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一週年看中國社會的抗爭
張開
民運火炬在傳送
儘管「六四」已過去了11年，儘管中國當局繼續在打壓不同政見人士，但是，繼承八九民運精神、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反對專制迫害的抗爭，依然在中國國內和國外持續進行。
受害深重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共100多個家庭，聯同多個關注人權的組織，開始一項「天安門母親」的爭取公義運動，她們加入阿根廷、智利及南韓光州事件等難屬的行動，從事名為END OF IMPURITY（終止不公義）的行動，要求政府停止摧殘人民。這意味她們已抹去眼淚，與國際人士團結起來繼續鬥爭。
同時，六四死難者家屬今年再次致江澤民、朱鎔基公開信，重提要求調查「六四」，並作出解釋及賠償死傷者，等等。
吉林省8名異議者和著名民運人士劉曉波等人，分別發出公開信，繼續要求平反六四，釋放在押異議人士，給六四死難者以人道賠償，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制。
在四川、重慶、河南、河北等地，以及在美國華盛頓的民運人士，國內外各有幾十人絕食24小時，以悼念六四的死難者。在6月4日，已知全國至少有15人因試圖悼念六四而被捕，包括兩位在北大點燃蠟燭追悼的大學生。
在官方非常嚴密戒備的天安門廣場，不畏拘禁的中國民主黨支持者沈志道，繼去年同日同地打開寫著「民主、人權」等標語的太陽傘而被拘捕，今年又顯示寫著「推翻暴政」、「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襯衣而再被捕。
人民利用互聯網悼念六四，使得中國統治者下令嚴加監控，連一些隱晦的訊息也要予以封殺，不許網吧讓客人瀏覽；但這並不能根本阻遏異議者的聲音，它的黑手更不能伸蓋得住海外的網站，阻不了「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徵集全球簽名。廣大網友仍可在大陸瀏覽到海外上網的民運等資訊。
在香港，有2,000人參加大遊行、45,000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今年的集會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要「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近30名小朋友上台接過民主火炬，高聲朗讀民主宣言。大會播出了「天安門母親」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給香港同胞的信，和香港記者突破北京官方封鎖而訪問了丁子霖的錄音，她表示感謝香港市民11年來對「六四」受害者的聲援，更希望大家堅持信念，「為死者討回人間的公道，為生者爭取做人的尊嚴。」
在台灣台北市，舉行了11年來規模最大的跨黨派「六四」燭光集會。澳門的集會則有數百人參加。
在美國、加拿大、歐洲等地，也有許多人舉行六四集會。而據悉，在美國多個城市（哈佛市、紐約、華盛頓、三藩市等），出席人數比10週年時更多。
儘管香港等地今年悼念六四的參加人數比去年10週年時減少，但這並不表示沒有參加的人都已遺忘了、不支持民運了。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已經寫入史冊，不可能塗抹掉。而所有上述的悼念活動，則明確地向社會、向人民（包括新生一代）傳遞一個訊息：必須繼續努力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這支火炬是不會熄滅的。這也是與大陸人民日增的示威抗爭行動相呼應，向官僚層繼續施壓挑戰，不斷威脅其統治地位。
社會抗爭繼長增高
怨憤和要求伸張正義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雖然人數不多，表面看似力量微小而孤立，其實卻代表了、反映了廣大民眾對當局鎮壓民運的不滿和訴求；這些已構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眾多不滿的一部份，各種不滿來自一般民眾、工人、農民等各方面，不滿的反對的對象都是各級的統治者，他們的官僚主義專橫行為、損害人民利益的錯誤政策措施、貪污舞弊、人民百姓受苦而他們卻生活奢侈腐化……。所有這些錯誤正是釀成八九民運爆發的原因。學生、工人、民眾們要求肅清貪污腐化，實行民主政制改革，這些訴求是中國迫切需要予以實現的，但卻遭到中共的死硬領導層所拒絕（包括拒與學生對話），而且出動軍隊對付，使八九民運被殘酷鎮壓了下去。可是，當時所提出要反對的貪污腐化、官倒、官僚專制，後來卻發展得更加嚴重。隨著中國的日益資本主義化，無數大小官僚幹部的私人財富也日益增加，許多幹部更是資產階級化。由此從反面證明了八九民運訴求的正確性和重要性。
而在另一方面，這個官僚政制所造成的社會分化日增，貧富懸殊擴大，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因而爆發更多的抗議、鬥爭。這從以下的具體數字可顯示出來：
（一）大陸民眾以上街遊行示威方式表達不滿的數字日益增加。據官方內部統計數字顯示，1999年全國各地至少發生10萬宗示威遊行，平均每日就有270宗，比前年有關數字多出7成。日前北京及瀋陽均相繼有民眾因民生問題上街示威，以阻塞交通的方式向當局表達不滿。（6月12日《蘋果日報》綜合報道）
（二）1999年中國勞動糾紛達到12萬件，是1992年的8,150件的14倍。去年比諸1998年，則增加了29%。至於集體勞動糾紛（包括遊行、示威等），1998年達到6,567件，有251,268工人參加，是1993年的9倍。在北京，1999年上半年的勞動糾紛是1998年同期的兩倍，而集體糾紛則是98年的4倍。（2000年4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報道，轉引自《先驅》季刊第56期）
（三）1998年共有216,750次罷工，共計350萬工人參加，有627次是直接攻擊黨政機構，有459次發生同警方的暴力衝突。（香港《中國勞工通訊》1999年3-4月號，轉引自《先驅》季刊第56期）
上引的第1項數字包括了城鄉居民由於不滿生活上的問題而產生；他們面對生活水平降低而且困難，使多年來積累著的不滿，不再像以前那樣「敢怒不敢言」，而是遇到一些即使是較小的事（如暫停供水或無電力幾天），也上街頭靜坐或遊行，以阻塞交通，引起社會注意，迫使當局解決問題。因而在許多城市，近年來掀起了一種示威風，越來越旺烈。在農村，農民權益大受損害，捐稅攤派沉重，生活難以改善，成為抗爭加劇的主因。
第2、3項數字是工人方面的。這些數字巨大，而且逐年大增，是由於下述一種甚至幾種原因所激發成：1.企業拖欠工資；2.不滿福利待遇、工作條件或安全衛生惡劣；3.工人權益被侵奪；4.下崗或離退休後卻得不到合理補償；5.國企被賤賣，令領導人中飽私囊，而工人則失業且很少補償；6.國企推行結構重整或私有化而裁減職工；7.對幹部的貪污腐化和專橫行為非常反感；等等。
抗爭的根源
工人階級和城鄉民眾抗爭頻密的重要根源，是中共的官僚專政，又日益推行走向資本主義、有損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各種改革，包括國有企業、體制、住房、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等改革。《中國改革報》今年2月29日刊出蘇北寫的《世紀之交國企職工心態》一文，在報道了「國企廣大職工」對上述各種改革不利於工人的具體缺點之後，跟著指出「還有教育改革、物價改革、人事改革等，改來改去，似乎都在職工身上打主意。因此，有少數職工說：『改革越深化，職工越害怕。』」儘管作者編者們可能顧慮到黨官的反應而用詞較溫和，但廣大職工「擔心改革」，不滿各種改革對職工權益的侵奪，則已躍然紙上。
上述的各種改革，不但是對全體工人，而且許多都牽涉到其他階層民眾的權益，與人人都有利害關係。同時，工人和城鄉居民的抗爭行動，又互相影響、激勵、促進，從而引發更多的鬥爭。當局在自己錯誤政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激化面前，再也不能一一用鐵腕高壓把動盪或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多年前官方常說的「豪語」），而要被迫加以容忍，甚至讓步了——雖然有時也必須出動軍警予以顉壓，例如今年2月對遼寧省2萬多礦工佔據街道3天、阻塞鐵路和燒車的武力鎮壓。
北大學生的一次勝利
受到眾多社會鬥爭的感應，北京大學學生也以舉行追悼會為導火線，在六四之前10多天爆發了鬥爭。由於北大女生邱慶楓在從分校返正校途中被殺害，校方起初鑒於迫近六四，安定第一，將此事定性為「校外發生的普通刑事案件」，且不許學生戴白花哀悼，禁止在校內舉行追悼活動。由此激起學生們異常的憤慨，在平日積累著的不滿之火上加油，他們指責校方寧可花錢裝修辦公室等，卻長期漠視校區的安全問題（包括不安裝路燈等），對這次邱慶楓被害應負有一定的責任。2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並遊行抗議，大部份學生更企圖衝出校門上街遊行，這才迫使校方和政府讓步，容許在校內舉辦追悼會，有6千人參加，清華等校學生也來悼念。這次的鬥爭勝利，將會重燃他們的傳統鬥志。跟著在校內貼上要求平反六四的大小字報，和在六四晚上燃點蠟燭悼念，便是一些已見的跡象。
統治者十分明白民間怨憤不滿的嚴重化，懼怕「不穩定因素」的普遍表面化，可能一發不可收拾，於是企圖先發制人，把法輪功封殺，繼而又取締中功及一切氣功團體，不許人民煉氣功，以為這樣便可重新穩定它的統治。但實際上，這些無理壓制只能製造更多更大的民憤和反對者，他們和廣大的不滿人士一樣，將等待時機與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其他階層民眾共同抗爭。在各種抗爭匯合成強大力量爭取到勝利的時候，六四死難者家屬和民運人士10多年來所堅持的要求也定會達到。
2000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