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

1959年的古巴革命深刻地改變了這個島上的經濟和社會的生活。革命後的兩年內，資本主義制度已被我們所稱的「工人國家」所代替了。

古巴創立了一個計劃經濟，使幾乎所有工業、大商業和大型土地所有權不再由私人所擁有，不再為私人利潤而經營，而是為大眾福利而經營。

我們在尋找恰當的名稱來描述古巴時，一向反對使用「變形的」或「墮落的」工人國家等名稱。

古巴的工人民主當然有了變形。但是，在我們的術語學中，「變形的工人國家」這個名稱，既是描述性的，又是綱領性的。它在政治上是相等於這樣的觀點：這個國家是被一個結晶化了的官僚階層所控制，而這個官僚層必須以政治革命來推翻之。

正如約瑟夫．韓生（Joseph Hansen）在他的「討論古巴是為了什麼」一文中所用的，我們在描述古巴為一個工人國家時，加了「『還缺乏民主無產階級統治形式』的這個修飾詞，意思是：雖然它不是像有了斯大林主義者當政那樣的『變形』，但這個國家並不是在工人和農民的民主控制之下的。」（引自「古巴革命的動力」）（註）

而且，從開始，古巴的行動革命者們就已抵抗蘇聯和古巴的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的壓力。

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62年，當他擔任整體革命組織第一書記、古巴革命政府總理的時候，領導了第一次公開的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和右派宗派主義的鬥爭。

這第一個交鋒發生在埃斯卡蘭特企圖以官僚手段來接管整個革命組織和國家機構的時候。當時，埃斯卡蘭特是整體革命組織中的斯大林派的一位領導人，而整體革命組織是卡斯特羅的七．二六運動及與之同盟的小團體與埃斯卡蘭特的人民社會黨合併的結果。卡斯特羅在他的1962年3月26日的演說中正面地攻擊斯大林主義者們，其打擊之大使他們從此以後一蹶不振。（1）

而且，甚至現在，在它目前這個緊急的存在關頭，卡斯特羅派領導層仍然繼續努力地阻礙結晶化了的官僚層的形成。據報導，古巴共產黨的卡斯特羅左派，在該黨最近的大會上（1997年10月），對其右派施以重大打擊。

而且，在菲德爾．卡斯特羅1998年7月26日的演說中——這個演說曾被古巴所有電子、印刷傳媒所傳佈——他重申了他的黨和政府對實現世界社會主義這個目標的承諾。

古巴的革命領導人們，從開頭，便已向工廠中、田地上的古巴工人們、無產階級的所有天然盟友們的階級利益，顯示出忠誠。但是，至於缺少蘇維埃式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他們卻建立了他們所稱的「人民權力」。可是這種「人民權力」，離真正的工人民主，還有一大段距離。

真正的工人民主，對古巴的社會主義前途，至關重要。它是以俄國工人們為了實現十月革命而創立的、在政治上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機構為模型的，並不是被斯大林在其政治反革命之後所強加的那個被剝去了精華的版本。

但是，那並不意味著，人民權力是，或者被設計成為，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一個形式，像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所設立的那樣，用來動員非無產階級的社會力量，以支持官僚階層向資本主義過渡、向資本家階級蛻化的企圖。

議會民主，其更好的名稱是金元民主，給「每個人」選舉的權利，但是，塑造、製造「民意」的權力，卻操在有足夠金元名副其實地壟斷傳播媒介、有足夠財力收買政治家、國家官員的極少數人的手上。

總之，人民權力不是韓生所說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但是，它也不是資產階級議會民主。

當然，在事件發展過程中，在古巴活躍的落後、反革命的力量，也許會給人民權力加入資產階級議會的內容。在另一方面，古巴社會中的革命力量，也許會設法將這個模棱兩可的選舉指示轉變為工人階級政治專政的一個真實的民主機構。

這些反對的傾向，不但含蓋在古巴當前力量關係中，而且含蓋在世界當前力量關係中。

古巴的黨和政府的革命骨幹份子，當然知道因開放經濟讓外國資本滲入所帶來的真正危險。古巴的革命者們完全知道，滲透入工人的民主機構、工會和工人政黨中，腐蝕工人領袖並把他們轉變為資本家們的勞工及（或）「社會主義」副手，則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第二天性。

因此，這個充分有理的恐懼，也許使他們看輕了工人民主對保衛革命的果實所能作出的決定性的貢獻。

那個想法，依我們的觀點，也許是或者不是對工人階級及其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代理的這個有歷史意義的角色缺乏信心。無論如何，這些模範的革命行動家所推行的絕大多數政策，就表示他們對工人階級及對人類所面對的歷史抉擇有信心。這個抉擇是：不前進到社會主義，就是走向野蠻主義，或者，它的命運更壞。

再者，我們不應該如此自大，以致過份簡單化這個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國家所處的困難地位：被有史以來最殘忍、最強大而且離它的海岸只有90哩的帝國主義巨獸所孤立、封鎖。

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敵人，其殺傷力之大，可以把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數倍毀滅。這個敵人曾經重覆地顯示：當它相信殺死任何和每個要威脅它的階級利益的人是世人認為它應有權利的時候，它對於將死亡和毀滅如雨般降落在城市和人民的頭上來保衛它的這種權利，決不會猶豫不決。

古巴的革命行動家們充分知道他們所負的責任，而且在比他們相信當前客觀階級力量關係將會容許走得更快更遠之前，他們將會三思而行。

我們應該繼續保持與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團結一致，而且對它的卡斯特羅主義／格瓦拉主義領導層批判地支持。這個領導層，幾乎在每個緊要關頭，都選擇了革命行動的道路。

古巴領導層的性格，具有一個比許多自認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派別更接近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還有，古巴共產黨的領導層曾經顯示出一種高度不尋常的、從它自己和他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也曾顯示出它有根據它的信仰而行動的勇氣。

古巴繼續是唯一尚未受到結晶化的官僚層所統治、尚未對在古巴投資的外國資本家們作出基本上但非策略性的讓步的工人國家。她作出策略性的讓步，是在一個被離它海岸90哩的殘忍的帝國主義巨物所統制的世界生存所必需的。

他們目前的焦點是要衝破美國佬帝國主義四十年來的封鎖和經濟破壞。這個工作焦點，是保衛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必不可少的。一切跡象顯示，革命的古巴已從斯大林主義的崩潰、蘇聯的解體中學到，古巴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秩序的骨架之內是沒有希望的。

似矛盾而正確的是，發展中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迫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到古巴來投資，特別依據在目前情況下古巴可以接受的條件。這就反過來為美國大企業之儘管是半心半意的反對海爾姆斯——伯頓法案〔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禁止美國資本家（甚至全世界在美國有生意的資本家）到古巴投資的法案〕，增添了壓力。

美國資本家們也被他們自己的狹隘的經濟利益所驅使，因為他們想利用古巴這個有可能賺錢的市場，為他們自己的剩餘貨品、剩餘資本尋找出路。

當然，這對古巴有很大的風險。一群群資本主義企業家們的到來，帶了大量美元來投資，將會有矛盾的效果。在一方面，它可以幫助減輕目前這個「特別時期」的極端困苦。在另一方面，帶了大量美元來的投資家們，為了想在有地位、有影響力的圈子中爭取朋友，也能對古巴社會有著非常有害的影響。

這就是一部份日益增多的美國資本家們贊成與古巴貿易的根本原因。他們知道，就這個觀點而論，這也是一個冒險，但是，他們爭辯說，由於封鎖了許多年都起不了作用，何必不打進裡面去，也許可以使一大部份的古巴人民腐化。

可是，卡斯特羅主義者們的經歷顯示，他們非常清楚這些風險。但是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和對革命的責任心來試圖突破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封鎖。

而且，我們對古巴革命家們所知的一切，也就是以上所說過的一切，都告訴我們，他們深刻地了解，他們目前的貿易政策，只是一個暫時的權宜之計，並不是永久的解決方法。

上面曾提過的卡斯特羅1998年7月26日的演說告訴我們，古巴的前景，仍然是與他們從革命開始的第一天就定下的前景一樣——將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擴展到全世界。但是，經驗教育了他們：他們早先的戰略有很大的缺陷。同時，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當開展中的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它就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觸發一段革命前的階級鬥爭時期。

當世界危機爆發的時候，它可能會以驚人的速度，把世界上的革命工人群眾，在資本主義野蠻主義和社會主義世界秩序之間的全球性鬥爭中，帶到古巴的一邊。

沒有人能夠預測，當世界資本主義的平衡崩潰的時候，古巴的革命行動家們，或者就這件事情而論，世界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其他派別——包括許多聲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派別——將會做什麼。不管怎樣，我們不能事先貶低古巴共產黨卡斯特羅領導層之奮起迎接那個對他們的革命前途以及人類前途有決定意義的挑戰的能力。

在六十年代初期，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羅／格瓦拉領導層，主要是尋找將他們的革命擴張到拉丁美洲去。這個前景，對他們而言應該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當時拉丁美洲的工農們，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是處於革命之前的醞釀時期中。

可是，由於古巴革命行動家們的錯誤的游擊戰略以及由於他們沒有與拉丁美洲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義搏鬥，他們就錯過了那個機會。

這一次，他們承諾要用不同的做法。除了從他們的錯誤學到了東西以外，在帝國主義世界中日益高漲的階級鬥爭動力，有希望使古巴的革命領導人們比較容易地接受以第四國際《過渡綱領》的方法為基礎的革命無產階級鬥爭戰略。

雖然在目前我們的世界運動還小，我們可以扮演一個主要角色來幫助古巴共產黨在將要來到的鬥爭過程中得出正確的教訓。但是，除非我們仍舊站在第四國際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理論和綱領的堅實基礎上，否則，以上這點決不能做到。

前蘇聯及其他蛻化中的工人國家

歐、亞蛻化中的工人國家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比任何人所預料的，都困難得多。世界各國的資本家們都承認，在這些國家的經濟真正由市場來推動之前，亦即是真正變成資本主義之前，還有一段長長的道路要走。

雖然它們在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上，都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但是，這些社會的生產力基本上仍然是停滯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中，群眾的生活水平——除了狹小層份的企業家、官僚和小資產階級之外——已經走向嚴重的衰退。

即使這些經濟中的某些部份有所擴張，它往往是限於經濟中的商業、財政部門和輕工業製造部門。

然而，重工業部門仍然很難私有化，因為，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現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將這些古老的蘇維埃式的工業恐龍現代化，將會是無望地昂貴呀！

帝國主義試圖摧毀這些國家的基礎工業。在今日的收縮中、高度競爭性的世界市場之中，把它們私有化、現代化不能被認為是好辦法。就算這些國家建造了新的、最新水平的鋼鐵廠、汽車廠和其他基本工業的工廠，被關掉的舊工廠工人太少會被重僱，因為今日電腦化了的工廠只需要先前工作大軍的小部份。

使壞事情更壞的是，從基本上仍是國有的重工業中所得的利潤，最後就進了日益壯大的企業家階級、變質了的官僚和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外國銀行戶口。

但是，這些掠奪物的極大部份進了他們的帝國主義夥伴們的賬戶，極小部份，如果還有剩下的話，重新投資在工業發展上，這極小部份是工業發展的唯一真正的來源，因此是更合適地滿足群眾需要的一個根基。

在這同時，當工業工人實際上收到支付薪金的支票時，他們的工資，往往是低於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做類似工作的工人所賺取的工資水平，更不必說西歐、日本和美國等先進國家了。

況且，這些蛻化中工人國家所生產的輸出品的有競爭力的價格，事實上，是由國家為著官僚、本國和外國資本家的利益而津貼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津貼的泉源，就是這些社會還剩餘的社會戰利品。那就是，像非常低廉的房屋和公用事業、免費醫療服務、廉價公共交通——以及甚至於替代工資的實物支付——那樣的福利，都是隱藏的成本。這些成本都沒有加進賣到世界市場上的貨品價格中去。

蛻化中工人國家的農業

這些國家的農業，基本上是在國有集體農場的基礎上經營的。

這些國家的農業已經證明是比工業更難私有化——因為小家庭經營的農地，即使有拖拉機，也比不上大型機械化集體農場的高效率。

再者，小型、私人擁有的家庭農場會很快地被迫破產，如果土地被回復為可以被抵押、被買賣的商品。

而且，如果資本主義式、大型工廠式的農場開始吞沒瀕臨破產的家庭小農場，大量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會加入失業大軍的行列。於是，我們就會見到數以百萬計的、以前是相對地寬裕的集體農場工人們（那就是他們在前蘇聯集團國家中的身份）墮落到我們今天在中國所看到的那種集體貧窮。

即使如此，儘管集體農業的殘存，它的剩餘產品的相當多部份，結果會通過這個或那個管道，落在官僚及其他寄生蟲的手中。這些產品也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出售。

因此，這些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社會、經濟成果，也作為津貼農業輸出品之用，使它們的價格可以在世界市場上競爭。

前蘇聯集團正在經濟上社會上被轉變為依賴他人的國家。因此，如果復辟者們成功地使這些國家完成向市場推動的經濟過渡的話，那末，它們就會變成為在帝國主義資本的支配下的半殖民地——不會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

註：

我們對古巴的立場仍然是與我們過去的決議一致的。這些決議包括韓生的《古巴革命的動力》（紐約，尋路人出版社）一書中所收集的；社會主義工人黨1979年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保衛古巴革命》和社會主義者行動1992年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受包圍的但是無畏懼的古巴革命》。

最後一個文件已被Walnut出版社出版為一本小冊子。

中國

自從斯大林主義崩潰、蘇聯解體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一直在興高彩烈之中。但是，像這個世界的其他事情一樣，外表常常是騙人的。

現在，美國和世界的帝國主義開始領悟：總的來說，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之企圖重新引進市場推動的經濟制度，不但沒有擴大了它的世界帝國主義，反而——直接、間接地——促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收縮的內在傾向。

跟隨著帝國主義的冷戰勝利而來的興高彩烈，已經轉變為它的相反面了。

第一，蘇聯的瓦解和冷戰的收場，在全世界的資本家們之間，放縱了一向被抑制的、尖銳化了的、爭奪收縮中的世界市場的更大部份的競爭。

第二，在蛻化中的工人國家中，從計劃經濟向市場推動的經濟制度的轉變，不但受到仍遺留的反資本主義機構的日益增大的抵抗，而且受到工、農業工人階級因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起的日益上升的抵抗。

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一直在快速的進行，而且（與俄國不同）它的經濟一直在擴張，但是，它的發展是極為扭曲的，而且將會像東南亞和日本所發生的那樣突然收縮的。

再者，像前蘇聯集團的國家那樣，中國的發展，主要是在商業和商品化的建築、現代化通訊系統的發展、原材料和能源的採掘與輸出、輕工業生產的擴張以及建立為新、舊精英份子、新生中產階級而設的超級市場、時裝商店和奢華購物中心。

但是，在中國讓資本主義滲透的這種可疑的開放的背後，它的基本的工業基礎結構——例如鋼鐵、電力、汽車、卡車、拖拉機、金屬製造等等工業——所需要的資本，也就是僅僅為了維持它的過時的工業基礎結構所迫切需要的資本，卻正被耗用了。

（這些工業的現代化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只會使世界市場上的產品更加過剩。因此，世界資本主義決不會讓它的資本用在這種目的上。）

沒有它的工業基礎的現代化，中國及其他蛻化中的工人國家只能變成半殖民地社會，在經濟上受帝國主義世界的支配。

在這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先前受僱於巨大的國有企業的中國工人、數以千萬計的農場工人和農民，正被從工廠和集體農場顛沛到街頭、從鄉村顛沛到城市，白費氣力地尋找根本在那裡也不會再有的工作。

但是，在中國，正像在所有這些蛻化中工人國家一樣，國有工業基礎結構，雖然一直在被磨損，但仍然是以資本主義方式在這些國家發展生產力的頑強障礙——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進化的這個時刻，這樣一種發展（即在這些國家以資本主義方式來發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

美國認為中國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太慢

克林頓總統於1998年6月底到中國去，為中國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說明了他的條件。克林頓政府一直在要求中國更快速地移除讓美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中投資的一切障礙。

美國帝國主義目前的要求可歸納為兩點：一、更快速地拆去中國的國有基本工業；二、中國必須對國內外的產品、對美國及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結束它的大部份仍然是未經觸動的中央政府控制。

儘管這個斯大林主義政府準備慢慢地滿足這些要求，克林頓卻不顧一切地要它走得更快——而且當然要它在規劃中的、帝國主義接管中國經濟的最好部份的時候把首位預留給美國公司。

（那就是資本主義傳媒獨佔關於美國要求「中國停止違反人權」這種宣傳的真諦。美國帝國主義者在越南、古巴和伊拉克——這裡只舉出太多受其害的國家中的三個——之違反人權是太出名了，難道認真的人真會相信他們要「保衛」中國的人權嗎？）

（美國資本主義也是以世界上從以色列到非洲、亞洲、中南美洲、甚至美國本土最壞、最血腥的人權違反者的主要保護人出名。）

而且，使中國統治集體的不牢靠的地位達到最高點，他們正以極大的恐慌觀察亞洲崩潰的經濟。他們看到，日本和太平洋周邊的國家正以貶值的貨幣和更廉價的輸出品，不但使整個世界市場不穩定，而且大大地削弱他們的輸出。

（中國威脅要貶值人民幣，迫使美國和日本支撐日元，至少直至克林頓訪華以後。）

再者，中國的政府，懷著嚴重的預感，觀看帝國主義怎樣通過它的貿易、貸款機構把「緊縮措施」強加給世界的依賴國家。

它看到國際貨幣基金會怎樣毫無顧慮地迫使印尼把嚴苛的緊縮措施，強加給該國極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低下中產階級。它也看到那件事情怎樣導向一種「社會不安定」，迫使那個專以屠殺來鎮壓人民的蘇哈托獨裁者退位。

最後一點是，中國的統治集體知道，印尼的「社會不安定」只是暫停而已，所以，群眾們在獲到了某種程度的自由以後，會評估這個新局面，當他們明白「新」政府不能也不會結束他們的痛苦的時候，另一個更廣大的暴動一定會發生的。

因此，中國斯大林主義復辟主義政權雖然想達成協議，它還是很怕太快地把太多人趕離他們的工作。他們完全了解，資本主義傳媒所稱的那個「社會不定安」，正在蠢蠢欲動，正在他們自己的鎮壓政權的蓋子下，積累著爆發的壓力。

1998年6月22日的《紐約時報》展示了美國統治階級的看法：

中國對於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所必需的經濟改變還沒有準備就緒……，雖然希望成為這個全球貿易團體的會員國曾經是中國領導人們的政治目標……。

在一個大部份仍然是國管的官僚經濟中，有些部門和工業不但擔憂國內境況不佳的工業過早暴露給外國的競爭，而且擔憂國營的商品貿易商（2）和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服務部門的獨佔地位會完結。

該報較早前（6月17日）的一篇報導日本下降的幣值——這使它的輸出品更便宜，因而傷害到中國的輸出——的文章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減慢意味著失業的劇增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不安定的可能性。」

這份美國資本主義的主要喉舌埋怨說：「中國與大多數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主要不同是，它的貨幣不是完全可兌換的，因此不容易受到投機性的攻擊。」（3）

所以，中國的貨幣是否貶值，不是要看投機者，而是在於它的政府的決定。因此，中國這邊也有力量，克林頓也必須作出讓步。

因此，據報導，克林頓必須在訪問中國時，試圖說服主人「抵拒任何要它貶值的誘惑」。

1998年6月28日的《紐約時報》引用了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C.Fred Bergsten的警告：「中國一定要守住這個堡壘。如果守不住，如果〔阻擋全球貨幣混亂的〕強大中心垮掉的話，馬上就會一片混亂。」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對它的貨幣以及對它整個經濟的還遺留著的控制，以及最終地中國對其所有內部事務的政治控制，不是讓位給帝國主義的要求，就是讓位給中國工農的革命要求。

蛻化中工人國家的綜合革命

不管朝向資本主義的「進步」有多大，快將來到的全球經濟危機將會摧毀這些混合社會。國有工業、國有集體農場受危機的影響可能會最小，而且更能夠保持生產——因此證明它們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國有的優越性。

官僚管理及其貴族層，因為早已被人看不起，就會開始自動變弱，因此會比較容易被推翻。被偷盜的國家財產將會傾向於再度被受苦難的工、農業工人所沒收。

緊急援助這些經濟，即使在目前，也是超出資本主義世界的負擔。到了全球資本主義發生一次崩潰的時候，祈求帝國主義來緊急援助這些或任何其他國家，更是不可想像的。

唯一的力量，能夠阻擋反對官僚——資本家及來自受過教育的小資產階級的混合政權的一次綜合革命的，可能會是帝國主義的軍隊。

但是，進行這樣一種反革命干涉到底需要多大的帝國主義兵力，是難以想像的——不過其規模一定會在越南、其他殖民地國家或前南斯拉夫所需要的大得很多。

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世界帝國主義之把北約組織深深地擴張到俄羅斯近鄰的前蘇聯集團國家，就是準備讓它的軍事力量去鎮壓將來必然會興起的綜合社會、政治革命。

但是，美國、歐洲軍事力量企圖在起義的前蘇聯集團國家重新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可能會面對極大的潛在地革命的力量。再者，僅僅因為革命起義而派遣軍隊去鎮壓，首先就會引起幾乎是全球的反干涉運動，也許甚至在開始開槍以前就會發生。

把不斷革命的邏輯推衍到它的終極的結論，北約的軍隊，也許終極地會被派遣去鎮壓世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的起義。

在帝國主義世界的各地，革命工人與侵佔部隊之間的親善，會難以防止，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要比在亞洲、非洲小得多，更不必說階級團結這種社會本能的革命影響力了。

最後分析起來，世界資本主義前途暗淡的程度，在帝國主義心臟地帶，不比在東歐、亞洲、非洲少些。危機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不解決無產階級領導危機的問題，最有利的革命時機也將會失掉的。如果那情況發生的話，歷史將會進入一個可怕的資本主義野蠻主義時期。如果它不是被燒成核子炭渣或者被輻射塵所破壞的話。

但是歷史有另一條道路能夠走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第四國際是1938年由托洛茨基創立來實行將近一個世紀前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開始的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鬥爭的。它的建黨的綱領文件，《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綱領》，奠定了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主觀和客觀的因素，它由《過渡綱領》的開頭幾句簡潔地總結如下：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種歷史性的危機。

「無產階級革命之經濟的先決條件，一般的已達到了資本主義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人類的生產力停滯不前。新的發明與改革已無從提高物質財富的水準。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恐慌的條件之下，行情性的經濟恐慌嫁給群眾的剝奪和痛苦更其沉重。而不斷增長的失業反過來又加深國家的財政恐慌，且破壞不穩定的通貨制度。民主政制與法西斯政制一樣，狼狽地從一個破產走到另一個破產。」

沒有群眾性的世界革命工人黨，社會主義革命及它的充分興旺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才能挽救人類。

註：

（1）見Walnut出版社的卡斯特羅1962年3月26日演說詞的小冊子《菲德爾．卡斯特羅譴責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2）「國營的商品貿易商」是指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仍然餘留的、雖然已被減弱的成果之一——國家對外貿的壟斷。

（3）這代表他們的的資本主義革命的另一個仍然餘留的成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