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尋求一個「強國」

                        喀魯克

 


    自由經濟領導我們到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呢?市場本身不是萬應藥。前總統葉利欽在1997年招待《Ressiishie Vestic》報記者時說:「我們必須增強我們國家的作用。」

    同樣的主題曾在最近被指定為繼任人的普京繼續強調:「對俄羅斯來說,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反常的。相反地,它是秩序的保證和根源,是全部改革的指引者和主要力量。」

    西方的傳媒曾把普京的強調理解為:恢復一個強大的國家就意味著回到反西方的冷戰和早期的俄羅斯歷史。俄羅斯對西方批評她在車臣的戰爭反應冷淡,被引用為反西方主義復甦的一個例子。

    但是這個解釋矢不中的。如上所提出的葉利欽語錄,強調國家更強大的作用,在時間上早於普京登上政治舞台前好幾年。此外,轉向一個強大國家是出於經濟結果的考慮,不是與西方關係的問題。

   貧困不平等和「荒地」的經濟

    俄羅斯所謂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是從1991年開始搞的。雖然在蘇維埃體系經濟垮台之前,私人企業已經重新出現——到八十年代中期計它有10%勞動力達到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僅只一小撮知識分子,甚至只有限地把握到市場經濟的本質。

    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觀念,就是過分簡單化的思想,降低國家的作用到最小限度,對私人企業棄掉束縛開放經濟。這同八十年代同仍然佔優勢的撒切爾夫人——里根經濟政策的正統觀念是相一致的。

    對千百萬的俄羅斯人來說,追求這樣的一個經濟戰略,證明是十足的災難。

    單只在1992第一年——整整一年的經濟改革——實際的工資降低超過三分之一,平均個人消費額下降到40%,通貨膨脹達到2,500%,而將近三分之一人口跌到官方貧困線以下。到1995年末的工資,只是1990年所得的一半,而國家的養老金低於政府規定的貧困線以下30%。

    在1991年到1994年之間,死亡率增加到25%,嬰兒的死亡率增加近15%,自殺率差不多一倍,平均壽命從63歲降到57歲。在西方曾經有效地消滅的傳染病,突然重新出現,並遍及俄羅斯。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料想的經濟穩定是短命的。1998年8月俄羅斯政府不履行她的債務,讓盧布自由降落。

    在四個月之內,盧布對美元的價值已損失三分之二。從1998年8月到1999年春季,真實的工資降低40%,失業記錄增加到大約30%,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率急升至近40%。

    大量的不平等事實在俄羅斯社會曝光,甚至比曾經在斯大林主義下曾經存在過的還更多。當時幾乎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享有西歐的生活水準,20%的人口享有國家收入的50%的財富,當時的股票達到最低點,有20%從10%降到6%。在俄羅斯,社會不平等很快像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那樣大。

    在俄羅斯內部,貧窮和不平等迅猛擴大,並不意味著在20世紀九十年代嘗試過渡到資本主義已經失敗。貧窮和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但是事實上九十年代的經濟政策是摧毀——雖然並不全部地——斯大林主義支配下的經濟結構,在重新安置他們使之起到資本主義的功能方面失敗了。正像塞恩。古斯塔夫遜在《俄羅斯式的資本主義》對1998年失敗的評論所表述的那樣:

    「『八月的失敗』明白表示出在強烈的解除痛苦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經濟被證明是試譣的時候,是多麼易於扭曲和損壞的。它顯示俄羅斯的過渡到貨幣基礎經濟和一個國家市場,仍然僅僅是部份的……因為『八月失敗』戲劇性地顯示這個經濟仍是一個無人地帶(或荒地),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實即指斯大林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

             私有化

    俄羅斯「無人的地帶」經濟形成於九十年代的過程中,表面上有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的裝飾品,但沒有資本主義的實質,這樣的三個樣版是:私有化、銀行系統和股票市場。

    假想的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是引進大規模的國家工業私有化。1992年到1996年之間,國有公司從205,000家減少到91,000家,作為比較:西方國家實行私有化計劃一年裡出售不到兩百家公司。

    在私有化的第一階段(1992-1995),公司實際上是被放棄了:俄羅斯公民被發給憑單(大約值30美元),這些憑單可以在任何私營公司交換股票。在第二階段(1995-1998年),20,000家最大的和最有價值的國有資產以最便宜的價格賣給新寡頭政治成員與右派的和政治有聯繫的成員。

    兩個階段的私有化的共同點是他們做不到提高資金投資到新的私營企業中去,正如一個俄羅斯經濟學家所表達的:「我們以兔子的價格賣了一群象,而現在新的擁有階級正試圖以一天一個胡蘿蔔的價格來飼養它們。」

    按理說,私有化企業不再需要迎合由國家集中安排的「計劃」生產指標了。但與此同時,對於市場經濟的運轉,絕少的經理認真地嘗試去適應他們的公司。

    約瑟夫。巴拉茨寫的《克里姆林宮資本主義:使俄羅斯經濟利己主義化》衡量私有化企業的變革,拿69個「改組的活動」項目的等級來較量,平均分是20分,而且沒有公司得分高過41分,大部份的變革是短期的,而且只裝裝門面。大多數的經理仍關注於國家的干預,諸如在他們的企業中對於問題的解決辦法等。

    此外,就是工業生產的地位,對於貨幣的滲透,大多數仍然保留抵制的態度。大約70%的工業處理普遍地進行易貨貿易來安排或者發行期票(vekselia)。工資是延遲付給的,要不就常常以貨代款,而不支付現金。

    這個所謂「現實主義的經濟」是在易貨貿易和憑單的基礎上運作的,仍然約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25%,它不是官控經濟,但它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起作用。

              金融

    在新的私有化工業裡投資,還不能從九十年代期間在俄羅斯像雨後春筍般的私人銀行里唾手可得。到1997年,有1,600家私有銀行,但它們當中的60%每家有不到一億美元的資本,而他們當中90%有資本低於三億美元。它們的規模不僅小於西方銀行,它們的經濟活動性質也不相同。

    俄羅斯銀行不嘗試通過投資和公司的的改組去推進工業和經濟的增長,一個莫斯科為基地的銀行在1997年的調查揭露:他們的貸款只有1%以上有一年多的期限,而實際上他們的貸款在工業方面沒有財政的投資方案,而大多數的銀行卻傾其全力去搞快速利潤。

    在九十年代,這是不難的。銀行以低利盧布存款兌換美元,以高利率的美元借給籌措短期商品出口、兌回美元、換取盧布、並且大量地歸還無價值的盧布給存款的帳戶。

    九十年代中期,當通貨膨脹下降,銀行就炒政府債券票據以賺大錢。為了籌措它的虧損資金,政府發行三個月和六個月的高息債券票據。這些債券兼備高回報、低風險——直到政府拖欠它的債務到1998年夏季才償還。

            股票市場

    在全面資本主義的西方,俄羅斯銀行已經是——而且仍然很時常是——一個「真實的東西」的軟弱的模仿者。同樣地具有真實性的俄羅斯股票市場,卻不斷地失敗於資金的吸收,並把它們派上最好的用場(以資本主義的條件來說)。

    小規模的俄羅斯證券交易主要地用私有化憑證的形式,開始於1992年,ROS指數(第一個俄羅斯股票指數)在1994年開始為116點,到1994年九月達到1,706點,但到下一年1月它暴跌到600點。

    1996年3月,RTS指數(它代替了ROS指數)降落到最低的66點。往後的18個月有了穩定的回升,到1994年10月,RTS的指數達到571點,但接著股票市場再次回跌,到1998年7月,它滯留在134點,到10月,在政府的違約和貶值的災難性後果期間,它暴跌到34點。

    俄羅斯股票市場的弱點遍及整個九十年代,根源在許多因素的結合。

    正當的管理和控制的缺乏,方便了詐騙行為。一些外國投資者發現,他們給不存在的公司付給了大量獎金。另一些人,他們所買的不是股票證券,而是往後要買證券的預約合同。

    政治的和經濟的不穩定使投資失去信心,尤其是海外的投資。在俄羅斯潛在的小投資者寧可儲存美元而不願去冒俄羅斯的安全風險,尤其是在1994年股票暴跌之後,至於私人銀行,已如上面所述的,與其玩股票,毋寧去找有利可圖的活動。

    經濟學教科書描繪一個股票市場像「一個關於公司行為的資本和市場訊息來源的流通器」。俄羅斯股票市場實現的並不是這些作用,而從前甚至比後來的作用更少。它具有一個資本主義中央協會的名稱,但卻不實現協會的作用。

           財富的積累

    一小部份俄羅斯人在九十年代的歷程中致富,尤其在這十年的早期。但是那種積累財富的方式,並不給前進中的資本主義發展作為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部份提供基礎。

    私有財富是在三個交迭的浪潮中積累起來的,它們的根源,在於國家結構和國家作用的削弱。

    第一階段,把一個獨立的俄羅斯突然事件的同期事先確定,是由於對對外貿易調動國家的壟斷權而激發起來的,壟斷權是在物價由國家津貼、但仍不自然地維持在低水平的時候被刮走的。

    任何人都可以以受控制的國內價格獲得像油、鋼鐵或者珍貴的寶石某商品,然後以國際市場的價格向海外銷售,能夠在一夜之間或多或少地致富起來。共產黨的官僚、犯罪分子和任何人,都可以打這個主意去賺得一筆大錢。

    第二階段就是以金融投機為依據。九十年代的頭幾年是一個火箭式的通貨膨脹。在1991年和1995年之間,物價增長約10,000倍,任何人都可以能夠便宜地借到錢,並且迅速地把它變成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掙到錢財。

    在出口資金賺來的錢比金融業大得多(如上所述,貨幣投機在九十年代早期是俄羅斯銀行的主要來源)。政客們也靠這個方法來發財,他們從城市和地方的預算中把錢借給銀行,然後為他們汲取利潤。

    第三階段是私有化計劃,如上所述要點,國家資產被放棄(憑單私有化計劃),或者在往後的幾年,賤價出售國家資產。

    在前一種情況中,企業以賤價從持有者手中買到憑證;在後一種情況中,企業以平價直接從國家買進。企業中的許多單位就這樣全部買進,接著就成為被奪走資產的受害者。

    所有三個階段的共同點是:財富的積累是通過投機迅速致富的方式。它不包含生產能力的投資、生產的利潤。那些投資和利潤,當時是為一個更進一步圍繞著主要的補助價格(政府以各種補助形式維持商品價格——譯者註)提供的基礎。

    此外,這三個階段的財富積累實質上是一次過的機會。國家控制的國內價格的取銷;在出口投機事業方面猛砍利潤的界限。這個時期末的超通貨膨脹,結束了由貨幣投機而來的旋風利潤。而從前國家經營的企業,到九十年代結束,大部份都已被賣光了。

    這就是說,九十年代早期財富積累的主要途徑,到十年結束時大部份已不存在,但鋪下的基礎,沒有起到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

           國家的弱點

    葉利欽統治下的俄羅斯國家的經濟任務基本上是否定的。它刮掉了主導經濟的結構(國有化工業、控制價格、國家壟斷、蘇維埃立法),接著就指望「自由市場」來重建俄羅斯經濟。

    但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大眾貧困,基本機能喪失和充滿罪行的經濟。俄羅斯經濟當然要停止成為國家指令的經濟,但沒有真正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

    九十年代自始至終國家缺乏意志和能力兩者,更果斷地對經濟和嘗試對國家的經濟調整給予方向性的干預。

    跟隨著西方的自由市場「專家」的勸告,它關注著對一個健全的經濟的原則進行相反的干預。此外,政府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各自的宗派,就是他們自己,就近方便於靠「自由市場改革」的迅速致富機會發了財。

    因此,很少有人,或者沒有人試圖管理國家的金融和股票市場,那些在上面已描述過了。甚至在嘗試要去管理的地方,也沒有執行的機構。而且沒有人企圖去保護國家資產,使之免受利己主義者的掠奪,那時候,政客們自己也參與搶奪。

    但是,這個接著發生的經濟混亂,在國家干涉能力方面也受了損害,縱令它有這個意願去那麼做,對於貧困的形成,國家本身跌落為犧牲者,這又加強了它的全部弱點。

    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44%納入國家稅收,到1998年官方的數字已降到29%。但這不是全部的情況。大約40%的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是非官方經濟生產的,因此並沒有記錄在官方的統計資料中。而官方的國內生產總值本身,自從1990年以來,大致下降了一半,在九十年代這個過程,國家的稅收大約降低到75%。

    逃稅——這個資本主義的弄虛作假的方式,假計劃,假產量統計,那些主要是對斯大林主義支配的經濟——九十年代,自始至終猖狂蔓延。登記的俄羅斯商業只偶然地交稅,而30%根本不納稅,不登記的商業(擔負40%的國內總產值)也照樣不納稅。

    九十年代期間國家收入的暴跌,國家的支出也就不可避免地暴跌,貨幣的真實價值任由它更遠遠地落後於通貨膨脹,國家僱員的工資,在真實的費用方面也同樣降低了,工資的增加是不規則的。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這是不必要的一件壞事。

    但另一方面,在國家支出衰退,與要求建立一個健康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工業和農業的投資也衰退了。同時軍隊、警察和稅收官僚就成為嚴重的儲備不足的犧牲者。

    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如恩格斯所闡明的,是作為一個整體代表統治階級去管理的。九十年代的俄羅斯國家太過軟弱而不能執行它的任務。它不是統轄一個改組的經濟,而是一個崩解的經濟。它能夠埋葬官僚經濟的屍體,但不能復活資本主義。

            兩者擇一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像塞恩.古斯塔夫遜那樣,認為在俄羅斯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失敗的根源,在於前蘇聯國家的軟弱:

    「這個民族國家開始為財產的私有化和市場的興起打開了道路,其弱點,是由於它妨礙市場經濟在一個健全的基礎上發展。……」

    「俄羅斯的第一個前蘇維埃的十年經驗曾經是生氣勃勃,值得人回憶的,那時沒有強大的市場經濟,沒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它是創造一個單一市場空間與單一國家貨幣的強國。它是這樣的強國,對財產權和全國提供基本的保護,實施企業管理,並主張競賽,和補償市場的缺陷。……

    普京和他的政治同盟者作出同樣的分析:「政治的和經濟的混亂刻劃了葉利欽年代指令經濟的崩潰,在這個混亂之後,新的俄羅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是一個時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穩定。

    而領導這樣的穩定的機構,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社會主義者對於在俄羅斯創造一個強國不感興趣。

    普京的強調一個強國的角色,不是回復到蘇維埃式的政治(這種政治無論如何與社會主義沒有共同點),而是嘗試去為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出現,創造一個穩定的政治架構。

    在幾十年的斯大林主義的分化和鎮壓之後,俄羅斯的工人運動仍然虛弱,普京是一個差不多像葉利欽那樣的敵人。對於普京每一個成功,或者在車臣的戰爭,或者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將是一個倒退。

    (柳真譯自《工人自由》2000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