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歷史學家看來，20世紀是西方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個世紀；是戰爭與屠殺的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暴力的世紀。

20世紀的歷史，是規模最大的野蠻史。幾千萬人在兩次大戰中死掉，在納粹集中營死掉，在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群島死掉，在越戰、在橫掃非洲、高加索、中美洲和巴爾幹半島的內戰中死掉。歷史學家之間或許要爭辯，20世紀在絕對的幅度上是否最為暴力的一個世紀。

但其中最為可惜的卻是，20世紀雖是人類史上物質上最豐盛的一個世紀，應該能讓每個人過上更為美好的生活，本來可以不患飢餓、不患病痛。廣泛的機械化令人類有機會脫離擔負了上萬年的苦役。可是，在這個世紀裡，人們看到技術被用作空前大規模的殺戮等等滅絕人性的兇殘行動。

活在1890年代的人，不曾想過事情會是這樣。對進步的崇拜掛帥，甚至也影響到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從伯恩斯坦與羅莎．盧森堡就改良還是革命所進行的大辯論裡，可見一斑。

伯恩斯坦相信，由資本主義驅動的技術革命，將會令人類生活有改善，以致令資本主義自動轉變為社會主義。

盧森堡把伯恩斯坦之認為危機和戰爭已經成為過去的這種見解駁得體無完膚，但她亦要俟至第一次大戰降臨歐洲，才回到恩格斯首先提出的公式：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恩格斯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階級鬥爭在一個社會之內臨界到某一點，新的階級要是不能取得勝到，文明便會退回到野蠻主義。

所謂「野蠻主義」，是指文明的基本運作——文學、文化、改善生活水準——將受到破壞，屆時，社會將如羅馬帝國之崩潰而倒退。

可是20世紀也不光是人民受難的歷史。20世紀也是人民回擊的歷史。

在20世紀裡，資本主義真真正正的成為一個全球的制度。在20世紀伊始，全世界約有10億人口，而其中在工業工作的人約有5千萬至1億人不等，世界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到了20世紀末，全球人口約60億，其中約有20億人是工人。各國人民依賴通過市場購買衣食住行所需。

要把20世紀的歷史看成是戰爭和經濟危機史並不難，但是統治階級用以發動戰爭、發動工業化及全球化的資源，又是來自哪裡的呢？

在20世紀的初期，這些資源主要是來自於對農民的剝削；而現在，則主要來自對世界各地的受薪勞工。所以，人們需要放眼在勞工和資本之間的階級鬥爭，才能理解全球制度。

從最基本來說，要問：為什麼資本家要發動戰爭？他們是為了利潤而發動戰爭。利潤來自於對勞動的剝削。驅使資本家投到戰爭的程度，視乎對勞動剝削的邏輯。不過，工人的反應，也是這個制度的動力之一。

20世紀的重要時刻，就是工人為了爭取較佳生活而進行的鬥爭導至為大型衝突的關鍵時刻。這些衝突，就為下一個時期的發展奠定基礎。

因而，從1910-1914年，在嶄新的大型產業間發生有鬥爭的浪潮——在美國，有「麵包與玫瑰」的罷工潮；在法國、德國、英國，以至俄國，都有廣泛的罷工浪潮和人民興起。但工人的興起屈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去了。

接著，在1917年俄國革命裡，鬥爭捲土重來；接踵而至的，是兩大帝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於1918年在大規模的工人鬥爭當前崩潰了。

在1920年的意大利，鬥爭高漲。鬥爭的浪潮蔓延至1926年的英國，發生大量佔領工廠和總罷工。

在德國，發生了1923的革命失敗。就是這宗事件，才能讓人理解希特拉在1933年獲得政權的土壤。

若把上述種種鬥爭從歷史中抹掉，那麼歷史就會教人費解。

這也是失望的歷史，意味到經濟衰落。在大衰退時代，產生工人此起彼落的大型抗爭——1931年、1934年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法國的佔領工廠，及1934-1937年首次在美國興起的群眾性工會主義。

工人群眾的實況，不僅是工人狀況史的關鍵，也是20世紀史的關鍵。這個階級在30年前、50年前，以至80年前已經顯示出它對資本出擊的能力；並且，在俄國這個重要例子中，顯示出它能從資本的手中奪過對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的控制權。

在其他事例裡——1920年的意大利、1936年的法國、1956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蔔牙和1980年的波蘭——工人階級令統治階級陷入恐慌。

就在20世紀之末，我們面臨有兩種選擇。歷史學家艾力．霍布斯鮑在《極端時代》中精警的把這兩種選擇排列開來：「我們活著的世界，被資本主義發展中龐大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進程所俘擄，連根拔起，顛倒錯置……未來不會是過去的延續；有徵兆顯示，我們已臨至歷史的一個危機點。由科技經濟引動的力量，已足以把生態環境破壞，也就是說，把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破壞……人類若要有一個可識辨的未來，便不能讓過去和現在延長下去……失敗的代價，也就是說，無法為改變社會而找出另類出路的代價，將會是黑暗。」

霍布斯鮑提出了診斷，可是卻無提出療法。對於工人之作為一個階級，在20世紀裡一再提出另類的出路——雖然這個另類出路又往往被盜竊去——霍布斯鮑並沒有掌握得到。這便是20世紀的歷史：人民忽然開始感到自己的力量，看到改變的可能性。

過去20年這段時期，可被看為「工人權力偏斜」的時期。新冒起的工人鬥爭令許多重要國家震撼不已。在1979年，石油工人登上鬥爭場地，把伊朗沙哈王朝推翻。1980-81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把晚期斯大林派國家的極權偽裝剌破。1995年在法國，是工人把保守的政府震撼，是工人令國會得到空前的多數，是工人的鬥爭令法國——及整個歐洲——的政治從此改觀。

可是，工人在這些事件裡俱不是受惠人。

在伊朗，得益者是團聚在霍梅尼周圍的資產階級。在東歐，得益者是那些跑到市場及他們自己那套版本的資本主義民主的舊有統治階級。在法國，受惠者是若斯潘重復生機的社會民主主義。

工人部署的權力是真實不虛的，但弱點在於意識形態方面。

新階級的發展，是在舊有統治階級操縱下的社會原有的思想和價值系統之內進行的。唯有處身其間的條件把他們驅上鬥爭之路，他們才能在鬥爭中發展出嶄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但即使這樣，他們也不會即時地，或全體一致地同時摒棄舊有的方式。這當中有「覺悟的衝突」。

階級中清晰地看到該怎麼辦的部份，需要和仍然體現著舊有方式的那部份階級進行意識形態的爭辯。這便需要有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組織；這個革命組織看到工人是能夠對制度作出挑戰，並且在大衝突發生之前把工人爭取過來。

在21世紀的鬥爭裡，我們要為建立這樣的一個組織而戰鬥。

（史丹譯自2000年1月21日的《社會主義工人報》）

更正小啟

本刊總第198期刊登的《美國打「中共間諜」牌》一文，現經譯者覆查，發覺有以下兩處應予以改譯：

1.第13頁左排倒數第10行的「有許多高加索人」（Caucasian）應為「有許多白種人」；

2.同頁右排第19、20行的「加州技術研究中心」應為「加州理工學院」。

此外，總第199期連載的《資本主義垂死掙扎與無產階級領導層的危機》一文，漏植譯者周冀甌名字。特此一併向讀者、譯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