替俄國以外的各國共產黨爭取正確的戰略、策略的鬥爭，以及在共產國際中進行那種會促進國際革命而不是阻止它的俄國干涉，也在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戰鬥中，扮演了緊要的角色。<16>共產國際的、至少局部被蘇維埃官僚層的特殊的社會利益所決定的錯誤政策，幫忙把這些革命前夕、革命中的群眾鬥爭轉變為一連串的失敗。只是到了這個過程的末尾，不是它的開頭，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鞏固才變得無可避免。
對國際革命擴張的懷疑、回到安定生活的欲望，在（1923年以後）幹部中間比在普通工人中間熱烈得多。對於幹部而言，這有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因為有日益增多的非常實在的物質特權歸他們處理，這是普通工人所沒有的。對工人而言，回到私人生活即意味回到匱乏。對幹部而言，那是一種撤退到“快樂”。斯大林之突然宣佈“一國社會主義”論，意味著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遺志的完全決裂。這個理論幾乎十足十地表達官僚機構的心理——意識形態的需要。（我說“突然”是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文件上看到，黨的官方路線一直到1924年還是說完全相反的話。）
但是即使在這裡，我們也不能對官方政策上的這種突然轉變的矛盾性質，閉目不視。斯大林、布哈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不只是相應於蘇維埃官僚層的保守傾向。對於千千萬萬的蘇聯共產黨員而言，它似乎給“現在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一個可接受、可信任的回答。與其等待越來越不可能成功的國際革命，我們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社會呢？這就是斯大林的提議，對大多數人而言，它似乎是一條現實的、可以選擇的道路。
可是，左派反對派並沒有簡簡單單地建議“等待國際革命”。它更沒有把他們自己看成為像喬治．路卡克斯直至1960年代底還在譴責托洛茨基的面對著“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就是革命戰爭”這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剛好相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極力主張同時推行一條正確的、會好好地利用非常真實的國際革命可能性的共產國際政策和在俄國加速工業化、現代化。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完全反對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這兩個相互有關的建議。他們的反對表達了“一國社會主義”論的保守性質。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不只是選擇一條合理的政治道路的問題，還有社會的、社會——心理的過程。因為在歷史上，某些社會集團怎樣解釋計劃、建議或政綱，也起著不是無足輕重的作用，相當獨立於這種政綱的客觀內容。<17>
從社會——政治方面說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經濟的建議（將在第四章中討論），以及稍後的聯合反對派的建議，都代表了一個創造更有利的物質、國際條件的企圖，使蘇聯工人階級能夠再度以主動、獨立的精神干預事態的發展。這是反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鬥爭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這裡又需要著重地指出：這個鬥爭的結果事先也是無法決定的。對工人們的權力和權利的攻擊，雖然日益增加，但也遇到工人們的抵抗。<18>共產黨本來可以支持這種抵抗，但是選擇了試圖制止、阻止它，最後竟用恐怖手段將它淹沒在血泊中。只是在這一連串事件的末尾，反革命的勝利才是必然的。在它的開頭，還有可能將它減慢，如果不能完全阻止它的話。
歷史的事實顯示，這個“可能”並沒有發生。它的原因，首先是黨領導層中絕大多數人不了解這個問題的社會特性。他們只把它看成為一個純粹的權力——政治的、機構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官僚——行政的問題。這個觀點是生根在黨與工人的關係的一個代替主義的觀念中：無產階級專政是由黨在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懷疑這個黨領導層，就是懷疑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人決定一切事情”。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工人們的自我活動；起決定作用的，只有無所不知的黨領導層（到後來，無所不知的總書記）。
托洛茨基的偉大的理論成就是，他幾乎從開始，即是從1923年，就解開了這個（希臘神話中弗利基亞國王）戈爾迪打的難解的結，因為他認識到蘇維埃官僚層的社會墮落，換言之，這個官僚層向一個特定的、有它自己特別物質利益的社會階層的轉變。黨機構之保衛對政治權力的獨霸，是以它為保衛、擴大它自己的物質利益的一個方法。這件事情，在蘇聯共產黨領導層內，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連最有本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認識不出來，要麼認識得不夠。
為了向這個蘇維埃官僚層發動一個堅持不懈的鬥爭，正確地了解這個社會轉變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們一直到末尾，都沒有理解在他們自己黨內的這個社會轉變的程度。<19>他們一直在幻想，黨領導層或者斯大林本人會回到正確政策上去。當他們被拉進這個集體整肅的漩渦中時，他們在心理上、政治上都找不到支撐的力量，因為他們不了解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20>
對黨的墮落過程這種悲劇性的缺乏了解，是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基本特徵之一，可以與法國熱月反動相比擬。熱月反動不簡單地是反革命。它是在一個強有力、被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熱情所推動的革命之後的一個政治反革命。革命活在許多這些人民的腦海中。他們認同它的成就、它的精神和它的新價值。政治上的反動不能夠取勝，或者它的勝利會極其困難，如果它公開、完全與革命傳統決裂。
因此，熱月反動在起初以革命的繼承人出現，不是以它的掘墓人出現。所以，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這種特定的結合，甚至使劇中人物中的最聰明的人也很難以清楚地認識到發生中的事情。只有慢慢地，反革命的非連續性因素與革命傳統相決裂，才開始佔主導地位，取代了革命連續性的位置。托洛茨基的歷史成就是，他比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更早認識到這點，而且對它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
（未完待續）
註釋：
<1> 《四十六人的政綱》，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中，紐約1975年第397-403頁。
<2> 同上書，從第64頁開始。
<3> “新路線決議案”，見同上書第404-413頁。
<4> 三頭執政團知道得非常清楚，黨內許多人，尤其是基層黨員，非常反對幹部機制。所以他們極為小心。季諾維也夫在革命六週年紀念日承諾要恢復（！）黨內民主（《真理報》，1923年11月2日）。
<5> “全蘇聯黨會議得出結論說，就目前的反對派的身份而言，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看見修改布爾什維主義的企圖，不但看見直接背離列寧主義，而且看見清楚表達出來的小資產階級偏向”（1924年1月舉行的第十三次黨會議的決議案，收集在Robert V.D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第一卷，倫敦1987年，第165頁）。
<6> 1990年3月在德國伍珀塔爾城舉行的托洛茨基論壇會上，南斯拉夫歷史學家Marjan Britovsek，對三頭執政團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線的問題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個詳細的分析。見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線”問題上的進退兩難》〕，收集在Theod or Bergmann和Gert Scha fer合編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vjet 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蘇維埃社會的批評者與保衛者》〕Mainz 1993年。
<7> 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黨組織的選舉結果，在這次選舉中，事實上反對派獲得了多數。
<8> 在列寧的《遺囑》中，他指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對黨的危害。他建議應該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位。他也堅持主張數百位工人和農民應該進入中央委員會，但是只限於那些仍然在生產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經是官僚化的蘇維埃機構的一部份。在這同時，他要求托洛茨基與他結成同盟，反對斯大林。見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著的《我的生平》，紐約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寧的最後一次鬥爭》（倫敦1975年）也談到這份遺囑及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
<9> 然而，在黨領導層之內，托洛茨基在“格魯吉亞的問題”上，是捍衛他和列寧的立場的，他又是唯一主張公佈列寧遺囑的人。
<10>賴可夫斯基的“對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講”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編的《蘇聯1923-1930年之間的反對派選集》，倫敦1980年。
<11>《我的生平》，紐約1970年。
<12>關於民主集中派，見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13>工人反對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
<14>在這段時期的歷史記載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議：工會應該訓練工人替代工廠廠長來管理大企業，因為這個做法明顯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個步驟。這個建議得到布哈林的熱烈支持。
<15>蘇聯工人對1923年德國革命的漲潮非常感興趣，而且加以熱烈的支持。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奮起抵抗法西斯政變也抱著同樣的態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書（《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與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對斯大林和他的幫兇們扼殺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機制，提供新的證據。
<16>許多歷史學家堅持地認為，列寧本人曾使國際革命的利益臣屬於俄國國家的利益，但是這種斷言在實際經驗中是沒有根據的。這種事實真正開始發生是在1930年代，雖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中。
<17>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這兩種事例中，完全荒謬、非理性的神話能夠在歷史中真正起作用。
<18>見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蘇聯的階級鬥爭》〕，上下兩卷，巴黎1972-1974。
<19>紅色管弦樂團團長Leopold Trepper贊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壓服的共產黨員。Trepper用以下事實解釋這點：他們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義本質的人們，而斯大林的其他共產黨員受害者卻完全失去了士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了解降臨在他們頭上的命運。可是圖哈卻夫斯基是例外。見Leopold Trepper的《大遊戲》，倫敦1977年。
<20>布哈林一直到死還持有“斯大林同志”會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蘇聯檔案中發現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詳細記述，見Alec Nove在1994年1月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寫的文章《抱怨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