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耕、減產、糧價跌

「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在中國，已越來越顯出其嚴重性、以至危機性。雖然中國財政部長在今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2000年的國家稅收高速增長，幾乎相當於經濟增長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將近翻了一倍；但這毫不意味「三農」的增收也同比例地增長，相反的，國庫的增收是與「三農」的減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農村、農民徵收稅費的力度所得的。雖然總理朱鎔基同時作的「十五」計劃綱要報告，宣稱農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上年實際增長了2.1%，5年間平均每年實際增長4.7%；但這與糧食種植面積、產量及價格都大減的實況很不相符，也與學者專家的調研結果及其他報道的實況大為不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的數字，2000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了9%。減產的直接原因看來是糧食種植面積縮減，農業部門匯總計算，2000年的種植面積約為16.07億畝，比99年減少了9千萬畝，減幅為5.3%，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播種面積最少的一年，低於1.1億公頃（即16.5億畝）的警戒線（據統計局調查結果推算，2001年又將比今年進一步縮減1.7%，約4千萬畝，即減至1.07億公頃）。

種糧面積如此大幅度減少，是由於農民負擔稅費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願種田，把農田拋荒。這種情況，在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去年給國務院領導人的信（編者按：該信見本刊今期轉載）中已有較詳細揭露，這些揭露，已經上級的覆查證明屬實，並承認他所說有「一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在調研後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棄耕：中國農業轉型期陣痛》，對上述問題也作了報道：洞庭湖一帶向為主要的產糧區，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譽。但近幾年來，良田沃土大量被拋棄，其中的南縣，《土地延包經營證書》的發放率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許多農民「不想要田」。有的村，棄耕的土地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是「洞庭湖區大規模棄耕的一個縮影。」「湖區許多農民毫不諱言：棄耕不種，直接原因就是不願或難以承受過重的農民負擔。」

這些是中國「三農」危機的部份反映。

學者的調研結果

「三農」的困難問題越來越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專家的關注、調研，發表了很多富有價值和見解的文章，論著。以下所引用的學者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　一國兩策」的困境》一文，便是其中一個顯例。

該文指出：幾年來，中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在逐年下降，農村市場在逐年萎縮。雖然1996年以來，農業連年豐收，但農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後，糧、棉等農產品就出現賣難，價格下降，99年夏季以後，幾乎所有的主要農產品都出現了銷售困難，市場萎縮，農民的收入成了問題，年人均純收入中的糧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農民人均從棉花得到的收入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糧棉收入佔了農牧業收入中的絕對多數，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這3年間，糧棉價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農民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很多。

從96至99這幾年間，鄉鎮企業也不景氣，約40%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這又使得農民的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大量減少。與此同時，城市又大量辭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業。據有關部門測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達8千多萬人，近幾年逐年減少，99年估算只有約6千萬人。以平均每個農民工一年在城裡淨賺2千元計，農村就要減少6百多億元的現金收入。

另一方面，基層組織、鄉村兩級幹部在10多年間迅速膨脹，人數越來越多。現在一個鄉（鎮）政府人員，超過正式編制幾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一個縣政府的機構還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報道：一個5萬多農業人口的江西省樂平市接渡鎮，在99年「機構精簡」之前，像其他所有的鄉鎮一樣，在機構設置上「五臟俱全」：黨委、政府、人大、紀檢、政協、武裝部「六大班子」，以及財政、稅務、公安等「七所」，和農技、水利等「八站」，他們吃飯都要吃鎮裡的）。他們還要拿補貼，要比農民生活好，而國家卻沒有提供這些人的財政開支；反而在財稅改革實行分稅制以後，較穩定和較好的稅收都由地（市）級以上收去了，上繳國庫了。於是鄉（鎮）一級便陷於財政困難，而只能從農民那裡用各種名目收取。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就是這樣逼出來的。<1>

另一學者溫鐵軍在《以綜合改革解決「三農」問題》的答記者問時指出：

「基層組織膨脹的問題比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一個鄉的供養人口不過是「八大員」，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鄉」，財政開支的編制大約是30人左右；到現在鄉級一般300人，發達地區鎮級單位甚至達到800-1000人。不僅財政開支增加，而且隨著農村經濟環境惡化，鄉鎮企業倒閉破產增加，鄉村兩級高負債也大量發生。1997年農業部對10個省份的調查就顯示：鄉級平均負債約400萬，村級平均負債約20萬。如今最嚴重的個別鄉負債4000萬，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來60%的縣財政虧損，這方方面面的負債和虧損不僅最後都會有相當部份轉嫁到農民頭上，而且還會引發高利貸橫行。」

由此看來，造成「三亂」、「四亂」和農民負擔特別沉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幹部的乘機胡作非為、以權謀私、貪污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個官僚制度對政經特權的維護，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於中央指令要加強農村的黨政控制力量，以鞏固它在農村的統治，才在各鄉鎮設置那麼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為這樣，儘管中央長期以來重重複複宣稱要減輕農民負擔，並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許多苛捐雜稅，但是，各地方當局幹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繼續向農民搾取，以致官方越喊減負，農民負擔越重，從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農民苦、農村窮、農業危險的結果。

「逼到絕境後的抉擇」——稅費改革

農民的重擔和困苦，直接激發出許多積極的抗爭行動，和消極的棄耕或出走城鎮等等，但後者因城鎮工業不景，原有工人失業者日增等影響，被迫要倒流回農村；他們所一度棄耕的田地有許多又給基層幹部交由農業大戶承包了去，幹部以此對付農民的棄耕，如果成功，將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數農民也將變成無地耕種的無產者，或者成為「大戶」的僱工。不過，他們至今仍保有原來的土地承包權，許多人都拒絕由村大戶承包，這些發展仍要視中共有關新的法例來決定。

農民的抗爭行動，最多的是集體上訪，向上級黨政部門控訴負擔的沉重，即使增產也不增收，甚至賠本倒貼，難以維持生計。例如安徽省懷遠縣淝河鄉便是個典型。農民除了交農業稅、「三提留」、「五統籌」等款外，還有無數五花八門的稅費和集資攤派。因而幾年內全鄉29個行政村中，有23個村村民在上訪。而村民更有幾次集體開拖拉機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數鄉鎮無法收上當年農業稅的大部份，正常運轉出現危機。懷遠縣領導在1998年底提出要進行費改稅的改革試點，「其實是懷遠縣被逼到絕境後的抉擇」。安徽省領導（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為當時懷遠縣的名聲太臭了」。<2>

安徽省的稅費改革試點結果，據說在2000年全省農民負擔比改革前減少13.93億元，農民負擔減輕約25%，98%的農民表示滿意。但是，問題仍沒有解決，減少的近14億元財政缺口將由誰來補？如果解決不了，政府的正常運轉就有問題。以農業為主的各縣、鄉財政，缺少二、三產業的財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補助，地方領導層也勢必又要向農民伸手，使得農民在必須繳納的稅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費」）之後，又要交新的費，重新挑起舊的重擔了。

國家推卸教育經費的後果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共的方針，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輕農村，重重工業、輕農業，重工人、輕農民的。它在財政上盡力向農民、農村壓搾、犧牲農民的實際利益，很少動用資源去扶助「三農」的發展，而是極多地用於基本建設、固定資產投資；各地農村黨政幹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權，隨意向農民進行「三亂」的搾取。這種政策和實際，具體表現於對國家公務員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務員由國家財政支付薪酬待遇，農村鄉鎮的幹部雖然同樣是國家的公務員，「七所八站」是上級政府部門下設的機構，理應同樣由政府財政負擔其開支的，但卻要由農民供養他們。又例如，農村教育經費也主要由地方承擔（包括學校的興建維修、教師的補貼和學校辦公費，等等）。鄉鎮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成了鎮裡最大的負擔」。這些重擔又主要是向農民們攤派的。

學校經費不足，更要迫學生及其家長負擔。當學生極度不滿這種亂攤派致使學生及其家長不堪負荷時，就爆發出反抗的行動。例如，今年2月11日廣東潮陽市仙桃鎮，就有約800名小學生遊行到鎮政府，衝擊政府大樓，砸破玻璃，火燒傢具和檔案文件，以抗議收教育附加費<3>。這是小學生反抗行動的其中一例，由於消息給香港記者獲知，才得以傳到海外。

許多農村學校由於經費缺乏，被逼要強令學生做工，以賺取收入來補貼學校經費。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小學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師生死亡，27人受傷，就揭露出農村學校存在著這種悲慘事實。據《文匯報》報道：「有消息稱，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學校為了勤工儉學，辦了鞭炮工廠。前幾天還進了一百斤硝。學校如設在炸藥庫上。」而該報記者同日發自南昌的電訊稱：「可以肯定的是，引發爆炸的是做煙花的原料。」<4>據《星島日報》的「特稿」報道：「一家煙花爆竹廠的負責（人）表示，由於有關部門管理不嚴，在農村的學校或家庭內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的情況普遍。農民耕種每年收入才一千多元人民幣，但生產煙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當天，（芳林村小學）三年級的兩班學生就是在課室內造爆竹的火藥引。學校是硬性規定學生要幫學校造火藥引，違抗者每天罰款兩元。」<5>另據說，這些小學生的年齡是8至12歲左右。

儘管官方後來宣稱是由嫌疑犯「癲人」李垂才引爆的（不過也承認該校在前年也曾要學生造火藥引），但德國新聞社記者訪問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卻說他「絕對沒有精神病」，也「不是壞人」，而是為該小學工作，負責運送煙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6>筆者在這裡之所以較多地引述各報章的有關報道，就是想讓部份未看到有關資料的讀者，具體了解中國農村教育經費缺少而造成的其中一種悲慘結果，為歷史作見證。

近來還有一件同樣令人悲痛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陝北一所民營孤兒學校的連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陸農村的許多學校，既得不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種幫助，又反而蒙受當地部門和幹部的任意打壓、摧殘。這所被稱為「像孤兒一樣無助的孤兒學校」，位於陝西省靖邊縣。一九九八年，當地農民馬國成在八歲的女兒死於車禍後，從街上領回六名流浪孤兒撫養，隨後更用外出打工積攢的九十萬元人民幣，加上貸款，創辦「國成孤兒學校」。該校成立之初，曾轟動一時，國內各大傳媒都作出報道。但是，據《工人日報》披露，由於得不到社會承認，孤兒學校入不敷支，經濟陷困境。馬國成為增加收入，貸款擴建招待所，卻被城建部門指違法修建勒令清拆；他與村委會簽訂承包合同，和孩子們栽種了五萬株樹，又被鄉政府將承包地賣給他人，其間損失都未作補償。孤兒學校已欠債六十萬元，四名老師半年未發工資，馬家一萬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後，師生們吃的糧食都是賒來的，而因賒債被拖垮的私營糧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無門的馬國成只好帶著孤兒學校近六十名師生沿街乞討，填飽肚皮後，便隨意找個地方給孩子們上課。這些事再次引起大陸傳媒廣泛報道。<7>

今天在農村所推行的稅費改革，並沒有針對鄉村的財政和公共服務等問題，即使中央提供一些補貼，但主要的財政負擔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擔，而後者不願或不能承擔，便要減少教育經費，或者要各學校負責籌措，從而加劇對學生「勤工儉學」的要求，流行對無償童工的剝削，降低兒童受教育的時間和質素。當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調整鄉村學校的佈局，減少學校和老師的數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個行政村，原有鄉村小學644所，過去大體上是一村一校，現在被調整為249所，使得大多數學生必須到其他鄉村上學，可能造成新一輪的兒童失學。<8>

病根在於現存政治制度

面對者「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危機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今年1月11日發表了《關於做好2001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這個文件儘管在前頭循官方慣例先肯定「農村形勢總的是好的」，但緊接著即指出：「當前突出的問題是農民增收困難。農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低落、鄉鎮企業效益下降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中西部地區特別是糧食生產區甚至出現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收入問題不僅關係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而且關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它還說：農業和農村經濟不能穩定發展，國民經濟的好形勢就難以保持。必須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把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做好新階段農業和農村工作、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並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著提出了10項措施，以圖做好「三農」的工作。這些措施幾乎都是過去所提過的，並無特別嶄新的創意。問題仍在於實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這句話來說，中共已經提了幾十年，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與其他的口號式說法一樣，也是「假大空」性的、畫餅充飢、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似乎是近幾年想出的新辦法，但這就能「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嗎？對於這個「改革」的實效如何，我們已在前面談論過。幾十年來的一句老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清楚地重複地說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頒佈下看來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幹部仍有辦法陽奉陰違，不加以執行、走過場。這是屢驗不爽的經驗。病根子就在於現存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由於官員不受人民監督，中央獨斷的方針政策既多缺點錯誤，各級幹部又擁有政治經濟特權而自把自為。機構日益臃腫，是這個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徵之一。而任何的政經改革措施都會觸犯有關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從而遭到後者們的反對、抵制、破壞。如果不先「從根本上」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則一切都將會「原地踏步」，或者是惡性循環，甚至變本加厲地發展。

即使有些中共黨員、幹部（甚至位高如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企圖略加以改良、開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頑固的官僚勢力的圍攻、打擊，最後連自己的原有職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來說，那位「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即使初時據說他的意見已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視，和很好的反應、採行，但今年1月消息傳來，李昌平因揭露了農村的黑暗，開罪了地方勢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辭職，遠走到深圳打工。儘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報以近3萬張網上和來信選票，當選為年度人物，將他視作中國的希望、良知。<9>這件事反映出，他雖敵不過黨官僚勢力，卻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業是有希望的！

總括來說，這個政治制度如不被徹底改革，官僚特權不被廢除，則「三農」的困難問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決！

2001年3月20日

註釋：

<1> 這裡所引述的陸學藝先生文章，發表在《讀書》雜誌2000年5月號上。

<2> 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的「上訪大縣」的「費改稅」》報道。

<3> 今年2月14日《蘋果日報》報道。

<4> 均引自今年3月8日《文匯報》中國新聞版。

<5> 引自3月8日《星島日報》。

<6> 見3月10日《蘋果日報》綜合報道。

<7> 見2月20日《蘋果日報》。

<8> 有關數字等引自3月21日《蘋果日報》刊出的香港學者陸德泉的《農村稅費改革玩弄數字》一文。

<9> 詳見1月28日《蘋果日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