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評介
馬騰雲
(二)
在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之前，全體中央委員會以及資深的代表於5月22日集會。克魯普斯卡婭在會上宣讀了列寧遺囑。遺囑嚴厲批評了斯大林，並要撤去斯大林總書記職務。斯大林似乎要完蛋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搭救他，說錯誤並不嚴重，斯大林已改正了錯誤，說服同志們，不要把斯大林撤去總書記職務。眾人都看著托洛茨基，可是托洛茨基一言不發。於是列寧關於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未被採納。托洛茨基又一次錯過時機，不利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這次錯過時機以後就再沒有可能使用列寧遺囑把斯大林打下去了。
由於沒有接納列寧撤消斯大林總書記的建議，列寧遺囑就不能公佈了。儘管克魯普斯卡婭提出抗議，中央委員會仍然以多數票通過，將遺囑扣押下來不予公佈。斯大林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幫助之下，逃過了這次險峻的難關。斯大林再次得救了。
5月間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整個大會是譴責托洛茨基，咒罵托洛茨基。在幾個月前季諾維也夫提出開除托洛茨基的黨籍，甚至逮捕他。在這次大會上，他要托洛茨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要一個黨員改變觀點、繳械投降是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後來斯大林也用這個方法來對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聯合反對派）。
「托洛茨基只為自己辯護了一次。他的發言平靜而有說服力。他含蓄地承認失敗，但他堅決拒絕收回他的任何批評……他的一切批評都是根據政治局關於新方針的決議，並且他說過的和寫過的一切沒有不是他的政敵們用這樣或那樣方式說過或寫過的」。「在他那充滿巧妙推理、犀利論據和動人呼籲的發言中，這些話以其極度質樸和堅定不屈而顯得格外突出。托洛茨基的平靜和克制激怒了黨的書記們。服從而又不服從，遵守紀律而不忏悔，反而更冒犯了他們。」（《先知》，第2卷第152頁及153頁）。
1924年，軍事人民委員部的領導權，一點一點地從托洛茨基的手中失去了。三駕馬車通過伏龍芝和溫什利赫特逐漸控制軍隊的全體政治委員。在召開全國政治委員代表會議上，通過了解除托洛茨基軍事人民委員部主席職務。
所有的宣傳機構開展一個宣傳運動，「使全黨都能了解……從1903年開始直到《十月革命的教訓》為止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布爾什維克性質」。同時，要使全體人民及黨員都知道，托洛茨基對工農聯盟的危險性。卻不容許托洛茨基進行申辯。這就使人民群眾單方面錯誤的理解托洛茨基一向是反布爾什維克，是反對工農聯盟的。
「就這樣，帶著被塗滿恥辱的一世英名，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叫罵聲，甚至不許自己申辯，他離開了他在漫長而又關鍵的7年裡所領導的軍事人民委員部和蘇聯紅軍。」（《先知》第2卷第178頁）
1925年4月三駕馬車開始出現裂痕。斯大林提出一國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反對。夏天谷物上交未達到預定的數量，城鎮糧食短缺，糧價上漲。布哈林要向農民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布哈林向農民號召「發財吧」！他堅持要取消對農業資本積累的限制。列寧格勒人憤怒的反對布哈林對富農的庇護。列寧格勒黨人要求黨向貧農呼籲去反富農，而斯大林則堅決制止在農村中發動階級鬥爭。
於是，因為這些問題三駕馬車分裂了。斯大林與布哈林、李可夫聯合反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尋求與托洛茨基結盟。托洛茨基早就主張向富農徵收重稅，貧農和中農免稅的農村政策。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早就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內容之一。
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斯大林又施展他那總書記人事安排的權力，悄悄地把加米涅夫在莫斯科黨委員會裡的人員撤換，用斯大林、布哈林可靠的支持者代替。列寧格勒斯大林一時無法更換季諾維也夫的人。10月到2月間，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展開鏖戰。
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兩派都拉攏托洛茨基，向托洛茨基說好話。托洛茨基在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靜觀兩派的爭論，並不表示態度。他覺得列寧格勒人的發言所說的是托洛茨基早已說過的，早已批評過的對富農的右傾政策。
斯大林操縱十四大。1926年初列寧格勒反對派被粉碎了。列寧格勒人不得不服從斯大林的命令，反抗他的命令就是等於向支持斯大林的中央委員會挑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並不打算這樣幹。
直到1926年4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托洛茨基私下會晤。「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會晤，充滿著內心的反省，驚人的忏悔、悔恨與欣慰的嘆息、預感，悚然的警惕和充滿希望的計劃」。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描繪斯大林的狡詐、剛愎自用和殘酷。「他們堅持認為，斯大林在1923-1924年沒有幹掉托洛茨基僅僅是因為害怕一些年輕狂熱的托洛茨基派成員進行報復。」（《先知》第2卷，第288頁、289頁）。
此時，托洛茨基才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但是已經太遲了。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充滿不切實的幻想。他們認為只要三人團結起來，就足以喚起布爾什維克的激情，引導黨回到正確的道路來。「托洛茨基搖搖頭，他對他們的樂觀情緒很不以為然。他比他們更了解失敗的滋味。這些年來當黨的機關開足馬力反對他，把他趕下野的時候，他已感到了它的全部重量。「官僚集團的墮落，黨機關後面舊俄尚未被驅走的深不可測的野蠻。他還擔心他的新的盟友的反復無常和不負責任。他無法忘記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但是他慷慨地寬恕了他們，而且盡量鼓舞他們去進行一場長期而又艱苦的鬥爭的意志」。（《先知》，2卷第290-291頁）
1926年7月14日聯合反對派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托洛茨基宣讀了聯合反對派的政治聲明。他們宣佈他們的共同目標是把黨從其「機關」的暴君手中解放出來，爭取恢復黨內民主。他們要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對富農，反對新經濟政策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官僚集團。當前迫切的要求提高產業工人工資。進行稅制改革，減輕貧苦人的負擔、對資產階級按照利潤支付高額稅，對貧農和30%-40%小土地所有者免稅，其餘農民繳交累進稅，提高對富農的稅率50%。發行強制性的糧食公債。實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逐步的集體化。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綜合的具體的五年計劃甚至八年計劃。
聯合反對派的聲明引起激烈的爭論。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的要求；拒絕豁免貧農納稅、加重其他農民的稅率，並抵制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斯大林指控反對派領袖在黨進行派別活動，是違反黨禁止派別的規定。他指責季諾維也夫濫用共產國際主席的職權，從自己總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舉行秘密集會。中央委員會決定把反對派的奧索夫斯基開除出黨，把拉舍維奇開除出中央委員會和軍事人民委員部，免去季諾維也夫政治局委員職務。
聯合反對派在第一次交火中就遭受到慘重的失敗。
聯合反對派無法衝破斯大林所控制的中央會議，他們只有向下層黨員、工人群眾宣傳反對派的政綱，以便取得基層黨員、工人群眾的支持，而向中央施加壓力。1926年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指示他們的支持者，要使全黨知道他們的政治、經濟的主張，散發政治聲明、傳單和提綱。反對派領袖們親自下工廠和車間向群眾演講。「黨的機關跑在了他們的前頭。它的奸細、狂熱分子和挑釁者到處用嘲弄輕衊迎接他們，用可怕的嘈雜聲音淹沒他們的演講；恐嚇群眾，破壞會場，使群眾根本聽不清演講者的話。托洛茨基發現自己面對群眾束手無策，這還是30年來的第一次……面對辱弄鼓噪、偏執的噓聲起哄，他那出類拔萃的辯才，天賦非凡的說服力和高亢洪亮的聲音都無用武之地了，而其他的演講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顯然，反對派第一次同心協力訴諸黨內輿論的行動遭到失敗。」（《先知》第2卷第307頁）
反對派指責斯大林煽起反對他們的人都是流氓無產者及暴徒、無賴，他們不能容忍正直的黨員群眾接受反對派的觀點。斯大林為了破壞反對派向群眾宣講反對派的主張，是什麼手段也使用得出來的。不過，這並不能充份解釋反對派的屈辱遭遇。「這批流氓無賴之所以能夠破壞大型集會，是因為多數人即使不是贊成他們這樣做，起碼也是漠不關心」。如果群眾有熱情於聽反對派的演講，他們會制止搗亂分子搗亂，維持會場秩序。可是，「在那些流氓無賴及其噓聲的背後站著的是沉默的人群，他們是那樣馴服和冷淡，……歸根到底，正是基層群眾的麻木使反對派遭到了慘敗。」（《先知》第2卷307-308頁）
為什麼工人群眾這麼麻木、冷淡？多依徹解釋這種現象是由於工業戰線上的數百萬新工人主要是來自農村。他們把農村的文盲、馴順和宿命論帶到了工廠居民區。工業生產機制很快改變了他們，使他們習慣於工業的節奏和紀律，把黨的金科玉律、禁忌和口號牢牢刻在他們的頭腦中，他們沒有意志和力量形成自己的抗議。在工人階級中仍存在有十月革命那一代幸存者和20年代培養出來的年輕工人，不滿意農民個人主義對企業的侵襲，不屑於為工資及形形色色的物質獎勵而進行鬥爭，但這些人只是少數。國家把那些有教養、精力充沛的優秀工人調到管理機構和行政部門工作，失去精華的工人階級不斷分裂。（《先知》第2卷116-118）
反對派向基層黨員群眾、向工人群眾呼籲遭受到失敗，也就最後決定了反對派不可能取得勝利，終歸失敗的形勢。
及後，斯大林揮舞大棒，把反對派一個一個打下去。把托洛茨基趕出政治局，取消中央委員職務，到最後開除出黨，流放，驅逐出國，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工砍死。
在托洛茨基與斯大林長期的搏鬥中，最後，斯大林勝利了，斯大林是醜惡的勝利者；托洛茨基是失敗了，托洛茨基是閃耀著熠熠光輝的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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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對事件的議論，對人物的評論佔了本書很大的份量。那些議論有許多真知灼見；對人物的評論更是入木三分。但也有個別的問題不見得作者的意見是正確的。順手拈來數個問題，分述於下。
作者說「托洛茨基態度傲慢，獨斷專行」。（《先知》第1卷第377頁）。對托洛茨基這個評論是不恰當的。托洛茨基對人的態度雖然沒有「和靄可親」，也並沒有「驕傲自滿」的傲慢態度，更沒有「盛氣凌人」的傲慢態度。至於說到「獨斷專行」，更是不合事實。作者沒有舉出任可一個實際的事實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獨斷專行」就是沒有民主，不經過民主討論、民主決定而「獨斷專行」。這個與作者多處說到托洛茨基要求黨內民主、要求無產階級民主，要求民主集中制是相矛盾的了。
作者沒有舉出實際的事例來說明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例子：是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乘坐鐵甲列車奔走於各個戰場指揮作戰的時期。對每個戰役的作戰計劃、戰鬥的佈置不可能召集全體指揮員、政委來討論決定，尤其是當戰機緊迫的時候，托洛茨基是「獨斷專行」的。這種「獨斷專行」誰也不會去責備托洛茨基。但是重大的戰略決定，全局的軍事佈置和各條戰線高級指揮員的任免，托洛茨基則提出政治局作決定。他並沒有以軍事委員部主席的權力來「獨斷專行」。
伏羅希洛夫等人攻擊托洛茨基最多的是托洛茨基槍殺共產黨員的指揮員。其實，被槍斃的只有一個共產黨員的司令員，他擅自率領部隊撤離陣地，造成不利的軍事形勢，被交由軍事法庭審判，法庭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例只有一個，而且並不是托洛茨基「獨斷專行」槍斃他的。
1920年發生工會問題的爭論。進行爭論的是列寧為一方，托洛茨基為一方。這次爭論是十月革命後發生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爭論甚為激烈。這次爭論對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投下了陰影，對托洛茨基有重大的影響。後來，斯大林派等人借用列寧批評托洛茨基的話來攻擊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後來說：「不可否認，所謂工會問題爭論一度損害了我倆的關係」。又說：「在這場爭論的政治內容裡，現已被傾倒了這麼多的垃圾，因此，對於將來要搞清事實真相的歷史學家，我不會感到妒忌」。（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下冊，第510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多依徹在第二卷的「前言」裡提及到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堆起一座垃圾山，作者寫這一本托洛茨基傳記就是要推倒這座垃圾山的。可是，在工會問題的爭論，作者並沒有如托洛茨基所希望那樣去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對這個重要的爭論，並影響了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的關係的爭論，作者只作了簡單的論說（第一卷547頁-558頁，第3卷的555頁），而且完全沒有提及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爭論。
工會問題的爭論，開始時，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改組工會而引發起來的。列寧參加爭論後，轉到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問題的爭論。工會成為國家機關是列寧製定的《黨綱》所規定的。歷次工會全國代表大會都遵照黨綱所規定而作決議工會國家機關化。列寧也曾多次說工會成為國家機關的話。托洛茨基是按照黨綱的規定，提出逐步實行工會國家機關化。而列寧改變了意見，反對工會進行國家機關化，即使是逐步進行也不應該。工會要成為國家機關，應在很遠的將來。爭論中列寧用了不少激烈的言詞批評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受到很大的屈辱。對於這些事情，多依徹並沒有提及到，並沒有把爭論的真實過程敘說出來，更沒有清除傾倒在托洛茨基身上的垃圾。（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詳見本刊總第188期開始刊登的劉丹青《蘇共黨內工會問題的爭論》）
後來列寧多次要托洛茨基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托洛茨基多次拒絕了。托洛茨基不願意當列寧的副手，和這次工會問題的爭論有密切的關係。
作者說，布爾什維克是篡權者（《先知》第2卷第11頁，12頁）。他說工人階級已經渙散了，布爾什維克就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來掌權，布爾什維克黨就是篡權者。
這樣的論斷是不正確的。布爾什維克黨組建政府，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授權的，是合法的，並不是從誰手上篡奪政權。經過三年內戰，優秀的工人都到前線去作戰，而補充到工廠工作的是農村來的農民，帶著農民意識的工人是成為戰後工人階級渙散的原因。但當農民進入工廠當工人時，不管他仍保有農民的意識還沒有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意識，作為階級的劃分，他們只能作為工人階級。而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絕大多數是工人黨員，布爾什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布爾什維克黨執政，也就是工人階級執政，就不能說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了政權。至於後來斯大林凌駕於黨、蘇維埃、工人階級之上的獨裁政權，是另一個問題了，而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從工人階級手中篡奪政權的問題了。
作者說：「必須強調的是，歸根到底，托洛茨基的力量與弱點都同樣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他的失敗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作為一種運動陷入主要困境的一種縮影——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看法與階級鬥爭及革命實際進程之間的矛盾與脫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在「舊社會的生產力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所有制關係時，革命才會發生。」可是實際情況卻是無產階級革命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先知》第3卷第554-555頁）。
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發生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尖銳化的時候，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就是生產關係已不能容納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馬克思認為英國是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客觀條件，無產階級革命會在英國發生。但馬克思認為，不用等待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尖銳化到劇烈程度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比英國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法國及德國也具備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而且，馬克思估計無產階級革命首先開始於法國或德國（《黑格爾法哲學批評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頁；《機密通知》，仝上，第16卷，第472頁；《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48年11月8日的信》仝上，第36頁，第230-231頁）。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或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和德國資本主義經濟還比不上1917年的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法國和德國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俄國在1917年當然也能夠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並沒有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進程相脫節。
馬克思主義一個重要的論點就是共產主義不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40頁），即使是資本主義發達的英國。一個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必須其他國家也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共產主義只有在多個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共產主義才能存在並能繼續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落後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了，但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革命一個一個失敗了，沒有實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所以，托洛茨基的失敗並非根植於經典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的失敗是由以上所說各種條件、各種因素匯合而成的，並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
至於俄國革命取得勝利後，其他國家的革命沒有成功；或者第二次大戰後，希臘、法國、意大利、印度尼西亞都具有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優越形勢，但沒有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這些都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而是領導的錯誤。
作者說：「早在20和30年代中托洛茨基就認為，官僚集團或它的一部份是資本主義復活的代理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早在30年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戰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便已推翻了官僚集團會變成新的有產階級的假說」。（《先知》，第3卷第330頁及331頁）
作者沒有活到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如果作者親眼看到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就會改寫上面這段話了。
斯大林官僚集團是寄生於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階層。他一方面為追求集團的利益而損害公有制；另方面又要保護它的寄生體——公有制。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在蘇聯幾十年的歷史中，有時候保護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有時候損害公有制的份量大些。托洛茨基所說的「官僚集團是潛在的資本主義代理人」是沒有錯的。當到政治氣候適應於官僚集團向資本主義的追求時，官僚集團就會掙脫公有制度的束縛，甩開公有制這個寄生母體，復辟資本主義。蘇聯解體後我們已經看到各個宣佈獨立的共和國首腦人物都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原本官僚集團中的一員。
托洛茨基早就指出，蘇聯的前途不是向社會主義發展，就是走向資本主義。不幸應驗了資本主義的前途。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正如托洛茨基在五十多年前所預言的那樣：
「如果蘇維埃政制一倒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與其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破產。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會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場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伴著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被背叛的革命》第218-219頁，春燕出版社）。
本書雖然有上面指出一些錯誤、缺點和不足的地方，但從全書來看，依然是一本優秀的傳記作品。
多依徹的《先知》出版後，法國托洛茨基研究學者佩里、布魯耶花了三十多年時間寫了《托洛茨基傳》巨著，於1988年出版。第四國際活動家、政治經濟學教授厄爾奈斯特．曼德爾對多依徹和布魯耶這兩本托洛茨基傳記作出評論，他說，多依徹的《先知三部曲》是側重於評論和議論，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是作歷史的敘述。
希望中國翻譯界能早日把佩里．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翻譯成中文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從這本巨著中來加深認識托洛茨基這個俄國革命的偉人。
2000年1月12日
註：後來托洛茨基解釋：「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及他的遺囑還無人知曉。倘使我獨自行動，就會被說成是我個人要爭奪列寧在黨內和國家內的地位。一想到這，我就會不寒而慄，我認為這會在我們隊伍內引起相當大的混亂。即使是我們勝利了，我們也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我的生平》下冊，第53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