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職演辭的表態

陳水扁的總統就職演說，相當遷就北京的重大壓力，表示出尋求和解的善意，暫時沒有刺激起中南海領導層的強烈反應，使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兩岸關係不致急劇升級。而在台灣人民方面，也沒有認為他已喪失原有的基本立場。

陳水扁指出：「台灣在半個世紀以來，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也締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跡。」他多次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宣示未來施政的方向是要把《國際人權法典》國內法化。（這種民主的發展，在台灣民眾心目中是很感自豪的，尤其是對比於彼岸的話。）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是：清流共治，掃除黑金，杜絕賄選。

對於兩岸關係，他比以前作出了一點讓步，宣稱「海峽兩岸人民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相信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與創意，秉持民主的原則，……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他以此間接地回應了「一個中國」原則的要求。

他保證，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則在他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而原來的國家統一綱領的要點之一是：「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承諾不廢除國統綱領，亦即意味仍然承認這個綱領的內容。

在陳水扁演說後的當日，台灣東森電視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83%受訪者滿意他的就職演說，兩岸關係部份也獲近7成人肯定（5月21日《蘋果日報》報道）。稍後的行政院陸委會的民意調查顯示，近9成民眾贊成他對兩岸關係的「5不主張」，83%認為就職演說對大陸表達了善意，並認為大陸亦應對台有善意回應。另有87%同意「兩岸的平等地位要先確立，才能有助於台灣政府與大陸方面進行談判」；83%不贊成大陸以「一國兩制」發展兩岸關係的主張。（5月26日《東方日報》報道）

在就職近一個月時候，台灣地區公共事務學會的電話訪問結果，依然有77.1%對他的施政表現表示滿意，不滿意的不到一成。這些相信都大抵上可反映台灣多數的民意趨向，顯示出陳水扁在台灣民眾中是受擁戴的。

北京的堅持

可是，北京的迅速反應卻截然不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表聲明，開頭引述陳演說中提到的「五不」，意味它對這部份的肯定。但卻指責就職演辭對「一個中國」原則採取了迴避、模糊的態度，認為「他的『善意和解』是缺乏誠意的」，並且對陳水扁把一個中國說成是「未來的」表示不滿。不過，聲明表示：「我們繼續大力發展兩岸經濟合作、人員往來和各項交流，以『一個中國、兩岸談判』的方式推動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當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台灣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台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後一說法與不久前北京方面否定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強硬態度已有所不同。

北京堅稱92年達成的「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是有文字記錄的。但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則說：雙方當時曾各提5個方案，後來海協會在電話中同意在口頭上各自表述。海協會有意以書面表述會談的結果，海基會沒有回覆，僅去函海協會表述台灣的「一個中國」在國統綱領中已有表述（見4月30日《明報》的《神州脈搏》秦勝的引述）。對於「一個中國」的問題，直到最近，海基會董事長、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還說：「大家對『一個中國」的概念都不清楚，他認為，『一個中國』是一個大的中國，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要統一，那個統一的國家將來當然是台灣以及包括中國大陸」。（6月18日《文匯報》）

由於現時海基會對先須同意一個中國原則這個先決條件未加以接受，使兩會商談繼續停頓。北京對台工作的官員重申：在海基會未對一個中國原則作出明確認同的表態之前，海協會不會與之接觸。海協會對於海基會的來函沒有回覆。北京將希望寄託於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黨派和團體，進行對話、協商（6月10日《文匯報》）。但現時在台灣，對北京政權友好、認同、贊成盡快統一的黨派和團體的力量並不大，不獲台灣當局所授權；如要依靠它們取代海基會來解決困難及問題，至少也是捨近圖遠的做法。

何以兩岸不能用朝韓會談模式？

兩個月之前，當朝韓宣佈兩國首腦將舉行會談以後，筆者在《台灣大選面面觀》一文（刊本刊上期）中曾指出，這對韓朝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而對海峽兩岸領導人和人民也應該是很適時的啟示。兩岸許多人民都會問：既然朝鮮南北雙方能夠不設定會談的先決條件而進行會談，為什麼兩岸雙方卻不能呢？

嗣後，朝韓首腦會談已經成功地達致多項協議。中國外交部為此發表聲明，認為這「是具有歷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相信這將對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寶貴貢獻。」「中方一貫主張朝鮮半島統一問題應由當事雙方通過對話協商加以解決。希望雙方繼續本著和解與合作的精神……為最終實現半島的自主和平統一創造有利條件。」

上述的貢獻、主張、希望，其實也完全應該適用於海峽兩岸的會談，通過協商解決兩岸的歧見，以期最終達致統一。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聲言：「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在產生的原因和性質上不同於德國問題或朝鮮問題，因此不能相提並論」；北京「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的方式來處理台灣問題。」這也就是說，不能用毋須先接受對方的前提條件便進行會談的模式。

現在，讓我們看看他所代表而提出的「理由」是否有理吧：

一是說產生的原因不同。東德、北朝鮮和新中國當年產生的情況雖不完全相同，但她們都是由於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代表不同階級的兩種力量激烈鬥爭、通過戰爭從原來的國家領土上宣佈成立新的國家政權，與舊的統治階級政權繼續對立、抗衡的。台灣在抗戰結束後由國民黨從日帝的長期侵佔下「接收」過來，國民黨隨著內戰失敗而退出大陸後，便全力加強其在台的統治。國民黨以中華民國國號統治台灣已有50多年，由兩個不同國號的政府分治著兩岸，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因此，朝鮮、兩德和兩岸基本上都是戰爭或「內戰遺留的問題」。這樣的新國家產生原因，或即使「純屬中國的內政」，又怎能構成截然不同的解決模式，使兩岸的高層不能面對面會談？

二是說政治性質不同，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絕大多數國家都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而同時承認朝韓是兩個主權國家，因此不能像朝韓一樣經由高層會談解決問題。但是，今天還有少部份國家仍繼續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與台灣政府維持著外交關係。如果以承認中國的邦交國家多少來決定解決問題的方式，則在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期間，有許多國家還未承認北京政權，而只在後來才陸續改變立場，接受北京的建交條件，只承認北京政權而與台灣政府斷絕正式外交關係（美國便是經過20多年之後，在70年代才作此轉變的），但她們與後者仍保持著非官方的「民間」關係。當新中國還未得到大多數國家普遍承認的時候，是否就應該用與今天不同的解決方法呢？而且，朝鮮問題即使是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為兩個國家的問題，今天也是由朝韓兩國首腦會談來開始解決，而不是靠國際社會干預、解決的。可見這不是決定問題的關鍵準則和「理由」。

拿出這樣不成理由的「理由」去反對兩岸會談，而一定要台方先接受北京的前提條件，即先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她的一部份，才能舉行，那就會被台灣人民視為無理拒絕會談的藉口。北京這樣的「理由」，不但極難為台灣人民接受，反而會引起後者更多的反感，在對照朝韓峰會的成功事例之後，會又一次認為中共領導層蠻不講理，只要用高壓手法企圖強迫台灣人民完全臣服，以大壓小，以強凌弱。

台灣人民覺得自己長期爭取到的民主自由權利，是非常寶貴的，他們已在嚐到「主權在民」的好處；如果大陸仍然沒有民主自由，他們自然不會願意被強迫統一，接受官僚專制的統治（即使是暫時的間接的統治）。縱令中共將來不惜付出非常重大的代價，以武力進佔了台灣，那也是不得台灣民心，勢必遭到長期的抵制、反抗的。唯有在大陸進行了民主政治改革，同時充份尊重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通過兩岸領導層耐心的對話協商和人民的同意，最後達致全中國的民主和平統一，這樣才能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合理而有效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200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