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

伊薩克．多依徹著

王國龍、周任辛、施用勤、張冰、劉虎等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年出版

〔編者按：據讀者報道，北京中央電視一台最近在「讀書時間」欄播出：1999年全國十大好書中，多伊徹這套《先知三部曲》獲名列第七。從這個訊息可見此書受中國讀者歡迎的程度。〕

多依徹著的《先知三部曲》分別在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在英國出版了，該書立即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好評，被譽為最詳盡、最全面的托洛茨基傳記，早已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今天在中國翻譯出版，使中國讀者能夠欣賞到這本優秀的作品，對研究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

書名用「先知」三部曲表明托洛茨基不少的預言得到應驗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萬能的「先知」。多依徹同樣指出了托洛茨基沒有應驗的預言。由此可見，作者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論托洛茨基。

作者為了寫好這本傳記，博覽群書，取材非常廣泛，除了《托洛茨基全集》，托洛茨基檔案之外，還使用了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日記、札記、著作、多種報章，雜誌，以及多種會議記錄，還訪問了托洛茨基夫人、秘書及托洛茨基的友人、相關的政府人員、政黨人員等。

作者正是在廣博的資料基礎上描繪了俄國革命的壯麗場面，托洛茨基機智、靈活、勇敢的領導了十月武裝起義。托洛茨基克服了種種困難與阻力創建了紅軍、進行艱苦的戰鬥，戰勝了白衛軍，取得內戰的勝利。

作者澄清了長期以來對托洛茨基的誤解和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的重要理論。人們長期以來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說是抄襲了德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1904年，托洛茨基在德國帕爾烏斯家裡住了一個時期，這更使人們相信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來自帕爾烏斯。帕爾烏斯提出俄國革命建立工人政府，而托洛茨基不是也提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嗎？表面上來看，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相似的。但是多依徹指出，帕爾烏斯要建立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政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托洛茨基要建立的工人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帕爾烏斯認為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則認為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故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有本質上的不同。

無疑，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都是來源於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托洛茨基1904年住在帕爾烏斯家裡時，還沒有形成「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根據1905年俄國革命建立工人蘇維埃的實際革命經驗，在1906年監獄中醞釀而成的。他是把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結合俄國1905年革命經驗發展而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列寧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精闢的闡述了俄國的不斷革命，並不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才有不斷革命論思想。作者指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已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或者「他們的思想從不同的出發點，通過不同的過程向前發展，走向他們此刻的會合點。」（《先知三部曲》（以下簡稱《先知》）第1卷第285頁）。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宣稱，對俄國革命問題「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

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一個組成部份，於是有人攻擊托洛茨基要輸出革命。作者指出，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是反對輸出革命的。他反對進軍波蘭華沙，「他（托洛茨基）在談到波蘭戰爭的後果時提出警告，反對用武力輸出革命。這種警告像一條紅線般地貫穿在他這個時期的文章和演說中。」「在一次辯論中，他憤怒地指出，有誰想靠紅軍作戰取代外國的革命，那麼，就讓這個人給自己脖子上掛上磨盤投身到海裡去更好。」（《先知》第1卷，第516-517頁）。

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托洛茨基確信歐洲、美洲的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處境所驅使必然走革命的道路。「任何代替他們的革命或用刺刀試探和促使他們革命的企圖都是絕對有害的。」（《先知》第1卷第516頁）。所以，托洛茨基的「推動世界革命」並不等於「輸出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紅軍佔領進行的「輸出革命」，最後的結果：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首先脫離蘇聯獨立，恢復資本主義。隨後是東歐諸國先蘇聯而瓦解，走向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八十年代，蘇聯對斯大林批判的時候，有些蘇聯學者，批判斯大林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實行了托洛茨基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多依徹仔細地把斯大林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農業集體化計劃的主張區分開來，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並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1925年至1927年托洛茨基或聯合反對派多次提出工業化計劃和農業集體化計劃。早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就指出，工業生產緩慢，遠遠落後於私人農業經濟。工業品價格高而農產品價格低而形成的「剪刀差」越來越大，這就會破壞工農聯盟。要縮小「剪刀差」就應降低工業品價格而不是提高農產品價格。故此，就要使工業合理化、現代化，就要進行工業化計劃，進行計劃經濟。

1926年7月，聯合反對派（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聯合反對派），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出稅制改革，提高產業工人工資，對新經濟政策產生的資產階級按照利潤交納高額稅（累進稅）。而在農村，對富農徵收高額稅（累進稅），對貧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免稅。應該開始進行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自願的原則之下進行長期的農業集體化。政府以信貸政策資助農民購買農業機器。同時，反對派提出加速工業化，製定一個五年計劃。中央委員會拒絕反對派提出的提高工人工資；拒絕免除貧農捐稅、提高富農稅額，也拒絕加速工業化的要求。

到了9月，當權派為了免使工人為反對派爭取過去，搶先允諾提高低工資工人的工資。「斯大林開始盜用托洛茨基關於工業化政策的思想時，進一步混淆這個問題。他到那時為止，還絲毫沒有準備去實現全面工業化；但在形成的決議和聲明時，他卻從托洛茨基那裡抄襲了大量的提法，甚至整段整段的文章。」（《先知》第2卷第308頁）

1927年11月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制訂五年計劃、工業化及農業集體化，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提出的《政綱》，批評斯大林的中央準備向大會提出的《提綱》。托洛茨基批評道，中央的提綱提出了工業化，製定了五年計劃，進行農業集體化，報刊上宣稱「向左的急劇轉變」。其實，恰恰相反，口頭上宣傳「轉變」，實際上仍像以前一樣向左派開火。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提綱。決議開展農業集體化及工業化，通過了五年計劃，規定年增長率為8-9%（托洛茨基提出將速度提高到12-18%，而被否定）。正如托洛茨基在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之前所指出的，中央並沒急劇轉變，只是口頭上宣稱要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928年，糧食問題更為嚴重，國家的糧食收購任務沒有完成。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右派的同時，號召向富農進攻，要加速工業化。1929年4月召開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五年計劃方案，進行工業化計劃，採用了托洛茨基工業化計劃的一些指標，以及電氣化計劃、建設水電站，開展農業集體化。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實行農業集體化。

五年計劃實施一年後，工業化計劃取得了進展，成績顯著。斯大林在1930年提出加速工業化，拋棄托洛茨基的指標，從工業化12%提高到30-48%，並且五年計劃要四年完成。對農業集體化更是不顧農民是否自願，不顧工業是否能提供農業機器，用鞭子把農民趕入集體農莊。對富農則是掃地出門，把幾百萬不願意農業集體化的富農、中農、貧農趕出家園，遣送到邊遠地區。強行農業集體化，使農村呈現一片悲慘景象。先是農民大肆屠殺牲畜，大吃大喝，到後來是饑荒。

1929年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得知中央反右派，進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都很高興，認為反對派的綱領得到實施了，中央會召回反對派恢復工作。托洛茨基持冷靜的頭腦，靜觀事態的發展。1930年得知工業化不顧人力物力，不顧各個工業部門的平衡發展，過份側重於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為了實現過高的生產指標，追求產量而不顧產品質量，造成大量廢品，浪費了物資與人力。農業集體化更不是按照托洛茨基主張的，以農民自願為原則，以工業能提供農業機器為前提，長期的逐步的進行；對富農徵收高額稅而不是消滅富農。那就完全不是實行托洛茨基的綱領，而實行的是斯大林的綱領。托洛茨基批評道，斯大林是「從右傾轉變為冒險主義」。（《被背叛的革命》，第34頁，春燕出版社，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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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長期為俄國革命而鬥爭，1905年革命，他就是俄國第一個彼得堡工人蘇維埃主席。1917年10月革命，就是在彼得堡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領導之下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多依徹稱譽托洛茨基是「共和國之父」）。在內戰時期，托洛茨基創立了紅軍，轉戰各個戰場，抵禦多個國家的干涉軍，消滅了反革命的白匪軍，取得了內戰的勝利。托洛茨基對革命對蘇維埃國家作出卓越的貢獻。托洛茨基在蘇聯人民中得到了崇高的地位，僅次於列寧。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托洛茨基與列寧是蘇聯人民經常歡呼的兩個名字。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逐漸地被孤立，被排擠，被革職，被開除黨籍，被流放，最後被驅逐出國。

有著崇高地位、卓越功勳的托洛茨基為什麼會失敗？這是傳記讀者所關心的問題。多依徹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全面的詳盡的描述托洛茨基失敗的整個過程；用各種色彩的線條、從各個角度描畫出托洛茨基的「失敗圖」。

1923年列寧中風，病倒在臥榻，不能視事。掌握黨中央決策權的政治局七個委員中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抱成一團，被稱為「三駕馬車」。其他四人：列寧病倒，布哈林，托姆斯基是附和於三駕馬車，加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一個六人的秘密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外。一切問題都預先在這個秘密核心組織中作出決定。他們訂立了攻守同盟，保證彼此不進行爭論、攻擊，而要找尋根據、集中攻擊托洛茨基。在地方組織也有類似的秘密核心組織，以嚴密紀律與莫斯科的「六人集團」聯繫，他們使用密碼聯繫。黨和國家幹部的任用都要經過選擇，選擇的標準只有一個，即要反對托洛茨基。這個組織在列寧病逝後就公開進行，人員的選擇直到基層組織，如不表現為反托洛茨基的人，就不能擔任基層的負責人，（參見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36-437頁）

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員又是組織局書記處總書記。實行的是委任制，人事的安排是由書記處任命。斯大林掌握了任命人員的大權。黨十二大後，斯大林加緊把可能追隨托洛茨基的人，從中央到各省的重要職位上清除掉，然後任命追隨三駕馬車的人。那些被任命為地方黨書記的人很明白，他的地位不依賴當地黨組織，而是依賴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斯大林。他們俯首貼耳地聽命於總書記，由書記們組成的群體逐漸以自己「取代」黨，他們習慣於在總書記的命令下行動，這個總書記到後來就取代黨。在表面上黨仍然是受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支配，但後來黨代表大會僅僅成為騙人的招牌。照例只有總書記任命的人才有機會當選為代表。黨代表大會成為總書記操縱的代表大會，那就更不用說中央委員會了。

1923年2月初，列寧在病中嚴厲批評工農檢查院，並將此事通知政治局。雖然斯大林早已離開工農檢查院，而列寧的批評是指斯大林任職期間的錯誤：「官僚主義惡劣作風」、「反覆無常」……等等。列寧要工農檢查院作一次大檢查，縮減編制，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執行工農檢查院的職能。托洛茨基要求公佈列寧的批評，但政治局拒絕了。

與此同時，托洛茨基提出對中央委員會及其所屬機構進行大改組計劃。托洛茨基的方案與列寧的方案有所不同。三駕馬車竭力誇大這些不同。三駕馬車認為若要毀掉托洛茨基作為列寧的接班人，最好搞一場流言攻勢，說不論什麼問題上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他們對托洛茨基的這些指控，寫進政治局會議的記錄裡，然後借口要檢查而向全體中央委員公開，而中央委員很快又秘密地洩露給下級。於是造成了無論什麼問題，托洛茨基都是反對列寧的假象。

1923年2月23日，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有些委員……說列寧同志的方案在維護黨的團結，而我的方案則是製造分裂。這種含沙射影的說法是由一個小集團泡製出來的，而這個小集團卻向全體黨員隱瞞列寧的信件。我向政治局提出發表列寧的信件，政治局卻不同意發表。」最後他說：「如有必要，我保留在全黨面前揭露事實真相的權利，駁斥這種含沙射影的攻擊」。托洛茨基只是採取威脅的態度，他並沒有實行把列寧的信件公之於眾，也就不可能擊破那些流言蜚語，含沙射影。

1922年12月，列寧與托洛茨基一次談話，列寧要與托洛茨基「聯盟」來反對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關於格魯吉亞問題，列寧得知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反對斯大林的大俄羅斯主義，列寧準備好在黨代表大會上向斯大林投一顆「炸彈」。「列寧敦促托洛茨基不可有任何軟弱和動搖，不要相信斯大林可能作出的『不可靠的妥協』……要不發出警告就向斯大林及其同夥進攻」。（《先知》第2卷，第99頁）。列寧決定要在政治上搞垮斯大林。

三駕馬車得知列寧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猛烈反對斯大林。3月6日，加米涅夫代表三駕馬車來看望托洛茨基。他顯得垂頭喪氣，準備接受懲罰並安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德報怨。他忘了列寧的告誡，接受三駕馬車的「妥協」。列寧打算把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撤職，把奧爾忠尼啟則開除出黨至少兩年。托洛茨基卻向加米涅夫保證，他本人不會建議採取如此嚴厲的報復舉動。他說：「我反對清除斯大林，反對開除奧爾忠尼啟則，反對解除捷爾任斯基的職務……但我實質上同意列寧的意見」。他所要求於斯大林的僅僅是改正自己的行為方式，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停止侮辱格魯吉亞人，修改格魯吉亞問題的決議案，並保證格魯吉亞人和烏克蘭人的民族權利。基於這些條件，托洛茨基準備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的職務。

列寧對斯大林雷霆之怒，使斯大林面臨著政治毀滅的威脅，如今托洛茨基向他伸出寬恕之手，真是感激涕零，於是斯大林對托洛茨基提出的條件完全一一照辦。（《先知》第2卷第97-102頁）

托洛茨基沒有按照列寧所囑託的堅決的毫不妥協、動搖的反對斯大林等人，撤他們的職。托洛茨基卻去和三駕馬車妥協，鑄成了大錯！完全可以借助列寧的權威把斯大林打下去，而取得勝利，卻去寬恕斯大林，挽救斯大林，真正是「姑息養奸」（註）最後托洛茨基的失敗，這是關鍵的一著錯棋。

斯大林不是一個傑出的人物，沉默寡言，不善言詞，托洛茨基不把他看在眼內。列寧從斯大林粗暴對待克魯普斯卡婭的事情上看到了斯大林暴戾的本質，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而托洛茨基卻沒有看到斯大林暴戾的本質，沒有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政治對手，托洛茨基是把季諾維也夫看作為政治對手。

1923年4月，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了。列寧再次中風，不能出席大會。托洛茨基並沒有遵照列寧所託在大會上向三駕馬車投放「炸彈」，托洛茨基遵守他對三駕馬車的諾言。他在大會上沒透露他與三駕馬車的分歧，而默默的坐著，而三駕馬車的代理人卻在代表中間散播謠言，說托洛茨基會是法國革命的「掘墓人」波拿巴，以此來抵消在開幕式上自發的向托洛茨基致敬，及黨組織、工會、工人和學生團體向列寧、托洛茨基致的賀詞。

三駕馬車在大會呼籲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季諾維也夫宣稱，「對黨路線的任何批評，即使是所謂『左』的批評，目前在客觀上都是孟什維克式的批評」。季諾維也夫定下這個調子就是不容許對黨中央任何批評。如果批評黨中央就被視為孟什維克，是黨內的反對派，就要遭到鎮壓。季諾維也夫這個「加強紀律和團結一致」卻為大會所通過。就是這樣，及後的托洛茨基反對派遭到鎮壓。

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擴大中央委員會重新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托洛茨基沒有阻礙這項任命。斯大林逃過了列寧的難關，保住了原職，保住了人事任免的大權。這是後來斯大林取得勝利、托洛茨基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1924年《托洛茨基全集》中的一卷出版，序文是《十月的教訓》，揭露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十月革命起義，刺痛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瘡疤。季諾維也夫暴跳如雷，他以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來回擊托洛茨基，於是掀起了《不斷革命論》的爭論。三駕馬車在群眾中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進行歪曲，說托洛茨基輕視農民，不要農民；說《不斷革命論》要鼓吹世界革命，輸出革命。

蘇聯人民經過世界大戰，三年內戰的困苦，蘇聯人民已疲乏不堪，他們不願意打仗，他們祈求過著安穩的日子。當三駕馬車把《不斷革命論》歪曲，說托洛茨基又要發動世界革命、輸出革命的時候，群眾就不願意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三駕馬車也就達到把托洛茨基的威信打下去的目的。

托洛茨基對此說道：「列寧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復回到領導崗位上來，使不確定的臨時局面長達兩年之久。如果革命發展處於上升階段，這個拖延對反對派將是有利的。但當時革命正在國際舞台上遭到一個又一個的失敗，這樣的拖延只能是對民族改良主義有利，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斯大林官僚主義，而對我和我的朋友不利。

「以徹頭徹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斷革命論，對它一無所知甚至愚蠢地造謠攻擊，就是從這些心理源泉中產生出來的」。「『不能時時事事都為革命，也應該為自己』這種思想情緒可以譯成：『打倒不斷革命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嚴格要求和政治嚴格要求的鬥爭，在這些人手中，逐漸採用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方式。在這面旗幟下進行著布爾什維克中的市民解放。這就是我喪失權力的原因，就是它決定了喪失權力發生的形式。」（石翁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第440-441頁）。

1924年1月16日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開幕，托洛茨基評擊老近衛軍的《新方針》在代表會議召開之前還沒有發到各地方支部。托洛茨基因病遵醫囑去蘇呼木養病，沒有出席代表會議，而三駕馬車準備好一個決議，譴責托洛茨基及46位簽名者是「偏離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派性」。由於會議的投票完全被書記處操縱；因此，只有3票反對譴責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各黨支部多數票贊成反對派，首都衛戍部隊黨支部有三分之一贊成反對派，學生支部也是如此。

列寧逝世，斯大林故意把列寧出殯日期說是星期六（1月26日），其實出殯日期是1月27日舉行。斯大林用此詭計，使托洛茨基不能趕來參加守靈和葬禮。出殯的行列不見托洛茨基，三駕馬車以此來使群眾猜疑托洛茨基與列寧有芥蒂，托洛茨基不會是列寧的接班人。

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落實第十三次代表會議反對托派反對派的決議，越來越多的反對派擁護者被開除、降級或受到懲罰。

為紀念列寧徵收新黨員，有24萬名工人參加黨。其中有真誠為共產主義奮鬥，也有不少是投機分子、鑽營者。「『為列寧徵集新黨員』，在實際上給三駕馬車輸送了一批俯首貼耳的追隨者，他們很快就要驅使這批人去與反對派鬥爭了。」（《先知》，第2卷第148頁）

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籌備工作同樣操縱在書記們的手裡。代表的選舉是間接的，需要通過好幾級選舉才能產生。而在每一級，書記們都盯著有多少反對派的同情者當選，然後他們想方設法在高一級選舉中使其落選。莫斯科基層支部選舉中投票贊同反對派的選票究竟有多少，從來沒有公佈過。46人聲稱：在比基層支部高一級的地區會議上，他們獲得的選票不少於36%；而在更高一級的州會議上獲選比例減少為18%。這個說法沒有被否認。反對派的結論是：如果它的代表人數從基層支部到最後選舉一直按照相同比例減少，反對派仍為莫斯科組織最大多數（《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第131-133頁）。差不多可以肯定，這是真實的；不過，高踞於最大多數之上的卻是書記們。

在表面上是民主討論，民主選舉，實質上總書記斯大林操縱了會議，控制了各級黨支部的選舉，任何民主討論、民主選舉的「民主」都成為掩飾物。托洛茨基反對派及後來的聯合反對派，不管意見是多麼正確，也無法衝破這個怪圈。在一切討論、一切選舉中，反對派就必然歸於失敗。

2000年1月12日

（未完待續）

註：

後來托洛茨基解釋：「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件及他的遺囑還無人知曉。倘使我獨自行動，就會被說成是我個人要爭奪列寧在黨內和國家內的地位。一想到這，我就會不寒而慄，我認為這會在我們隊伍內引起相當大的混亂。即使是我們勝利了，我們也將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我的生平》下冊，第53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