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元2000年總統大選最令人震驚的事實，就是兩名主要候選人在統計上打成平手（在國會選舉方面，實際上也是這樣）。在這個競選和局裡，最饒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它呈現了美國的運作式民主目前處在怎樣的狀態。

在許多論者看來，總統一職繫於「上上落落的幾百票」這個事實，體現了美式民主的健全和勃勃朝氣。而另有一種見解，則認為，這正好是再一次確證，美國選舉根本不把民主觀念看作一回事。

在1億張選票裡平分秋色，兩個主要候選人各佔選票的一半，而其中，又有預期中的1-2%問題票的變數——是有怎樣的條件，而致使人們預期到這種局面？

產生這種預期的投票模式是十分簡單的模式：人們是隨意的投下一票。我們誠然可以堆砌出更繁複的投票模式，而何況最單純的投票模式也不一定嚴格有效。誠然是可以把各種各類的投票群逐一識辨開來，而投票者之所以作出某種選擇的理由，有時也可以考知。金融服務業所以一面倒地支持布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他宣佈的未來大計裡，包括有把巨額的公共資源呈獻給這個行業；布殊並且比他的對手戈爾有更過之而無不及的允諾，他將會銳意破壞那些偽民主機構（尤其是針對社會保障制度）。

美國人民隨意投下一票

富裕的白人投票者支持布殊，而工會人士、拉丁裔人和非洲裔人則強烈反對布殊（用習用的術語來說，就是「支持戈爾」），這是不足為奇的。不過，若是談到投票群的實際投票，往往卻是不容易用利益作為依據來解釋他們的投票行為。而且更應該記著，投票更經常是有意識地反對利益的。例如，列根在1984年大選裡，是用一個「真正的保守派」的身份來競選，取得了所謂的「排山倒海的勝利」（是在不足30%合資格選民的投票下勝出）；有大比數的投票者是反對他的立法政綱，而有4%他的支持者是自視為「真正的保守派」。所以，從早年約50%到現在的80%人民認為，美國政府是「為少數人和特別利益而管治，而不是為人民而管治」，便不會使人太感到意外。況且，也有約80%人民認為，美國的經濟制度是「內在固有地不公平」，勞動人民沒有很多發言權，而且「國家有太多權力集中在大公司手上」。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的投票（倘若會去投票的話）便有可能是出於其他理由，而無關乎那些他們本來便不能夠產生什麼影響力的政策性的選擇。再加上傳媒和廣告側重於候選人的作風、個性及其他與國策無關的題目上大造文章，更會助長人民投票的上述傾向。

一些公共輿論的研究，也佐證了最簡單的投票模式的可信性。由哈佛進行的一項「消失中的投票者研究計劃」，監察人民在大選整個過程中的態度。有四分三人民認為，整個選舉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贊助家（絕大部份是大公司）、黨領袖和公關行業所把玩的遊戲；是他們這些人為候選人修身裝扮，教授候選人說出「足以使他們當選的任何言論」，所以，就算這些候選人對一些課題說得娓娓動聽，立場鮮明，人們也很難對他們寄以信任。而公民們在幾乎所有課題上，都無法認同那些候選人的立場。所以，假設人民在這次大選裡是在最簡單的投票模式下投以一票，可謂是對這場選舉的一項相當接近真相、相當公正的估計。而美國這個國家，現在較諸以往更被驅向於哥倫比亞前總統米高森對哥倫比亞本國所作的形容詞：這是一個由「同一個馬主擁有的兩頭馬」的兩個黨分享權力的政治制度。

這個形容，看來是受到普遍公認的。插句話說，或許就由於美國和哥倫比亞這麼相像，所以使我們可以明白，美國總統克林頓為何對哥倫比亞的民主制度及那個由暴力來維持的荒唐的社會及經濟制度，是多麼的仰慕，稱讚有加。也所以會有這種事實：在過去十年來，哥倫比亞是西半球國家中收取美國軍火和軍事訓練最大宗的國家（相應地，也是違反人權最甚的國家）；來到1999年，哥倫比亞已經是全球收取美國軍火及軍事訓練之最的國家了，這方面而且仍在與年俱進（以色列和埃及屬於另一種類別，此處不論）。

剝奪有色人種的投票權

當選舉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沒有意義的數字遊戲，然而一個勝出者又必須要選出來，則這個理性的過程將會是一些隨意的選擇，譬如說，由擲角子來定勝負。可是這種做法是不會為人接納的。有需要用堂皇的選拔程序把領導推舉出來。為達成這個任務，足足花費了精工細琢的緊湊五週，不過，其呈現出來的成就，卻是相當的有限。但五週狂熱的努力不完全白費。它把在佛羅利達州及美國其他地方的種族偏私暴露出來——而且，這種種族偏私也有著相應的階級偏私的成份。美國評論界一貫否認有階級偏私、階級——種族偏私的存在，向來把這些偏私掩飾下去。除了對黑人選民所作的惡形惡相的滋擾和選舉詐騙這類選舉事態外，另外一些更為重要的因素也受到起碼的關注。這些重要因素是：經由囚禁而解除選舉權。

就在總統大選投票日的次天，「人權觀察」組織發表了一項（鮮有受到注意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佛羅利達州選舉中的「決定性」的因素，乃是該州有百分之31的黑人被排拒在投票行列之外；這31%包括了正在監獄服刑的黑人犯人，及40萬名永遠被剝奪投票權的「前罪犯」裡的黑人。據「人權觀察」估計，「總共有20萬名可能投票的黑人投票者，被拒諸投票行列」。而由於這些黑人通常都是會投民主黨的一票，所以，他們之被排拒，對選舉的結果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他們的人數，是遠遠超過布殊和戈爾在佛州的票數差額之爭。

在其他搖擺在民主黨及共和黨兩黨間的7個州，也存在相同的問題。據「人權觀察」所述，在那些州裡，每4個黑人便有1人被「永久解除」了投票權。在全美國，「幾乎所有州都禁止囚犯的投票權」，而有「14個州，甚至在刑事罪犯服刑期滿後，仍然禁止投票」，從而，永久性被剝奪投票權的前度犯人，人數超過「1百萬人」。這些人，都是非洲裔及拉丁裔美國人，與人口乃至「罪行」皆不成比例。

兩位學術界人士在報告的結論裡指出：「倘若不是解除了重刑犯的投票權，民主黨是仍然會執掌參議院的」，而「要是布殊——戈爾的競選結果之會和甘乃迪——尼克遜之爭同樣的接近，而布殊又能夠竄身而出，我們也可將之歸因到重刑犯之被解除了投票權。」

「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看來都沒有興趣指出這個課題」。在共和黨方面，他們知道受影響的人壓倒性地會是民主黨的投票者，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會是無利可圖；至於「民主黨人，為免被看成對罪案的態度軟弱，也不會在這個題目上大造文章」。這最後一點分析，指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過去8年來，克林頓和戈爾是解除了一個對戈爾競選非常有利的投票群。

克林頓執政製造罪犯

在克林頓——戈爾執政期間，監獄人口從1.4百萬躍升到2百萬。嚴刑竣法把數量龐大的潛在的民主黨投票人，從選民名單中劃掉。克林頓和戈爾對嚴刑竣法很是傾心，在他們的措施裡，首屈一指的是毒品法。這條毒品法的內容主旨是實施社會控制，而與掃毒無關：消除多餘人口，威嚇其餘民眾。在1980年代末所設計的最新一次「掃毒戰」，在當時便已經被一個參議員認出是「我們選擇集中針對少數民族來個逼切的罪案問題。」而犯罪學家米高．唐尼寫道；「戰爭的策劃者完全知道自己的用意。」

在20年前，美國監禁人口的人數比率，是與其他工業國家大同小異。到了現在，在數字上已經是遠遠領前，無與比擬的了。在其他工業國家，同期間的監禁比率是保持穩定以至下降。而在美國，監禁比率的超升卻與犯罪比率毫不相干，反而卻是一種打從卡特總統任期末年已經開始的、有系統地施行的內政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構成部份，是屬於對第三世界造成災難後果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另一種變奏。

並隨那些所謂「改革」而來的，是全世界所習用的「經濟健康」措施顯著地惡化，而且更在用來量度「生活質素」方面的社會指標受到重大的衝擊。據福威大學研究院就「社會衰退」所作的一項大型研究顯示，在美國，這些指標顯示了美國在把「改革」制度化之後，經濟再無增長，並且在繼後一直下降，時至今天，已回落到約40年前的水平。經濟回報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口，而許多人民則被利潤和權力視為多餘之物。多餘人口的邊綠化具有著多種形態。

其中某些邊緣化的形態，就是《商業一週》雜誌的封面故事的論題，如2000年10月23日該期所論述的「服務業為什麼敗壞」。文章提出，商科學校現在教授精益求精的80-20定律，即是提供80%利潤的顧客只佔20%，所以，若沒有其餘80%的顧客，盈利會非常好。這種新興的「消費者隔離制度」依賴現代的資訊科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不知情的公眾的餽贈），使大公司向大有利潤可圖的客戶提供堂皇的服務，刻意地對小客戶掉以冷眼，對他們的查詢和投訴不瞅不睬，僅僅維持著寒微的服務水平。諸如這些經驗，人們是耳熟能詳，而且代價不菲——至於轉嫁到廣大民眾身上的代價有多麼大，則我們並不知道，因為那些帶有高度意識形態的經濟活動措施，是沒有把這方面計算在內的。

至於監禁，則可以視為另一種邊緣化的形態，是針對最無價值者而做。監禁並且有著另外的功能：這是介入勞動市場的一種形式，把適齡男性及愈來愈多的適齡女性撤出勞動市場。

社會邊緣化的多種形態

據一項資料豐富的學院研究顯示，假如把被監禁起來的勞動人口也計算在內，美國的失業率便會一反人們慣常聲稱的低水平，進而踏入到歐洲的高失業水平。這項研究的結論指出，問題乃在於美國作出了什麼選擇，而並非美國怎樣干預勞動市場：是選擇社會民主的模式，以提供職業訓練、失業保障之類，或是選擇把多餘的人投進監獄。

美國所奉行的政策把它自身與其他工業國劃分出來。在歐洲，早於數十年前，便已經放棄限制罪犯的投票權。在1999年的南非，憲法法庭賦予囚犯有投票的權利，指出「投票是每一個公民的尊嚴和人格的徽章」。美國在推行「新自由派改革」和「掃毒戰」這套相輔相承的政策之前，本來是朝往那個方向發展的。

克林頓——戈爾之推行解除他們本身的投票者的投票權的計劃，應該被理解為是他們的整體社會經濟觀念的一個理所當然的組成部份。而這一次選舉本身，是繪形繪聲地刻劃了同一個大公司所有主下的兩頭馬的政治制度的相應的觀念。自然囉，這裡面是毫無新意。美國沒有喪失了什麼的「黃金時代」，這也不是它對民主和人權第一次集中火力的進攻。在我來看，美國2000年11月大選倘若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方面，首先便應該從上述的角度來著眼。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