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有2萬名礦工把遼寧省楊家站佔領了3天，直至解放軍鎮壓才結束。導致工人佔領這個開採鉬礦的市鎮，是由於礦山因推行私有化而裁員，而工人只能領取按工作年資計算每年560元人民幣的補償費。遼寧省是中國重要的工業基地，但該省有6成國營企業嚴重虧損，工人失業率高達3成。所以，受到解僱威脅的員工，無疑等於被判終身貧困。

像遼寧省這般的高失業率，現時在中國比比皆是，只不過遼寧省作為工業重鎮而更加突顯而已。朱鎔基政府在工業部門決斷地推行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調整，是造成高失業率的主要成因。

自從中國政府在1996年推行資本主義經濟調整，大幅度向國營企業開刀，已經有3千萬工人被裁員。政府在今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更表示，單是在2000年這1年，便會有1千萬個工作崗位被取消。中國工人沒有忍氣吞聲地接受這個現狀。來自香港的監察團體報導，單是在1999年，在中國便發生了10萬宗群眾示威、罷工和抗議。

中國政府要復辟資本主義的決心，不僅表現在削減工作崗位方面。據世界銀行最近一項調查顯示，中國政府把計劃經濟部門打破的政策，以組成所謂的「企業集團」，也在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些「企業集團」在重組之後，有獨立的決策及經營權，不管名義是什麼，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在1997年，已經有120個這樣的集團，其中有66個已經在中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

至於沒有變為托拉斯的國企工業，則是陸續倒閉，或轉為私有化。這個變化令企業經理及黨幹部大大有機可乘，蠶食工人工資、變賣企業資產，換個名義地把企業轉倒他們自己或近親的個人名下。不過也不是所有幹部官員能掙得好處。例如在1998年，政府下令解放軍須脫離商業和工業利益，便導致軍部損失了許多作為支付工資的經費，因此而令軍隊與國家機器之間產生分歧和緊張。

楊家站礦工的鬥爭

楊家站礦工興起的消息傳出後，國際間的資本主義新聞媒體對中國勞工的鬥爭立即響起了警號。美國資產階級的喉舌報《紐約時報》在4月7日的社論裡，尖酸地承認「現階段售賣國家的企業和礦場，給許多長期的僱員製造了困境」，又教誨北京「應該正視楊家站所發出的訊息」。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們，正確地認識到，在中國這個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復辟資本主義，推行「市場改革」，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最主要的障礙。

楊家站位於中國東北部，距北京250哩。在1999年11月，位於楊家站的大型國營鉬礦關閉，大批工人聚集到礦場總辦事處，希望就低微的遣散費與管理層談判。可是這所國營企業的管理層沒有站出來與工人交手，卻是由楊家站市長出來說了一番話。這番話更激起工人的義憤。到今年2月，工人及工人家屬共約2萬人走上街頭，堆起街壘，焚燒汽車，搗毀政府樓宇的窗戶，並且向油鼓縱火。

市政府的反應是謹慎行事，因為恐怕工人把礦場炸毀以自衛。工人奮力反抗公安武警兩天，最後，終於被解放軍部隊鎮壓下去。軍隊是荷槍實彈的鎮壓工人，直接向示威抗議者的頭部發射。

關閉的國營礦場單方面決定，發給工人的遣散費為每年工齡得560元人民幣。這560元人民幣，即使在一個日益蕭條的地區，也僅能擔負一個家庭3個月的生活費。更何況，被遣散的礦工需要從這筆錢中挪出一部份以支付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的供款。一位在礦場工作了35年的礦工說，他與妻子兩人合得的遣散費，只會夠用作10個月的生活費。他問道：「那之後，我怎麼辦好？我們吃什麼呢？」

中國總理朱鎔基在去年曾經拿採礦場點名，說礦業是一門虧本生意的頭號例子，所以有必要關閉。可是，其實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市場措施使到採礦「無利可圖」。鉬金屬是用作加強鋼鐵堅硬度的有價值金屬，但礦場經理們則把部份礦場吞佔，並且把礦場分批變賣給他們的親朋戚友。就是這種私有化，使一個國營企業的有價值金屬變得「無利可圖」。一名工人指出：「他們把部份礦場賣給他們的親友，他們出售了礦場的全部貨車，但我們從來不曾見過那些錢……他們把那些錢吃光喝光了。」《華盛頓郵報》4月5日）

「自由市場」的持續深化，正在給斯大林主義官僚之與無產階級及農民大眾之間的重大鬥爭設立舞台。據中國勞工部的報告顯示，單是去年，便有12萬宗勞工糾紛，這些糾紛包括請願和罷工等等，較1992年的勞工糾紛人數，多出14倍（《日本時報》4月25日）。

安徽省一名高層武警報告說，在該省，已經愈來愈常有「工人集團包圍企業領導人，出言侮辱，甚至在脅迫下把他們拘留起來。」

在去年12月，在中國北部，有1千名礦工因抗議欠薪多月而堵攔鐵路，並且與公安武警搏鬥。大約在同一期間，在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有2,000名退休鋼鐵工人封鎖通往鋼場的道路，抗議被削減退休金。

《華盛頓郵報》在報導楊家站的抗爭時表示，這次鬥爭「在中國的城市裡是一次嚴重的動亂，預示著糾纏中國共產黨的亂局」，該篇報導又觀察到，「不過，在農村，當局看來是更願意下令保安部隊把民主抗議搗碎，並且向示威者開槍。」

楊家站的一些礦工明白，他們之所以被解僱和陷於貧困，是由「市場改革」造成的結果。一名礦工便說：「自從革命以來，我們礦工向來是為中國、為共產黨而工作的。現在，我所在礦場突然的變成了私有。」

人民不滿日漸高漲

許多工人和官員都紛紛緬懷工作安穩的昔日，這是不足為奇的。有許多報導說，在一些失業嚴重的城市，出來抗議反貪污腐敗的人民都高舉著毛澤東像。至於宗教團體法輪功的發展，亦同樣是人民不滿的表現。

台灣最近的總統大選的結果，被北京視為中國大陸境內一個省的叛逆，給它提供了宣揚民族主義及在軍事上摩拳擦掌的機會。國家主席江澤民利用這個機會，宣佈向解放軍的財政預算作出重大讓步，藉此補償軍隊在工業方面的損失。

可是，不論有多少的搖旗納喊或多少的擴大撥款，皆無法彌補由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後果。官僚的領袖們，或可會相信，他們在資本主義復辟的中國是能夠維持一個獨立的角色。但在長遠來說，這將會被證明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一個膨脹臃腫的寄生性的官僚體之所以能夠存在，乃是國家在昔日把資產階級鏟除掉以後，把工人階級置於黨的政治——軍事獨裁的統治下的結果。黨對國有經濟的控制令國家機器得以壯大，然而，在經過工業化的第一個階段之後，國有經濟無法超越原有的水平。

現在，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得以生長，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建立基地之餘，並且與海外及香港的資產階級建立聯繫。官僚體唯一的重要角色，就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具，繼續維持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目前的力量對比或可在一段時間之內，容許官僚作為國家資產階級的主人而存在，但這種關係並沒有長久的保障。

中國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與美國達成的交易，將會在未來損害到官僚體的聚合力。在現實上來說，中國向國際銀行開放金融市場，便勢將促進由國營部門所創立的托拉斯的破產。而更為即時可見的，則是資本主義部門的繼續發展，及向工人階級的進一步進攻，從而令全國工人的起來抗爭節節上升。

這個形勢，無疑將會令黨和國家機器的分歧增加，而其中的一些派別將會借助工人的鬥爭來增強本身的勢力。

工人須有自己的獨立組織

工人最大的需要是擁有工人階級的政治獨立性，而這個獨立性的形式是由工人自己有一個黨而體現出來。在中國，一個革命的黨必須是從日常的鬥爭裡建立起來，它不僅從過去10年的反官僚鬥爭中汲取教訓，並且也從前蘇聯及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中汲取教訓。

人民的憤怒早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爆發。工人和學生的起義令政府的根基動搖，統治者更猶如驚弓之鳥，唯恐再次爆發同類事件。所以政府對待每一次抗議都是動用鐵腕政策，而且堅決不容許有獨立的工會產生。

人民試圖組織獨立社團和政黨的活動不斷發生。在去年，便有多人因企圖組織中國民主黨而被判監10年以上。

儘管政府無情鎮壓，但工人仍然堅持組織，例如，在天津誕生的「保護勞工權益全國協會」，便在全國紛紛冒起。

直至目前為止，工人的抗議仍然是在局部地方發生，而且都是針對一地的老闆而不是政府，而要求也主要是經濟性的。暫時仍沒有跡象顯示，不同產業不同公司的工人正在共同聯繫起來，組成共同的運動，就如1989年所見的工人自治聯會那樣。

（史丹綜合譯自2000年5月號的《工人權力報》、《工人先鋒報》和《社會主義工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