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把米洛索維奇推翻

                      普拉夫錫克

 


    在1980年代末,當米洛索維奇登上權位之際,當時仍然完好的南斯拉夫正歷受經濟危機和大型罷工的震動。其時,有一支為數2萬人的罷工者遊行到達貝爾格萊德聯邦議會前示威,堅持不散,直至米洛索維奇出來向他們講話。米洛索維奇最先戰戰兢兢地聽取工人申訴的苦況,然後,他開始發言,談到塞爾維亞必須團結統一,否則受分裂後的塞爾維亞人必定會飽嚐敵人加諸的苦頭。米洛索維奇最後結束講話,呼籲工人為了全塞爾維亞的利益而重返工作崗位。罷工者們聽從了他的呼籲,散隊離去。一個評論員這樣形容當時的場面:「工人們是作為工人來到抗議現場,但他們是作為塞爾維亞人而離開。」民族主義牌給打出來了;邁上戰爭的道路隨即開啟。

    在2000年10月5日達到高潮的塞爾維亞革命,是在貝爾格萊德同一幢聯邦議會大樓定音,證明了歷史作出的報復是甜美的;而且,推翻米洛索維奇的主力和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是以大型群眾性罷工和鬥爭中的街壘為表現的工人階級,這便使報復的果實更甜美了。在這一次,工人再沒有妄聽民族主義的神話而放棄自己的任務。

          革命局勢誕生

    聯邦選舉委員會在9月27日,罔顧各種確鑿的證據,竟然宣佈民主反對派候選人科斯圖力卡,在第一輪總統大選中的獲票率,不足百分之50,因此有需要舉行第二輪投票。在次日,民主黨和反對派的競選經理人宣佈,在10月2日舉行總罷工,以迫使米洛索維奇政權接受投票的結果。

    最先投進街頭的是中學生。學生組織在各處地點大張高舉拳頭的旗幟,並且打出「他完蛋了!」的口號。在尼斯市,有5,000名中學生佔領了市中心。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裡,是米洛索維奇政權與滿載起義情緒的反對派和塞爾維亞工人階級之間兩相角力比試的時期。就在這段時期裡的9月29日,成為角力比試的中心時刻。在傍晚6時30分,僱有7,500名工人,產煤量佔全塞爾維亞逾50%的科盧巴拉礦場展開了罷工。這個地區一向對米洛索維奇忠心耿耿,因此,單是這次事件,就比反對派在過去10年的所有抗議行動更為有力的把政權挫傷。繼這一天開始,政權是陷入四面楚歌了。

    在次日,礦場的經理和聯邦政府的能源部長與罷工委員會展開談判,要求工人取消罷工。但罷工的消息早已經到處擴散。在「北約」轟炸行動中被「北約」連連炮擊的、位於布帕斯沃市的煉油廠,工人展開了維時1小時的警告性罷工,並宣佈將在10月2日展開全線罷工。在塞沃伊諾市的銅礦工場,工人放下了工作,而工會召開會議,以決定是否在10月2日發動總罷工。在烏錫斯市,地方上的新聞媒介向國家和私營公司排山倒海的送出消息,宣佈它們也在紛紛展開總罷工。

    10月1日,米洛索維奇政權受到了又一次的沉重打擊:在與科盧巴拉毗鄰的科斯托拉克煤坑,4,500名礦工舉行了支援罷工。所以,到了10月2日,人們都已經很清楚了:科盧巴拉礦場罷工的成敗,對來臨中的革命的成功與否,是有舉足輕重的效果。正如一名科盧巴拉礦工所形容:「這是格旦斯克第二。」(譯註:波蘭團結工會誕生的罷工發源地)

    科斯圖力卡在10月2日到科盧巴拉礦區訪問。就在當晚,出現了南斯拉夫軍隊將領巴夫科維奇戲劇性的來到科盧巴拉礦區的場面。巴夫科維奇將軍以容許從科索沃戰場中無嚴重負傷回返塞爾維亞的軍人復員歸家見著,被許多塞爾維亞人視為英雄。巴夫科維奇將軍的到來,用意是打出民族主義牌以爭取工人結束罷工。而在工人的眼裡,這一次看到的是政權的走投無路。就如科盧巴拉礦區罷工委員會的一名工人評論:「我們料想不到,米洛索維奇這麼早便打出皇牌。」

    巴夫科維奇將軍與工人舉行談判至凌晨3時。工人不畏將軍提出的把工人徵召入伍的威脅,使巴夫科維奇無功而還。繼此後,政權的立場趨向強硬。

    10月3日,政權宣佈,將會「依法嚴防各種顛覆行動」。貝爾格萊德檢察院旋即發出拘捕狀,要拘捕科盧巴拉11名罷工領袖。而由於法院一名法官拒絕為這張拘捕狀簽署生效,法官立即被解僱開除,由替任人簽發生效。只不過,局勢的發展已經不容米洛索維奇隻手遮天。在塞爾維亞東部的一個大型銅礦場,3,000名工人響應加入總罷工;工人在銅礦場所在的馬伊丹比克市架置起路障來。翌日,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公共交通工人加入罷工,警察把運輸工會的領袖拘捕。然後,是郵政工人宣佈,將在10月4日舉行警告性罷工。民主黨首領乘勢宣佈,在10月5日於貝爾格萊德舉行全國大示威日,並要求米洛索維奇在當日下午3時前辭職。

    政權旋即作出反撲。在10月4日,警察開出裝甲車闖入科盧巴拉礦場,佔領了部份礦區。不過,這個行動只是喚起了首都人民的憤怒和團結之情。來自首都和鄰近市鎮的示威者趕到科盧巴拉礦場,衝破警察的防線,加入了罷工者的行列,一併結束了警察鎮壓罷工的行動。

    事已至此,政權是束手無策了。10月5日,憲章法院宣佈,首輪總統大選的點票結果無效作廢。這個宣佈,令全國更加群情洶湧。從塞爾維亞各地來的車隊源源不絕,來到首都參與全國大示威。其中最大的一支車隊,是由卡卡克市市長率領的隊伍。這支由為數有200輛貨車、40輛巴士及其他大型車輛組合而成的車隊,佔了20里長的路面,衝破了警察在通往首都的道路要津的防線,浩浩蕩蕩的臨達首都中心。這支車隊並且成了衝擊聯邦議會大樓的主力。警察的防線在民眾的革命怒火當前逐一潰散,同時也結束了米洛索維奇13年來造成死亡和毀滅無數的政權。

       「北約」的一筆爛賬

    這連串的事件和進程,展示了塞爾維亞這一場革命的性質,是由工人階級真正地從下而上發生的起義,為了保衛自由和民主而層層升級進至成為革命。這次革命既不是由帝國主義作預謀,也不是一次親資本主義的冒進。革命得以成功的風範,是與「北約」去年大轟炸大相逕庭,形成鮮明的對照。革命在11天裡所做到的,「北約」用了78天的連續轟炸也辦不到。革命不僅把米洛索維奇推翻,並且也把從科索沃意氣風發地歸來的南斯拉夫軍隊也給癱瘓下來。

    「北約」的轟炸殺害了890南斯拉夫人,其中有503個是普通市民,餘者才是警察和軍人。要是我們把塞爾維亞特別軍事部隊在「北約」轟炸期間在科索沃殺害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人數也包括在內,則由「北約」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3,500人。而在塞爾維亞這場革命,只有3人喪生。

    「北約」的轟炸激發起為數1百萬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受到種族清洗的報復,而在隨後,又有20萬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羅曼人受到長期的種族清洗。相形之下,革命並沒有清除任何種族。

    「北約」的轟炸給南斯拉夫的基本建設,造成了至少500億美元的經濟破壞,而革命雖然令南斯拉夫癱瘓,但卻沒有令哪怕是一間汽車廠、一道橋樑、一間醫院或一所學校受破壞。

    「北約」用於轟炸的過億金錢,原本可以用在醫療服務、最低工資和退休金上,令我們可以有得體的社會服務。而革命沒有動用我們的一毛錢。

    革命駁倒帝國主義者的歪論

    革命並且也對帝國主義者及其擁戴戰爭的自由派種族主義者施以致命的一擊。那些自由派種族主義者說,必須從外向巴爾幹地區強加自由民主才是可行。就在1999年4月29日,「北約」向南斯拉夫進行轟炸前夕,英國《衛報》刊載了美國哈佛大學一名學者高哈根的一篇文章。這名高哈根說,塞爾維亞這個民族的「道德淪喪之甚,在短期之內,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靠外力援助而自拔出來」,「塞爾維亞的大多數人民通過支持或容忍米洛索維奇的消滅主義的政治,已使他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無能力去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因此,高哈根作出結論說:「在塞爾維亞產生一個徹底的民主演變的過程的先決條件,就是「北約」佔領。」

    這種言論,被後來事態的發展截然斷然地推翻了,不過主戰的自由派人士卻不是那麼容易噤聲下來。所以,在後來,《衛報》自己的作者,便說「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實際上是革命的導因。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米洛索維奇是受到巴爾幹地區上其他部份的政治發展而給嚴重地削弱的。克羅地亞總統圖依曼在1999年12月去世。2000年1月,圖依曼所屬的執政黨在民意調查中挫敗,結束了自1990年克羅地亞開始了自由選舉之後的壟斷地位,由此而讓一個中間左派的聯盟興起。在2月,對圖依曼批評最激烈的反對派梅西克打敗了執政黨的候選人而當選總統。梅西克甫就任便開除了7名反對他的民族主義將領,及把被指責對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犯有戰爭罪行的克羅地亞人逮捕。而到了4月初,波斯尼亞的民族主義執政黨總統在地方選舉上,落敗給左傾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選舉結果迅速對塞爾維亞造成影響。早在塞爾維亞10月革命爆發前的4月中旬,在南斯拉夫出現了歷來最大型的反米洛索維奇的大示威。

    在過去的10年間,米洛索維奇和圖依曼這對民族主義孿生子,就依靠著互相指稱對方是民族的重大威脅而得以唇齒相依。於是,一方的倒下及並隨而至的競選落敗,便也標誌著另一方的完蛋。隨著來自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威脅的消減,塞爾維亞人便乘勢而起,為變革而投下一票。

      工人階級應把革命推進

    在刻下,在高層正展開對米洛索維奇政權中最重要的官員的清洗。科斯圖力卡利用了他對聯邦層面所能控制的部份,竭力驅逐舊政權的擁戴者。另一方面,舊政權分子則利用他們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層面的控制力而企圖在政治上採取攻勢。軍隊也是仍然屬於舊政權的;巴夫科維奇仍然率領著大軍。

    科斯圖力卡明顯是不想再依賴於把他推上權力的工人,就像民主黨黨魁吉扎克所言:「我們是可以來一場革命的,但這無補於事。革命會造成不安定。」在如許局面之下,與舊政權作出草率的妥協,對他們會是變得可取了。不過,在最近的將來,科斯圖力卡要處理的是來自下面的群眾壓力。在塞爾維亞各地,工人已經自己作主,把他們憎惡的公司負責人和與舊政府牽連的國家官吏驅逐。在斯梅迪尼沃市,一所地方銅鐵廠的1.1萬名工人要求廠的經理辭職,否則將進行罷工。在尼斯市,工人衝入國營的紡織廠,要求把經理撤職。而在首都貝爾格萊德,工人對全塞爾維亞最大的國營出入口公司的主腦作出攻擊,使後者被迫辭職。新政權對這些行動並不高興,政府派出代表,到處勸諭工人復工。

    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工人反對老闆的所有行動,但我們也應對工人說,選出新管理人員是不夠的,還應該把舊管理層的運作接收過來。科斯圖力卡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他若取得成功,便會削弱工人的權利,外國投資者將會進來實行私營化。所以,工人倘若利用現時的政治局勢,朝著民主的方向而把權力伸展到工作間,將會有著抵禦自由市場和私營化的有力陣地。同樣的,兵士應要求選舉長官,而塞爾維亞電台電視的記者及工人應要求選舉新的負責人。而大學的學生和工人應要求有權選舉新校長。

    席捲巴爾幹地區的變化,反映了人民愈來愈看到,在過去10年所產生的小國,所帶來的是貧困而非繁榮,帶來的是對或此或彼的外國勢力的依賴,而不是國家的獨立。波斯尼亞和科索沃便是備受「北約」新殖民統治的鮮明例子。

    從19世紀以降,巴爾幹的社會主義者都指出,被民族主義者互相競逐政治和經濟權力而把巴爾幹地區分立為小國的局面,只會讓帝國主義有機可乘,從中介入。扭轉民族衝突、不讓帝國主義有機可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在全巴爾幹建立聯邦國家。

    塞爾維亞革命的勝利,證明了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信念:唯有工人階級才能把現代國家的根基動搖,對民主和進步變革有利。而這一場革命是否會激進地朝著一個對整個巴爾幹地區有意義的民主方向發展,則是部份地視乎社會主義者能否在這場革命裡把鬥爭推向前方邁進。

    (史丹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