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路途多阻

                         邁登

 


    踏入21世紀,中國佔了一個特殊的位置。美國華府中人相信,在未來的數十年,中國將是美國在國際層面的競爭對手。而針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景,人們更普遍的是猜度:這將會為中國在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演變,帶來什麼影響。本文著眼在中國去年的發展,及由此而反映的發展趨勢。

    去年,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如人們所料,是放緩在一個位數字:1999年是7%,2000年約是8%。2001年標誌著中國踏入第10個五年計劃的開始。按李鵬估計,未來平均每年會有7%的增長。而在未來的5年裡,將是把主力放在發展落後的西部省份。中國展望,到2010年時將把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不過,這樣的展望能否達到,人們除了需要給展望的增長率打折扣,扣去2-3%之外,也需視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對中國經濟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美國成為中國最大輸入國

    在資本主義經濟變化對中國會造成的影響這個問題上,我們只需記著一點便足夠: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產品最大的輸入國。所以,美國經濟如果放緩,或甚至是衰退,將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國償還貸款的能力,會有多大的衝擊,便大成問題。再者,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她目前有的各種保護稅制,便將會大幅削減;這方面將會對國民經濟造成什麼影響,也是疑慮重重。例如,在汽車製造業的126所企業,將來只有40所企業能夠生存。在食品業方面,現存的1萬間公司中,只有半數能夠生存。至於最困難的經濟部門,當數農業。據中國在這方面的專家估計:「中國無法與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公司競爭,農業部門的衰落,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很有可能會在農村看到觸目的演變。

    最近,外資公司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將對中國政府的決策發生多麼大的影響,也是難以估量。

    外資深入中國的狀況持續,而且採取了多種形式。在這方面,來自港、台、日的資本最大宗。

    在去年裡,財雄勢大的愛克遜無比石油公司(Exxon Mobil)、BP Amoco和荷蘭蜆殼石油公司,對中國表現了莫大的興趣。上述公司在過去已經購入了中國石油公司價值18億美元的股份。另一方面,中國石油公司亦有價值38億美元的股票在國際市場流通。同樣投入了國際市場去的,還有電子通訊業的公司的股票。在2000年前6個月,來自中國的公司有價值90億美元的股票值在國際市場流通。再者,我們可以預期,外資也會插手到中國對虧損的國有企業的重整活動。

    外資銀行久已乎在中國運作,只是限制尤多而已。在今日大都會的上海,外資銀行的角色日顯重要。這些銀行可以提供信貸、接受存款,以及在合營公司的名義下參與外匯市場。外資銀行已經佔有向商業信貸的5成市場。最近,中國把另一個重要的項目向外資開放:保險業。例如,在去年10月,繼歐盟負責人訪華之後,中國金融管理局主席宣佈,將安排接受歐盟7間公司投進中國的保險業。這項宣佈,是在中國加入「世貿」一事未有定論前作出的。今後,集團甚至可以參與設立退休基金。中國保險業的要員表示,希望外資參與保險業的比率,高達33%。

       中國股票市場再擴展

    在中國,私營銀行也開始運作,而且發展迅速。而在股票市場方面,也在進行改革。中國現有在上海和深圳兩間交易所。兩間交易所一向的運作相同,只是規模有別。今後,中國發行的A、B股票(前者針對國內投資者,後者容許外國人購買)之間的分別將會取消。上海的交易所今後將處理各種交易,深圳將專門處理紐約華爾街納斯達克指數的買賣。

    據《紐約時報》所述,中國現有5千萬人參與股票買賣。這個數字,除美國之外,是全球之冠。此外,中國現在的個人存款高達8億美元,所以,據該篇文章評論,「中國的市場有著使私營部門勃興的財政潛力」。而據英國《經濟學人》去年底報道,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去年全球表現最好的股票市場。

    上述狀況表明,外資在中國的活動已經不是邊緣性的份量,而且中國也日益增加地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倘若我們相信由不同渠道提供的資料——例如「國際金融公司」撰寫的報告,則在1998年時,中國的全國生產總值中,私營部門佔了33%,國營部門是37%。

    在非國營的集體部門方面,情況已經不再純粹單一,而是有了相當大比例的私人企業。這個部門是目前中國最具活力的,年增長率到25%,吸納了部份從公營部門裁減的人員。

    中國現在的變化,是具有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這個特點已經超過了一個官僚化的過渡社會的形態。全球股市那種瘋狂上揚和下挫,我們在近期的中國也能夠看到規模較小的縮影了。

    從1970年末發生的變動,不可能沒有重大的社會效應。農村方面的狀況不論(農村的生活水準持續下跌;在1998年終,農村每人年入是2162人民幣,城市是5425人民幣)。直至最近,國家的結構重整,給城市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城市的失業率達到史無前例的新高,按法國《世界報》的數字,是15-20%。例如,在上海的紡織業,業內人數從1980年代的50萬人,下降至現在的16萬人。而未來的展望也不樂觀:在未來5年,國營企業將會把5分1人員裁減。

    不過,最觸目的社會變化,就是十足十的資產階級的成形。銀行存款的狀況看來印證了這種演變:80%的存款由20%的存款者所有。而更準確地說,甚至連中國的報章,也談到資產階級在不同經濟部門的活動。去年11月的《財富雜誌》刊出了最富有者的名單,其中名列首位的是「紅色資本家」榮毅仁這個老資本家,估計有財產19億美元;次位是較年輕的劉永好、永行兄弟,估計有家財10億美元。

    資產階級層份在3個層面形成:舊有資本家或其後代重新冒出頭;透過投機倒把而累積財富的個人;從官僚層份演變為顯赫的資本家,合共三類。我們顯然沒有數字來對上述三類人的比重作出評估,不過,官僚出身者由於有較高入息和可資利用的國家職位,會有著明顯的優勢,這至少在起步時是這樣。

         新中產階級興起

    在社會層面的變化,還有一點不容忽略,那就是犯罪活動的復興。這些犯罪活動多少皆有著組織性,就在資本主義累積的過程中如影隨形。昔日的犯罪集團三合會也同樣的捲土重來。去年的中國,便有高官因涉嫌與三合會有關而辭職丟官。另一方面,官方的言論也例行的譴責在政府各個層面司空見慣的貪污活動。

    最後,經濟的增長,尤其在私人經濟範疇的現代經濟部門的增長,導至一個可以稱之為「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這個新現象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前輩正確地指出:「傳統的中產階級正在沒落,由新生代取代之。」又說:新興的中產階級「是由受過更高教育、受僱於外資公司和新興商業領域的人所組成,他們顯現出十足的消費欲。」目前大致有兩類僱員:「第一類人在國家或集體企業工作,他們構成了城市僱員的多數。第二類人是被計劃經濟的現行結構摒除出來而投入到市場競爭如自由職業、各種小生意、中小型企業的主腦、新近成立的企業經理或僱員,及外資企業的僱員。」這第二類人享有「高出許多」的入息。構成「新生的城市中產階級的大部份」,主要是外資企業和新公司的僱員。

    總理朱鎔基去年10月向中共中央作出報告,在《關於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作總結時說:「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科學技術還比較落後……就業壓力加大和部份地區生態環境惡化;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貪污腐化、奢侈浪費現象還比較嚴重……」

    上述要解決的目標,基本上在過去數年間反覆說述過許多次。再一次的重申,實際上就是默認了,即使經濟在過去續有增長,但主要的問題仍然有待解決。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由中國加入「世貿」而使外資和私人經濟在中國經濟的比重增加,現有的問題是可以更加的惡化。

    中國的領導人並非不知道由他們釋放出來的動力,正在挑起社會更多的緊張和動盪,而且這種挑釁在將來仍然會繼續。在去年發生的一些事件,證實了他們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例如在去年2月,發生有2萬名遼寧礦工上街和警察發生衝突的事件。在其他農村地區,遇到無償解僱的工人,也有尖銳的衝突事故發生。又如在去年11月,江蘇省的1千名紡織工人,發起了運動,反對領導人貪污和工會無能。

    總體的狀況是,從1992年——1999年,勞工衝突的事態上升了14倍,達到12萬宗。

    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當前的領導集團有什麼對策呢?

        中國行革命階段論

    根據中國領導人素來的聲稱,國家要發展,以至現代化先決條件,便是加速經濟的激烈改革,以及加強融入世界市場的步伐。在這個意義上,不管中國與前蘇聯的領導人有多少的差異,中國的領導人是與戈爾巴喬夫的改良派站在同一平面的,而且中國把改革推得更遠。不過,根據中國領導人的說法,中國和蘇聯的分別,乃在於蘇聯的目的是要逐步侵蝕既有的政治制度的框架,而中國卻是保留這個框架,而且將來也要保留,以看守黨的絕對霸權,及黨國合一的地位。

    人們要是把握某些公式的潛在邏輯,注意到為這個落後國家的轉化而描劃的遙遠圖象,那麼,分析到最後,作出以下這個結論便不會是武斷的了:中國現行的領導集團認為,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建設之前,要經歷完整一段資本主義式的發展時期。在嚴格的意義上,這就無疑於把理論神秘化而同時又自我神祕化。人們甚至可以附加一句:在經過100年後,中國把當年俄國孟什維克的老調重彈。這個老調子,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作出鬥爭反對。

    問題是,這項計劃——不管人們對它怎樣界定或評價——是不是能夠有效地實現?

    我們已經從經濟的角度來提出實現這項計劃的主要困難:中國之日益融入世界市場——正式加入「世貿」之後會更甚——將會在全國的層面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而這是通過經濟週期性的尖銳起伏及政府的決策,使政府在五年計劃的框架內所作的選取受到制約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一個能夠自主地作國際聯繫、更具活力的資產階級層的冒起,也不會沒有後果。

    再者,若以為通過維持現行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便能抗衡新生的需要和壓力,那不啻是痴人說夢。事實上,今天高踞黨政軍機關的人,他們與1930年代、40年代的革命人物,以至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幹部和戰士,俱很少有共同之處。還有,現行的在位者和他們的接班人,皆勢無可免的會受到未來日益尖銳的社會演變的模塑。至於新的情勢,將文化和價值危機來突顯。事實上,法輪功的發展,已經使這個危機的訊號呈露無誤。在面對著進入「世貿」和怎樣處理社會當前的各種弊病、怎樣淡化威權政體等問題,統治小圈子是會有著分歧的。而且,我們更有理由假設,日漸形成的社會分裂,將會對政治結構各個層面的人日益產生衝擊。總之,對於這一連串問題,實在難以給出窮盡的答案。

    不會有和平的資本主義復辟

    不過,要是「新孟什維克」的計劃在我們看起來是痴人說夢,那麼,假設在一個保留著後資本主義的官僚化的過渡社會的框架之內,有可能會完成資本主義的復辟,這也同樣是不可思議。這樣的一種假設,也是那些日益融入到私人資本的增長或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重要的經濟領域有聯繫的官僚的意欲。

    換言之,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的矛盾衝突,最後必然會導致社會的興起和爆發。在新一個世紀的最初數十年裡,中國將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不會有順暢的、和平的演變。

    (史丹節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