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曼德爾
在二十世紀所有重要的社會主義者中，對這個時代的主要發展趨勢、主要矛盾認識最清楚的，是托洛茨基；對國際勞工運動的合適的解放戰略作出最清楚的、有系統的闡述的，也是托洛茨基。他對這個世紀的歷史的貢獻，絕大部份是以政治為出發點的，並且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張的，純粹在社會學方面的<1>。它也明顯地有實際的作用，並不純粹是分析性——理論性的。他發展出一個在全球的規模上被分化了的階級鬥爭過程的觀念或模式，而且以此為基礎，得出了實際上、戰略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必要結論。
然而，這些概念是扎根在一個宏大的理論成就上的。這個理論成就即是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的發現。這個發展規律是與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所熟悉的不平衡發展規律十分不同的。<2>托洛茨基的理論，徹底應用了辯證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它的衰落時期，而且以此分析為基礎，清楚揭示了使一個歷史機制運轉的各種主要因素（包括經濟、政治、階級、心理、意識形態和組織的因素）：
1.在帝國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的進化圖式，即先進國家向較不發達國家展示它們自己的將來的形象，已經變為與它完全相反的東西。帝國主義阻礙了不發達國家的徹底現代化和工業化。<3>
2.這在帝國主義國家本身，導致一個矛盾的經濟動力。帝國主義國家只有在有空間擴張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的情況下，才能夠有機地增長。但是，隨著帝國主義控制了整個世界，帝國主義本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加強的這種不發達性，卻變成了一種阻礙，使它不能進一步增長。這將會日益導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帝國主義的擴張過程一旦停止了，為瓜分世界市場而起的爭執就勢所難免了。在這同時，整個制度的生產力，不是趨向於停滯，就是趨向於後退了。
3.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這種倒轉、停滯的開始，再加上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尖銳化，都增加了這個制度進入一般性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十九世紀是例外的情況，在二十世紀就變為常規了。這不但適用於不發達國家之內及帝國主義國家之內的社會、政治關係，而且適用於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二十世紀將會是戰爭和內戰、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紀。
4.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將會加強社會中的後退運動，增加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進步收穫的威脅，而且日益導致‘古老的’前資本主義野蠻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衰退所創造的‘新’形式野蠻主義的熔合。巨大的災禍威脅著整個人類。<4>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這種野蠻主義的一個例子。將會有其他例子，甚至比這更壞。
5.近代靠工資為生的工人〔以下簡稱勞動者〕階級，是唯一能夠終止這一連串社會災禍的社會力量。這是它在經濟生活中佔關鍵性地位、它的社會、社會心理組成的一個後果。個別的勞動者們，由於他們相對於老闆們的隸屬地位和在經濟過程中的物質弱勢，只有通過與他們一起工作的人們合作、團結，並且使這種合作成為他們的社會實踐的推動力，才能夠保衛他們的眼前的、日常的利益，不是靠利己主義和競爭。<5>但是，這正是重組整個社會、引導社會走出資本主義死巷、朝向唯一可能的正面出路即社會主義所絕對必要的那種誘因和推動力。
6.因為這個制度在帝國主義國家及在第三世界，都日漸容易陷入危機，國家，特別是在危機嚴重的時期中，將會變成統治階級手中的一個強暴的鎮壓工具。不由工人階級推翻這個國家、奪取政權，這個階級就不會實現阻止向野蠻主義後退的歷史任務。<6>
7.在帝國主義國家中，奪取國家權力的主要阻礙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領導層的、伴隨著工人階級本身在意識形態上的弱點的、日益增加的保守主義。<7>（托洛茨基後來以描述勞工官僚層之演化為一個有區別的、有其特殊利益的社會層份來向這個保守主義提供一個唯物論的解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階級需要時間和鬥爭中的新經驗，才能夠克服這些意識形態弱點。
8.在某些較不發達的國家<8>，工人階級能夠比在較發達國家，達到較高水平的階級覺悟、團結和戰鬥精神。因此，可能的是（如果不是很可能的話），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會在西方工人們採取行動之前，奪取國家權力。
9.自我活動、自我組織是奪取、行使國家權力的天然工具。蘇維埃或工人會議是歷史本身在工業化以及較不發達國家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政權形式。<9>托洛茨基在1906年坐了牢以後不久，寫了《蘇維埃歷史》。在此文中，他總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任務如下：
以俄羅斯的城市為鬥爭的一個基地是太狹小了。蘇維埃試圖在全國規模上發動鬥爭，但是它主要地還是一個彼得堡的機構……毫無疑問的是，在下一次革命暴動中，這樣的工人會議，將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由全國大會所產生的全俄工人蘇維埃……將會在軍隊、農民、中等階級的平民部份的革命合作下……取得領導權……。<10>
這正是1917年發生的情況。
10.然而，在較不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只佔人口的小部份。工人們如果不與勞動農民結盟，就不能夠贏得或保持國家權力。這些國家的革命的歷史任務，是資產階級或者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在這一點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一樣，是在陳述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托洛茨基的立場中的新的東西，即他的不斷革命的戰略中的新的東西，是他的斷言：資產階級革命的這些歷史任務，只有通過建立與勞動農民結成聯盟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11>
11.工人階級只有通過自我活動、自我組織才能夠奪取國家權力。正是為了這個理由，企圖向工人階級強加一個自我限制，要他們為了歷史——理論的理由，將他們自己的活動限制在實現民族民主的目標（資產階級革命的古典任務），是不現實的。一個在政治上得到勝利、自我活動、自覺、組織完善的工人階級決不會繼續讓它自己受老闆們的指揮和剝削。<12>從非常實際的立場來講，一旦這個工人階級奪取了國家權力，它將會開始處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個革命，將會沒有階段或中斷地，把實現民族——民主目標，與開始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結合起來。<13>
12.但是，正是這個使俄國工人階級可能比德國工人先奪取國家權力的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卻使俄國工人不可能單獨、長期保持這個政權。（托洛茨基後來把這一點修改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由工人們長期地直接行使國家權力。）
社會主義的建設依靠物質先決條件的存在。忽視這個物質先決條件，只會招致嚴重的失望（今天我們還要再加一句：引起嚴重的過火行為）。托洛茨基在這一點上堅定地遵守馬克思的傳統，後者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
這個‘異化’，用一個哲學家能夠了解的術語，只在兩個實際前提之下，才能被廢除。要變成一個‘不可容忍的’權力，那就是人們要用革命來反對的權力，它必須已經使許多許多人成為‘無產者’，而且在這同時使這情況與現存的財富、文化世界矛盾。這個財富與文化，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加和高度發展為先決條件的。從另一方面來說，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這已經意味著人在世界——歷史規模上、不是在地方規模上的實際、經驗的存在），是一個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因為，沒有它，需要會變得更為普遍，而且隨著貧困，爭奪必需品的鬥爭以及所有舊的骯髒東西必定又會產生；而且更有甚者，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商業才能建立。這些事情同時在一切國家產生了‘無產者’群眾的現象（普遍的競爭），使每一個國家依靠其他國家的革命，並且最後以世界——歷史、經驗地普遍的個人代替地方的個人。沒有這一點，（1）共產主義只能在一些地方存在；（2）相互作用的力量本身不能夠發展為普遍的、因此是不可容忍的權力，但是會停留在土生土長、迷信的‘情況’之中；（3）相互作用的任何擴張會廢除地方的共產主義。單憑經驗來看，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佔主要地位的人們的‘立即’、同時的行動才有可能，這種行動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共產主義聯繫的世界性的相互作用為先決條件的。此外，無產的工人群眾——與資本切斷了關係、或者連有限的滿足都得不到的、因此不再只是暫時被剝奪了工作作為可靠的生活資源的大量勞動力——是以一個通過競爭而達到的世界市場為先決條件的。因此，正像共產主義及其活動一樣，無產階級也只能有世界——歷史的存在。個人的世界——歷史的存在的意思是，個人的存在是與世界歷史有直接、密切的關係的。<14>
今天，這段文字讀起來，就像對蘇聯和東方集團自從1950年代以來、如果不是自從193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的一個悲慘的預料。工人階級在較不發達的俄羅斯的勝利，只有靠革命成功地擴展到世界上至少幾個主要工業國家去，才能得以鞏固。這個革命，孤立在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中，是極容易不但在軍事上、而且尤其是在經濟上，受到帝國主義世界市場的漸增的壓力所傷害的。<15>
13.這決不意味著勝利的俄國革命面臨這樣的困境：要麼向資本主義投降，要麼在‘革命戰爭’中，以人工地‘輸出革命’來尋求解救辦法。<16>決不是這樣。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在根本上容易陷入世界性危機，現實的可供選擇的道路是：暫時將俄國革命的成就鞏固在中間階段（即後資本主義、但尚未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支持俄國以外的共產黨，以利用更有利的條件。當工人們在若干個不同的國家為奪取國家權力而進行戰鬥的時候，這種條件是會存在的。這就需要這些政黨具有成熟、獨立的幹部和領導，以及在政治上成熟、能夠團結並且願意從事奪取政權的鬥爭的工人。這樣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不但會意味著徹底反對完全在單一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這種空想的企圖，而且會意味著徹底反對企圖用操縱、指令和冒險行動，使國際運動臣屬於這個‘被包圍的堡壘’的（被信為真的、短視的）國家利益和外交花招。這條可供選擇的道路，是以革命運動和每個國家的各個工人政黨的自主的成熟過程為先決條件。它在蘇聯也以推行一條逐漸加強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總重量的經濟政策為先決條件。
這條可供選擇的戰略，只不過意味著把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自我組織、自我解放的基本方針（一條與馬克思、盧森堡、《國家與革命》中的列寧所共有的方針），推廣到世界政治的全球的平面。
14.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開啟的這個時代，改良主義漸進主義已經顯露為一個與企圖完全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一樣的反動空想主義。<17>在一段連續發生嚴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時期，資產階級社會週期地被迫推翻先前建立的改革，利用更強制的統治形式，包括恐怖主義獨裁的統治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依靠自由派的支持，或者以中產階級社會的自由主義傳統為反對這個危險的一個方法，都是不現實的。只有一個團結的無產階級，通過集體的動員和集體的組織來進行強有力的干涉，才能夠對付這個威脅。制止這個議會外的群眾動員，惟恐它會得罪資本、把自由派和小資產階級推到反動陣營去，只會招致反動勢力的勝利。<18>因此，正像在較不發達的國家那樣，由工人階級來奪取國家權力這件事情，也將會週期性地在帝國主義國家提上議事日程。
15.在我們這個世紀，為工人階級和群眾運動發展一條合適的戰略和策略，它的主要障礙是代替主義的理論和實施（實施來在理論之前），換句話說，作為社會變化、社會轉變的動源的獨立工人階級被某些其他機構所代替：黨、國家、政府、議會等等。這些代理機構都是工人階級解放的有用的、有時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比起真正的自我解放運動，它們必須一直是次要的。
每一次把這些工具當作目的的嘗試，到最後注定要失敗，但是在目前卻使工人階級解放的過程更為困難。這句話的含意是，我們必須反對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沒有一個民族會快樂的，如果它的意願被違背的話。如果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代替主義，意味著解放的過程所需要的時間，要比官僚們所製訂的程序長很多，那末，前者所造成的禍害當比後者少很多，特別是鑒於代替主義的實施在長期中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
16.阻礙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超越他們已經達到的範圍，決不符合這個階級本身的利益，只符合它的保守領導層勞工官僚層的利益。在帝國主義國家，但也特別是在蘇聯，這個勞工官僚層已經成為一個自主的、有它自己利益的社會層份。它的利益是與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十分不同的。它並不構成一個新階級，也不能夠再生產它自己，但是，在一段較長的歷史時期之中，它能夠保持、擴張它的權力和特權；換句話說，它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歷史自主。最後分析起來，這種自主是工人階級相對被動、國際革命缺乏的一個結果。
17.要突破這個歷史性僵局，由於在這個僵局中，既非國際工人階級，又非國際資本，能夠從這個文明世界的危機中打出一條路來，光靠廣大的群眾鬥爭的再次出現是不夠的，雖然它的出現是必然的。奪取政治權力、建設社會主義，是只能自覺地去解決的任務。只有這些週期爆發的群眾鬥爭，配合著政治上成熟、久經考驗的工人階級戰鬥份子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存在，再加上廣大層份的工人的高度自覺，朝向社會主義的突破才會發生。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只有永不忽略主觀歷史因素，換句話說，只有拒絕接受機械論——進化論的宿命主義和原始的志願主義，才會成功。
托洛茨基充分地意識到處於這個社會政治僵局的根源的世界——歷史問題。他1921年在共產主義青年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發表的關於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的報告中，清楚地說出了這點：
因此，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坐落在同一土壤上，這個土壤使我們的勝利無可避免——當然不是在天文學的意義上像日落、日出那樣的無可避免，而是在歷史的意義上的無可避免，那就是說，除非我們獲得勝利，要不然，整個社會、整個人類文化的命運就注定了。歷史給了我們這個教訓。古羅馬文化就是這樣毀滅的。奴隸主階級到最後沒有能力領導社會向前發展。它被轉變為一個絕對寄生和腐爛的階級。沒有其他階級可以取代它，因此，古文化就毀滅了。……不被排除的可能性是，資產階級，在它的國家機構的支持下，以它自己的全部積累的經驗，也許可以繼續抗拒革命，直至耗盡了近代文明的每一滴活力，直至在今後的長時間內把近代文類推入崩潰、衰敗的狀態之中。根據以上一切，我只是要說，工人階級所面對的推翻資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一個機械的任務。要實現這樣一個任務就需要：革命能量、政治智慧、經驗、廣闊的視野、決心、熱血但是在這同時冷靜的頭腦。<19>
我們在上面所總結的、托洛茨基對這個世紀的主要發展趨勢的全面評價，是在1903年至1923年之間所發展、1930-33年時期所完成的。他在這段時期也是一個政治實行家，企圖將他從這個一般世界觀點中所得出的政治結論付之實施：起初在1905年的俄國革命中，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人；在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人、十月革命的組織者；在1918-20年時期，他是紅軍的締造者，然後領導它在內戰中獲得勝利；在1923-24年，他是反對蘇維埃官僚層、反對在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中代表這個官僚層的斯大林派的反對派發起人；在1930-33年時期，他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在1934-37年，他努力促進國際革命的新興起。因此，他在二十世紀歷史上的重要性，決不能夠被減低到只在1917年至1920年之間在俄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紀的大事件的實際進程光照下看待他的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我們也應該指出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重大的判斷錯誤。在這些錯誤的判斷中，最重要的是他之繼續接受在帝國主義之下生產力不可能增長這個來自齊諾維也夫、年青的布哈林和盧森堡的成份多於來自列寧的成份的理論。雖然這個論點在1914-45年這段時期大致是正確的，它卻被戰後的長期繁榮確定地證明是不正確的。戰後的長期繁榮延長到1960年代末或1970年代初。
托洛茨基的這個錯誤的判斷變得更引人注目，如果我們知道他在1921年預測一個十分不同的局面。他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關於世界經濟局勢的報告中，對於資本主義發生一次新的復甦的可能性，作了如下的描述：
這裡我們著手探討社會平衡的問題。……如果我們假定——讓我們暫時假定——工人階級不能起來進行革命鬥爭，只容許資產階級有機會長期支配世界的命運，例如二十或三十年，那末可以確定的是，某種新的平衡將會建立起來。歐洲將會狂暴地開倒車。數以百萬計的歐洲工人將會因失業和營養不良而死去。美國將會被迫在世界市場上改變它的方針，再度轉換它的工業，而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經歷削減。以後，在一次新的世界分工因而被在痛苦中建立了十五或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後，一個新的資本主義向上擺動的時代也許會發生。<20>
1921年的25年之後，1948/49年的戰後繁榮時期開始了。托洛茨基的預測是超人地正確。
與這個錯誤判斷關係密切的，是第二個錯誤判斷。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的時期，在那時，托洛茨基相信，一次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試驗，將會在極短時間之內，決定蘇聯的、其實是國際工人階級的命運。托洛茨基在（1939年9月的）《戰爭中的蘇聯》一文中寫道：
如果這次戰爭，如我們堅定相信的，激起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話，它必定在蘇聯導致官僚層被推翻、蘇維埃民主在一個比在1918年更高的經濟、文化基礎上的再生。在那個情況下，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是否是一個‘階級’或是工人國家中的一個贅瘤的問題，將會自動地解決了。每一個人將會清楚地看出，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中，蘇維埃官僚層不過是一次插話似的復發。
可是，如果大家承認，目前的戰爭不會引起革命，只會引起無產階級的一次衰落，那末，留下來的是另一條道路：獨佔資本主義的更加腐朽、更加與國家融合以及民主被獨立政權所替代，不管這個民主尚在那裡遣留。……根據各種指標，這種政權將會是一個衰落的政權，標誌著文明的消逝。這個歷史性的抉擇，歸根究底，就是如下：要麼斯大林政權是資產階級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一次可惡的故態復萌，要麼斯大林政權是一個新剝削階級的第一階段。如果第二個預測證明是正確的話，那末，官僚層當然會變成一個新剝削階級。不管第二個遠景會是怎樣沉重的負擔，如果世界無產階級真正證明它自己不能夠實現事件發展的過程所給予它的任務，那末，除了只有承認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國際矛盾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綱領會以一個空想而告終之外，沒有什麼其他的道路還遺留下了。<21>
這個估計是從以下的假設邏輯地推衍出來的：生產力的新增長將會是不可能的，因此阻擋了向社會主義成功地突破的先決條件。
六個月以後，托洛茨基在他的真正的政治遺言《第四國際會議的宣言》中，改正了他先前所作的關於時標的估計：
它不是一次暴動的問題。它是整個革命時代的問題。……需要為許多年的、如果不是幾十年的戰爭、暴動、短暫的休戰、新的戰爭和新的暴動作出準備。……速度和時間間隔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既改變不了一般歷史前景，又改變不了我們的政策的方向。結論是簡單的：需要以十倍的能量繼續進行教育、組織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工作。<22>
一旦這個在帝國主義之下生產力不可能增長的假設被看出來是錯的，那末，明顯的是，在我們的時代建立社會主義所需的物質、人力的先決條件就不在衰退之中了；剛好相反，特別是人的生產力——工資勞動者的數目、他們的技術、文化水平——是正在快速地擴大。因此，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仍然是一個真正的可能性。
最後，托洛茨基直至1917年才把他的拒絕接受代替主義與他的清楚了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先鋒組織的必要性綜合起來，以保證在那些重複出現的革命危機中所爆發的鬥爭，得到成功的結果。在1907年至1916年的這段時期，他為這樣的空想辯護：革命無產階級的集體壓力就足以迫使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不同派系採取共同的行動。這是1905年俄國革命中實際發生的事情。但是，至少從1916年開始，在德國、奧地利及俄國等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在意大利及其他地方，這個半自發、半調和主義的假設，很明顯地沒有現實的根據了。<23>
但是，即使把這些錯誤判斷考慮在內，托洛茨基的理論和政治的成就，在這個世紀中，仍是無可比擬的。他將會以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戰略家載入史冊。而現在更會是如此，因為，當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被人清楚認識到的破產再度將關於社會主義的爭論提上歷史的議事日程的時候，托洛茨基的遺產將會取得更大的重要性，成為有別於近代勞工運動中這兩個思潮〔即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有歷史意義、可供選擇的道路。
註釋：
<1> 例如Nicolas Krasso。
<2> 恩格斯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論提到了這個不平衡暨綜合發展規律，正像馬克思在其出名的1850年對共產主義同盟的演說中也提到了同樣的規律。可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當不同的。
<3> 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是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的一個絕對的障礙物。這是1960年代替所謂依賴論（dependencia）辯護的人們的不正確觀點。半工業化國家已在第三世界興起。但是，它是不折不扣的半工業化，沒有更多點。德國、美國、日本能夠趕上、並且超過英國、法國、比利時的工業化水平。但是巴西、南韓、墨西哥卻不能夠趕上德國、美國、日本。
<4> 在1914年以前，羅莎．盧森堡和Jean Jaures都有同樣的直覺。這個直覺表達在他們的和平主義——反軍國主義的立場上。
<5> 列寧、盧森堡和Roland-Holst，特別是格拉比希和Karl Korsch，將這個分析系統化。
<6> 從恩格斯到盧森堡、托洛茨基和列寧等革命社會主義者們與像伯恩斯坦、後期的考茨基、希爾費丁及其他人那樣的漸進主義者們的基本分歧，在於對資產階級國家——以後被稱為社會國家——的態度。對國家的這些基本上不同的態度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發展傾向的不同估計。伯恩斯坦等人假定資本主義內部的衝突的長期弱化，而恩格斯、盧森堡等革命社會主義者們則預測衝突的尖銳化和漸增地易於陷入危機。這個世紀的實際發展已經證明這兩個傾向中那一個是正確的。我們的世紀並不是如伯恩斯坦所認為的一個逐漸和平進展的世紀。它比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更是一個戰爭、危機、革命和反革命的世紀。
<7> 托洛茨基在好幾篇文章中討論群體無產階級意識的守舊方面這個現象。一個好的例子是他的《俄國革命史》（1965年倫敦版）第一卷中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章。
<8> 不是在所有不發達國家，當然不是在最窮國家。
<9> 恩格斯認為，經過直接民主產生的公社/會議制度與人民在多黨制中對候選人有真正選擇的普選制是沒有矛盾的。後者是巴黎公社的制度。恩格斯認為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模型。
<10>引自伊薩克．多依徹的《武裝的先知》，牛津1964年，第149頁。
<11>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是這個做法的歷史先例。他們正是為了要完全實現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才不得不從資產階級領導層那裡奪取政治權力。
<12>斯大林在1936年8月到1937年7月之間在西班牙、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向西班牙無產階級強加這樣一個自我限制、違背它的意願的企圖，就需要血腥的鎮壓。
<13>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帕爾武斯——赫爾普漢德的不斷革命論不同的地方。對帕爾武斯而言，預想中的俄國‘工人政府’就應該完全停留在資產階級議會政制的範圍之內，像當時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那樣。
<14>《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部份，倫敦1970年，第56頁。
<15>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中期對於世界市場對蘇聯經濟的壓力的預測，已經完全被1970年代以來的事件所證實。
<16>布哈林、喬治．路卡克斯以及某些孟什維克和奧托．鮑爾都錯誤地責備托洛茨基持有這個觀點。
<17>對托洛茨基而言，著重點當然是在‘完全’這個詞上。托洛茨基，終其一生，從來沒有懷疑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國家權力的國家立即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18>這就是堅持不懈的漸進主義者，特別是伯恩斯坦，在1848年的革命時，反對馬克思的立場所用的一個指控。
<19>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的頭五年》，第一卷，紐約1972年，第299頁。
<20>同上，第211頁。
<21>托洛茨基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紐約1973年，第8至9頁。
<22>《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紐約1969年，第218頁。
<23>與二十世紀所有偉大社會主義者一樣，托洛茨基也對生態問題缺乏合適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