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旗幟》編者按：第塔．莎莉（Dita Sari）為了支持印度尼西亞血汗工廠工人的權利，經過三年的監禁之後，於99年7月3日釋放了。有關她的文章發表於8月11日澳大利亞報紙《綠色左翼周刊》。第塔．莎莉於8月中在澳大利亞作兩週的旅行。在美國，這篇文章被《勞工覺醒》（一個為勞工權利鬥爭服務的社團，反血汗工作的組織）高度地評價，而向它的支持者推荐這篇文章。〕

「在監獄之外最好的事情就是能夠在工人之中重新進行組織，他們是真正的激動人心的人。」當我們驅車向大都會雅加達警察局的時候，第塔說。

第二天，8月1日，「印度尼西亞勞工鬥爭民族陣線」（FNPBI）舉行一次公眾集會來展開他們的鬥爭。警察在最後的時刻，根據「在公共場所發表意見法」干預這次活動。

她說：「明天的宣告大會將有爪哇、蘇門答臘和蘇拉威西幾個城市的代表參加，我們要看看警察是否敢於驅散我們。」結果，警察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

印尼工人運動的新階段

自從第塔被釋以來，她就忙於幫助領導FNPBI，她是這個組織的主席。她認為印尼工人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而FNPBI是本地工人行動委員會的聯合陣線，那是未來的行業聯合同盟的雛形。

在8月1日幾百個工人的集會演講中，她說：在6到12個月當中，FNPBI本身將要改變為行業聯合會。「我們有了服裝紡織和鞋業聯合會的雛形，我們也在化學運輸部門有了組織。我們的組織在許多城市中起到重要的行動領導作用。最近在米丹、泗水和東爪哇也曾發生過重要的罷工，尤其在香煙部門。我們在泗水的基地只在最近才恢復活動，並取得良好的進步。最好的情況是工人們自己準備去鬥爭，尤其在他們緊迫的經濟需要方面。

工人們的熱忱

集會加強了第塔聲明中關於工人鬥爭的熱忱。在時間表開始之前一小時，雅加達中心的觀眾席上幾乎都滿座了。來自遍及全爪哇的工人，那天早上都搭上了接送的公共汽車，當時也有來自好幾個城市的代表，全都是青年，一半是婦女。

「我曾到過雅加達這裡的好幾個基層」，傍晚前第塔解釋說，「但是有許多組織者和基層我還未能會見過。明天將是一個好機會對更大的一部份會員講話。」

新的組織運動的展開持續約四個小時，並且有幾個精彩的場面，一個奇異的工人劇院的演出，以鬥爭的需要來鼓舞觀眾，取笑工廠老闆和管理人員。在差不多三十分鐘長的詩歌朗誦中，觀眾忍不住捧腹大笑，並大聲挑戰。一曲流動演唱運動的贊歌「流血的鬥爭」，使工人們站起來重申他們的贊同。

第塔開始她的演說是從闡明1994-1996年期間工人積極分子是怎樣組織印尼勞工鬥爭中心（PPBI）開始的，隨後又怎樣於1996年被鎮壓破壞的，那時候她作為PPBI的總書記而被捕。依格那提奧斯．普蘭諾沃（Ignatius Pranowo）現仍被監禁，PPBI的活動分子被軍隊追捕，著名的主要基層被恐嚇，龐大的反聯合的宣傳也產生了。

「因此，不得不採用新的方法來重建運動」，她說。「不論什麼地方，有工人抗議者都要建立本地的委員會，不論哪裡的工人都能夠更永久性地組織起來。我們不在PPBI的旗幟下鬥爭，只利用本地組織的旗幟。現在FNPBI能夠把許多這些本地小組織聯合起來，並幫助準備一個具有全國性前景的運動。」

現在的形勢

第塔概括了這個時期改革的形勢，堅持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自從蘇哈托被迫辭職以來，形勢有了轉變。在報上討論了許多事情。這在蘇哈托時期是不能在報上討論的。有許多新黨派成立了。甚至超過15個新的行業協會也成立了。你有抗議和示威的主張，可以通過社會來擴散……但是如果我們要問工人們得到了什麼具體利益？我們一定得出幾乎沒有得到什麼的結論。那是真實的。法律已經改變，允許行業聯會登記註冊可沒有比SPSI（由政府欽定和控制的工會）來得更方便。但是當我們要註冊時，就在路上遭遇到許多官僚設置的障礙。政府的政策有兩重性。在頂層宣佈改變了，但基層根本沒有變動。我們的活動分子仍然受恫嚇，和受老闆付錢的暴徒毒打。」

第塔肯定了許多工人的經驗。「『安全措施』和使用暴力仍然是我們每天在基層所見到的。他們要恫嚇我們，因此我們過於害怕而不敢成為積極分子。」在這一點上，第塔向其他協會的代表們（包括全印尼工人改革協會，繁榮印尼工人聯合會和印尼穆斯林行業聯會）呼籲，她說：「讓我們團結在一個單一的議事日程後面，結束這個恐怖和恫嚇，廢除軍隊的兩重作用。」

工人們需要繼續參議政治問題

再過幾天之後，第塔強調大的挑戰就是要提醒工人的運動需要參與政治問題。「1998年的大動亂把大部份工人忽視了。」她說，「我在監獄裡接到報告，極少數的工人參加大示威和在行動上反對獨裁。這就是為什麼FNPBI也在它的綱領中採取政治的要求。特別是要求廢除軍隊的政治角色。」

那是很清楚的，壓倒性多數的FNPBI工人在公眾的集會上完全支持這個政治綱領。但，第塔在她的演講中強調這一點：「工人鬥爭不只是為了提高工資、交通運輸津貼、月經假期等等，雖然這些都是重要的。工人的鬥爭也就是政治鬥爭。甚至在經濟基本條件取得勝利，我們也需要結束恐怖。軍隊長期以來一直都能在我們的全部鬥爭中加以阻撓，那就使我們難以同僱主取得公平的協議。工人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所有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

梅加瓦蒂不關心工人

第塔也談到需要把工人的福利放在國家的政治日程上：梅加瓦蒂在她最近的演說中提出她的政策，有關工人的事情她提過一次嗎？她問道。觀眾們大聲地喊，「沒有」。「但是誰投了梅加瓦蒂的票？她取得的地位應歸功於誰？第塔把這歸功於一般的工人和群眾。我們一定要要求印尼民主鬥爭黨（PDIP，梅加瓦蒂黨），對她的選民負責到底。我們把我們的綱領向前推進，任何新政府必須在它任期的第一百天內為工人們取得成就。」

但是要達到這些要求，第塔繼續闡明說，單獨戰鬥還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和學生、農民、市郊貧民攜手並進。」她又提到九十年代早期學生和工人聯合行動的歷史和學生怎樣成為FNPBI的積極分子。

為了改造，在運動的發展中，工人的力量將擔任戰略的角色，她解釋說：「你們必須維護這個組織，保護你們的領袖們。下到基層去，不要讓1996年PPBI事件重演。」

最後，她向觀眾呼籲繼續奮鬥，第塔轉回到基本的動力：結束勞動人民的苦難。「我被監禁三年剛釋放出來，那是痛苦的，被投入監獄是刺痛的。但是，我知道在監獄外有更多的痛苦，更多的傷害。工人萬歲！人民鬥爭萬歲！

「在與印尼和東帝汶的團結和行動方面，我宣佈第塔將要訪問澳大利亞，並且在那裡將對工人們演講，集會反對澳大利亞政府不公平的勞工法。」這個宣佈受到歡迎並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他們把社會變成監獄

第塔曾蹲過三個監獄。第一個是在泗水的曼丹監獄，當犯人暴動反對太多的苛捐雜稅時，這監獄被燒為平地，她被遷到馬蘭的一個小監獄。她說，「那是最糟糕的時期。」「我單獨地被囚禁，八個月不允許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當我被遷到雅加達唐格蘭格女監時，情況才稍為改善。但是監獄畢竟是監獄。在監獄要避免的事情，他們卻在監獄外面把社會本身變成監獄。」

（柳真譯自美國《勞工旗幟》99年9、10月號）